托尔斯泰的眼泪

余杰

    ①年轻的艺术家夏里亚宾跟友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一起去看望托尔斯泰。夏里亚宾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面对这样一位以其语言和思想令世人激奋的巨匠。以前我只是从画像上见过列夫·托尔斯泰，现在是活生生的本人。”以前，他从照片上得出的印象，托尔斯泰不仅是精神的巨人，而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宽肩阔背。但是，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却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托翁亲切随和地向他伸出手来，小伙子感到非常害羞。即使是比夏里亚宾年长的拉赫玛尼诺夫，也感到很紧张，双手冰凉，小声说：“如果让我演奏，真不知怎么办——我的手都冻僵了。”

    ②果然，托尔斯泰请拉赫玛尼诺夫弹一曲。夏里亚宾忐忑不安，看来自己也要被点将唱歌了。不出所料，托翁让两人一起表演歌曲《老伍士》。托翁恰好坐在他的对面，两手插在短衫的皮腰带里。夏里亚宾有时无意中把目光投向托翁，发现托翁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当夏里亚宾含着泪水唱出将被枪毙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回到家乡吧。托翁抽出手来擦去了流下的两滴眼泪。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 ·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你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断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选自余杰《托尔斯泰的眼泪》，有删节）

罗中立：天气正好 下地干活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画家罗中立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秘诀是什么？他说：“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

    1964年，罗中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回到大巴山生活了10年，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

    看到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通知后，罗中立再次去大巴山寻找灵感。大年三十的傍晚，他看到路边公共厕所前蹲着一个等着收粪的老农。那天阴雨绵绵，又湿又冷，老农却一动不动，表情麻木，似乎对举家团聚的传统佳节茫然不知。沉淀在脑海中的印记，仿佛被这张木然的脸庞突然揭开。他被自己的灵感刺激得难以自制，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冲朋友大喊：“我要画一幅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罗中立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1980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父亲》获得油画金奖。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

    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在卢浮宫，工作人员上班他就去，工作人员下班他才走，就这样整整临摹了3个月。在美第奇博物馆，罗中立连续3次去看伦勃朗的展览，去了就看伦勃朗的两幅肖像画。同样的肖像、同样的色调、同样的尺寸，一幅创作于1834年，一幅创作于1864年，时间跨度整整30年。很多人在这两幅画前一晃而过，罗中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正是这惨淡经营与重复“炒冷饭”的30年，造就了伦勃朗这位美术史上的巨匠。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10年办一次画展，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罗中立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

    50岁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感觉“一生的抱负突然被改变了”的罗中立，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地处西部的川美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条条框框少。“我受益于此，也有责任尽力营造和保持这样的环境。”罗中立说。

    2005年，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建成。除了200多间工作室，坦克库还有大的展示厅可以举办雕塑、装置、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行为艺术等大型活动。围绕坦克库建成的青年艺术家工作室群落，更成为“黄漂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家园。

    川美建立了常规性的学生展览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展览。学校鼓励每天兢兢业业守着学生的老师，也欢迎“北漂”、“海漂”的老师。

    已经成为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入选获奖作品之一的重庆大学城川美新校区，被视为罗中立在1000亩土地上创作的第二幅《父亲》。新校区保护原有的生态，保留原有的老院子，用原有的庄稼、梯田做校园绿化，请农民留下来照常放牛喂鱼种庄稼。在这个巨大的开放性教学空间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作品和成就都一目了然，便于不同年级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有利于校园文化的融合传承。新校区5万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艺术家驻留地和创作中心。

    他在新校区的大门内设计了一段波浪形道路。

（摘编自张国圣《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1909年9月21日，美国奥克兰市郊匹满高地的伍·吉·典梓农场。一架升降舵装设在飞机前部的鸭式布局轻型飞机在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由慢而快地滑行着升上天空。那个驾驶着简陋的飞机在10～15英尺之间的低空飞行了约半英里航程的年轻、挺拔的身影，犹如一道永恒的闪电，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天空上--冯如。

    中国航空之父，首位驾驶自制飞机上天的中国人。

    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这座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发达，冯如终其一生的对于机器和工业的迷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回家学习，研读各类科技书籍。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和学习，冯如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特别是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不但运输、移动方便，而且发电效率优良。他设计制造的抽水机、打椿机、发电机、无线电报机等轻便耐用，深得社会赞誉。

    1906年前后，有两件事情给冯如内心带来了强烈震撼。一是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自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世界载人动力飞行史的第一页。冯如萌生了效仿莱特兄弟试制飞机的念头。二是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特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1905年9月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竟规定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大连及附近海域转让给日本；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也交给日本所有。这件事情更使他坚定了研制飞机的决心。冯如为祖国的不幸痛苦不已，他的"机器梦"破灭了："是(指制造机器) 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从此，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思想，发誓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冯如勤奋学习、研究，先后从《美国科学》、《航空学》《航空器》和《昆虫式飞机》等当时著名的航空科学书刊上，搜集了大量制造飞机的技术资料。为了探索飞机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冯如通过观察飞鸟的飞行情况，领会到要制造一架能够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不但要有合理的外形，良好、稳定的操纵系统，而且要达到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的完满结合。

    经过充分观察研究之后，冯如选定以莱特式飞机为设计飞机的主要蓝本，同时参考花曼、寇蒂斯、伯里利奥等当时著名飞行家的飞机图形绘制成飞机结构施工图。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部件都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完成，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制成一个合规格的零部件。冯如的家人也屡屡催促他回国团聚，冯如复信婉言劝慰，并毅然宣布，"飞机不成，决不归国。"

    1909年9月21日傍晚，冯如驾驶着经过检验和更换了新车轮的飞机，冒着强风，在伍·吉·典梓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起飞。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机作椭圆形航线的绕空飞行，高度保持在10～15英尺之间。在未经试飞证实确属安全之前，冯如不打算冒太大的风险，进行更高的飞行。飞机飞行了一圈，航程约半英里。这表明这架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能够如意地进行操纵。冯如首次试飞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史的开端。

    1909年9月23日，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呼声报》等英文日报，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报导了冯如制造飞机及试飞成功的经过，大大地鼓舞了旅美华侨投资支持冯如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和兴趣。

相关链接：①冯如制造飞机和试飞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国内发生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想利用冯如为其建立航空部队，电召冯如归国，许以破格录用。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用他掌握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在美国经营航空事业，赚取大量金钱，但冯如毅然回国。②1912年8月5日，经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做第二次飞行表演。冯如意欲使飞机飞得更高，将两手所持之机关一抽，不意用力过猛，该机直上，头高尾低，冯如两足浮松，全身下坠，飞机亦即坠落。冯如头、胸、股各部均受重伤。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一代英豪，就此长眠，时年29岁。

唯灵魂不可征服

徐剑梅

    纳尔逊·曼德拉，是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父，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我们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受到最高程度和最大规模集体敬仰的人物。

    2013年7月18日是曼德拉95岁寿辰，但半年来已多次传出其病危的消息，人们为他祈祷，同时内心在逐渐接受他终将离去的事实。

    对曼德拉的赞颂汗牛充栋。对他自己，唯已故香港歌手黄家驹的《光辉岁月》最具直抵内心深处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歌声响起，纵不能再如年轻时那般心潮澎湃，眼底总有一点热意和泪意。据说，当年曼德拉请人将歌词译成英文，听罢潸然泪下。

    黄家驹1990年3月创作《光辉岁月》，当时曼德拉刚刚出狱一个月。从1962年8月再度被捕到1990年2月重获自由，从44岁到71岁，他服刑27年，被单独关在荒凉海岛监狱的一间狭小牢房里，屡遭看守虐待。因长时间在烈日下的采石场做苦工，他的眼睛从此受不了强光刺激。

    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时，他在法庭上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神情镇定——“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1990年2月，他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重获自由，态度甚至更加平静：“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他以善良和宽恕，作为新南非国家团结的黏合剂。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残留的躯壳亦能继续迎接光辉岁月。黄家驹的歌词仿佛神奇的预言。多数人一生的华彩乐章早早、草草终止于青壮年时代，但曼德拉不然，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72岁之前的年轮，不过是他的前半生。

    后半生里，曼德拉赢得1994年大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尽管被批评任内虽重视人民却忽视政策，但谁都不能否认他的功绩——主导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民族和解与政治转型，实现政治权力的稳定交接。他确无一双魔术之手，不能帮助国家和同胞立竿见影地摆脱贫困、犯罪和种种社会问题，但他对待权力的姿态和对制度的建设，保障了南非作为多种族、多部族共处的彩虹国度内部的持久和平。

上世纪90年代，是整个非洲大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选举大规模转轨的时代，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涌现的非洲领导人，鲜有主动挂冠求去者；而在多党制选举中上台的首批新生代领导人中，处心积虑再三谋求连任者比比皆是。曼德拉却是少数。1999年首个总统任期届满时，他若想连任易如反掌，但他果断宣布退休。这个愿意为信仰把牢底坐穿的人，不愿意为权力而多恋战一天。他用前半生证明了自己威武不能屈，又用后半生践行了富贵不能淫。世人趋之若鹜的权力名利，于他竟然如浮云。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在人性的光谱里，曼德拉一生所添颜色，何等绚烂，耀人眼目。

选自《国际先驱导报》

人物简介：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918.7.18~2013.12.5）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先后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曾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主席。于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是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

在任职总统前，曼德拉是积极的反种族隔离人士，同时也是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袖。当他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时，南非法院以密谋推翻政府等罪名将他定罪。依据判决，曼德拉在牢中服刑了27年。1990年出狱后，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自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来，曼德拉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赞许，包括从前的反对者。

曼德拉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