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骏：留下的都是梦

宋石男

    当宫崎骏讲述梦境的时候，就连废弃壁炉里的灰烬也会重燃。但就在9月初，这个72岁的白胡子老人、日本动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造梦师宣布不再造梦，隐退江湖——龙猫踯躅彷徨，狸猫放声痛哭，千与千寻返乡，移动城堡驻足，幽灵公主成绝响，世间再无风之谷。

    作为一个很出色的故事创作人，宫崎骏很自然地便能把心中的故事告诉大家，这种才华使他成为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导演，他的动画如同造梦，众多的幽灵，会走动的城堡，会飞的拖把、小人等等，像魔法一样令人欲罢不能。每个人的梦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把它讲出来，就像宫崎骏做到的那样。

    在许多人看来，宫崎骏的谢幕并不完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风起了》由梦幻叙事转向现实析述，冒犯甚至伤害了他的追随者。有评论人认为：“这是一个讲述明治维新以来，为了追赶西方而拼命富国强兵，结果国未富兵未强，破绽百出的故事。”媒体用“威尼斯电影节宫崎骏颗粒无收”一类的标题暗示这位动漫之神在退休之际已经跌下云端，却完全不顾他曾获奥斯卡动画长片奖并拒绝领奖的往事。事实上，宫崎骏压根儿就不在意名利场上的事情。不久前东京争取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宫崎骏被日本各界认为是制作东京奥运会宣传片的第一人选，但他直接回应说：“我不会为那些人制作影片。”

    事实上，《风起了》与以往的动画不同，没有魔法没有童话，而更像一个缓缓流淌着叙述的纪录片，但它美丽温暖矛盾悲哀并充溢着宫崎骏永远的主题——梦想。还记得崛越二郎的那句话，“我只是想设计出优美的飞机”。“这部电影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是宫崎骏对《风起了》的唯一解释，而这句话几乎可以适用于他的每一部作品。

    在全球动画界兴起用电脑作画的年代，宫崎骏坚持“老掉牙”的手绘方式。他的手绘，简单清新，适合回忆，就如枕头适合瞌睡、星空适合眼睛。水彩水粉的感觉用来描画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森林、田园，真是妙不可言，而晕染方式也很能烘托出饱含深情的色彩。记得看《红发安妮》，当安妮走过樱花林时，樱花如云，扑面而来，落英满地。虽然没有画出每一朵花，但层层叠叠的色彩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繁花似锦的景象，唯美得宛如梦境。

    清新之外，宫崎骏又总喜欢加上工业时代的痕迹。形形色色的飞行器、喘气的烟囱、炽热的锅炉……宫崎骏痛恨工业对自然、对习俗的破坏，骨子里却又摆脱不了工业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从事飞机制造方面的工作，他工作后也曾赴苏格兰等地煤矿参观，这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他不少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场景都有些西化，却用非常传统的水彩画来表现；而有些作品如《千与千寻》的场景是传统日本风格，却又似有油画的感觉。不论画法如何，总有一种情愫，让人怀旧思乡。

    在过去数十年里，站在乡村与山林，宫崎骏抵抗工业的侵略，意图保留那些固有的东西——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地理与生态，又随时准备接受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的宿命。宫崎骏曾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终有一天会毁在人类自己手中。在某种意义上，宫崎骏是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包括：对现实的强调，对技术手段的迷恋，政制对德性的垄断，自负理性对自然秩序的压倒性胜利，世俗自治对神灵的渎慢……宫崎骏大声反对这一切，却又身坠其中。

    除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宫崎骏的作品还传达出浓浓的人文关怀，首先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上。宫崎骏创作的影片背景的画风始终是清新浪漫的，总有一种能让人想要回归自然的感觉，尤其是影片中出现的天空背景，给人以广阔无垠的感觉，使人不禁生出一种遐想，似乎想要到那背景中去寻找远离城市污浊空气的清新，去感受自然之美。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动物植物之灵，则体现了众生平等敬畏自然之心。《幽灵公主》可以理解为由于森林的消失而引起的来自神的报复，《风之谷》意在说明人与自然是既斗争又共生的状态。但宫崎骏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有人与自身的关系，他的影片大都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那些积极的性格向人们暗示：在学习博爱与宽容的勇敢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会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千与千寻》胆小瘦弱却很有爱心的千寻，《风起了》“唯有努力试着生存”的崛越二郎，《悬崖上的金鱼姬》“生在这世上，真好”的波妞……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发自生命根源的真善美，展现出的人类顽强的生命热情与人性的自然流露，作者视之为人类存在的希望。

    如今，那些美好的作品他已经画完，那些美好的仗他也已经打完。现在，造梦大师谢幕，但梦不会谢幕。宫崎骏的离去，让每一个热爱他的孩子都感到酸楚，而这酸楚，在将来必定会融入回忆，与甜蜜合体。宫崎骏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如何想象未来，都要勇敢面对，凭着孩子时代的信念，凭着梦想出发的起点。最后，像他一样放手去梦吧，尽管梦有其伪装，有时也单调易碎，但它，犹如风吹着的童话，仍是这个世界美丽的惟一证明。

约翰·纳什：走出“囚徒困境”的指路人

包蕴涵

    5月23日，约翰·纳什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6岁，生前被广泛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此前，纳什才刚刚在挪威领受了阿贝尔奖。阿贝尔奖也可以称得上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以86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奖和阿贝尔奖双料得主，纳什的成就在晚年得到了世人充分的肯定。

    比起光彩夺目的青年时代、痛苦而波折的中年时代，纳什的晚年时代其实已经相当的平静和安详了。纳什的一生是曲折和传奇的。

    童年时代的纳什是一名奇才，而青年的纳什给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才华、奇特的怪癖和不掩饰的自大与野心，对于他的才能，有一封推荐信里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去评价：“这人是个天才。”

    1948年，在大师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学院，纳什如鱼得水并脱颖而出。是冯·诺依曼开创了经济博弈论，而被冯·诺依曼贬低过的纳什的思路却比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最终，他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并发展成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

    数学家哈罗德·库恩说：“我真心地认为，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而在前十位中，可能就会有他的均衡理论。”经济学家罗杰·迈尔森把纳什均衡比作“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

    20岁出头的纳什就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然而在他的理论蜚声国际、广受关注的时候，纳什却逐渐从数学界销声匿迹了。由于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纳什家庭和生活出现危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不知情的外人甚至以为他已经疯了或者死了。

    幸好，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下，纳什用理智、爱和时间战胜了病魔，经历了离婚与复婚，生活回到了常轨。而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以其经历为原型改编的影片《美丽心灵》上映后，这个长期以来“在普林斯顿里漫游的无家可归的无名氏”终于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跌宕起伏的经历，关于毁坏与拯救的故事成为了被病痛和灾厄折磨之人心中的希望。

    “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它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追求了一生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最终，我还是回到现实中，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纳什在诺贝尔奖颁奖感言中说道。

    在纳什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几十年，纳什均衡却被极大地关注和发展了。好的理论不可能寂寂无名。而现在，纳什虽然已故，博弈论却已成为人类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帮助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诸多领域。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参与人战略的这样一种组合：在这一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人的战略，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战略。换言之，构成纳什均衡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最优的。

    为什么纳什均衡是“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一个制度即使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如果它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仍然会持续存在。反之，一个制度即使听起来很好，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自觉遵守。因此制度需要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有效的帕累托最优只有通过纳什均衡才能实现。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如何通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

    只要谈到纳什均衡，即非合作博弈问题。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要讲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作为纳什均衡引出的一个最著名案例，“囚徒困境”揭示了博弈中双输的情境，直接挑战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在社会中，“囚徒困境”虽然普遍存在，但却不是不能破解的。为了破解当今种种社会问题、在改革走进“深水区”时仍将其良好地推进，让社会的成员走出“囚徒困境”、选择合作并达成纳什均衡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不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当下的中国，理解纳什均衡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现象、研究分析和制定社会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就出现了少量的翻译和著述，但1994年纳什和博弈论学家海萨尼和泽尔腾获得诺贝尔奖后，博弈论才迅速进入我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而如今，博弈论研究在我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纳什逝去之际，运用和发展他的理论是对他最好的祭奠。

（2015年第5期《半月谈》，有删改）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有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陈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千秋家国梦  百年翰墨韵

秋蕾

    蒋思豫先生在百岁时写下诗句以为纪念：“少年贫笈弃家乡，煮鹤焚琴六月霜。唾面自干腰不折，尘颜含笑看洛桑”。他还写有“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鼓作铜声”等联句。其诗其辞，也是老人百年人生，风骨铮铮的生动写照。

    1914年的春天，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渐呈燎原之势。宜兴和桥，秀美的江南古镇。蒋思豫，就出生在这里。蒋姓是宜兴的大姓，蒋思豫的祖辈显赫不凡。蒋思豫的父亲也是饱读诗书、精于书法。蒋思豫从小便酷爱书法，读小学时临摹柳公权的书法习作便已名列学校第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蒋思豫加入了救国行列，先后在武汉、太原等抗战前线工作，还曾与周恩来、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抗战期间，蒋思豫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并在《益世报》等担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亲身经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遇到日军飞机空袭，因为来不及躲避，两位同事被炸身亡，他们倒下的地方与蒋思豫只相距数米。那时候，蒋思豫的心中便存有一个和平与宁静的梦，哪怕完成这个梦要耗费一生，他也在所不惜、追求不止。战事紧迫，生命朝不保夕，蒋思豫依然挥毫不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

    当年在复旦学习期间，他非常景仰于右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成就，将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随身带了近十年，临习不断，立志端正书品，传承右公书法心得。蒋思豫的品行、书艺得到于右任的认可，经于右任外甥周伯敏的推荐，他有幸成为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1947年7月的一天，在南京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府邸中，33岁的蒋思豫恭恭敬敬地向这位著名的“当代草圣”，磕头行拜师礼。于先生忙拉他起身说：“行个鞠躬礼就行啦！”就这样，蒋思豫得到右公的悉心指导，并渐渐形成了朴茂厚实、简洁凝练、运转持重又大气磅礴的草书风格。

    1976年，蒋思豫回到夫人的故乡——宁波镇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这近40年的时光里，蒋思豫将对书法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书法为伴的宁静岁月，让老人感到无比幸福。他经常对子女们说：“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巨大精神财富，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决不能在吾辈手上中断。

    蒋思豫一生研习“于体”，其草书直追于公笔韵。他还写下洋洋万言的《论于右任标准草书》一至三论，为“于体”书法传承作出了理论贡献。他的篆隶各体，也均有不俗功力：篆书质朴凝练、格调高古；隶书结字工稳、平实古雅。胸襟的开阔与心气的平和，在老人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蒋思豫发挥毕生所学，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胡茂伟拜访蒋先生之前，先看到了蒋先生的一篇文章。蒋先生在文中批评了现在书风浮夸，书坛名家大师满天飞，都把自己捧得很高。书法进门容易深入难，要成名成家谈何容易，书法不是刘翔跑一百米栏，一下子就过去了，书法是马拉松，它要你用一辈子的精力去追求。“这应该是个超拔的长者，绝不会流俗。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关于蒋思豫老先生的印象，很有风骨，如同于体草而不乱，奇而中正的书风，个性卓然，而不失端直。”

    蒋思豫在艺术上认真计较，但为人处世上却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在镇海区的一个老小区巷子里，一间二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旧楼房，就是蒋思豫与夫人徐敏蕾的住所。家什是旧样子，墙面有些泛黄，门板十分轻薄，有一些房间仅用旧棉布当门帘。但眼前这两位老人的风采却让这间简陋狭小的屋子增添了活力与温馨。蒋思豫几乎足不出户，曾给自己立下四条誓言：一不参加任何书画组织；二不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三不收受学生；四不出书画册集。

    蒋思豫的人生在沧桑百年中历经坎坷，始终陪伴老先生的是他最钟爱的笔墨。唯有这件最珍贵的东西，没有在千般风雨中丢失。可以说，书法是蒋思豫一生的主调。

（节选自《宜兴日报》）

【相关链接】蒋思豫认为，目前书法界以丑、怪为革新，不问字源、字形自作“改良”，殊不知违悖书道，是一极大的陋弊。书法一门，要深研前人的法度，杜绝错字，别字。蒋思豫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甚至向权威挑战。十年前，北京的《团结报》副刊有个“大雅篇”的专栏题签，是启功先生的手笔。启老是当代书坛的领袖。可他那“雅”字的“牙”旁左撇回踢，牙的上面又分不清而变成了“稚”字。经年却无人提出疑义。蒋老为此提出矫误的意见，寄信于《团结报》责任编辑。不日收到了他们的致谢复函，并附五元钱的稿费。他们将启老的题字撤换，由北京名家萧劳先生重写正名。

（王宣民《蒋 思豫：百岁翰墨写春秋》）

冯士筰：符号数字皆诗情

    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的冯士筰，从小就刻苦好学。清华读书时，更是出了名的“苦行僧”。他大学的同窗好友孙文心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冯士筰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从图书馆或者教室回宿舍的。回来后，饿了还会抱着冰冷的窝窝头啃几口。1964年，他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物理海洋学家Munk大洋风生环流模型的基础上，找出该模型未考虑热盐因素的不足，建立了大洋风生——热盐环流模式。正当他准备发表关于这一模型的重要论文时，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冯士筰被关了牛棚，但幸运的是他和赫崇本先生关在了一起。白天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赫先生不仅会给他讲海洋科学的历史和前景，而且还鼓励他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冯士筰的心总是热乎乎的，对未来也充满着期盼。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国风暴潮研究起步了。冯士筰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接受了这一极有挑战性的课题。

    风暴潮是发生在海洋沿岸的一种严重自然灾害，一次大的风暴潮可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丧生，经济损失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我国是风暴潮高发国家之一，从历史资料看，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的风暴潮灾。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风暴潮的预报研究工作。而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初还对风暴潮理论和我国风暴潮的实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风暴潮研究在我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冯士筰的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没有资料、没有实践、没有理论。

    为了获得风暴潮的第一手资料，1970年冯士筰等人环绕渤海湾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渤海周围数省的4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其中的2000多公里完全是徒步跋涉的。他们走村串户向渔民、农民和盐民了解风暴潮的一般常识；走访当地政府、查阅当地县志，寻找有关记载；他们还反复到水利部门和验潮站搜集有关数据。冯士筰终于获得了国内第一批关于风暴潮灾害的珍贵资料。

    要从本质上认识和最终解决风暴潮，当然首先要探讨其机制，因为只有弄清风暴潮的发生机制，建立一定的模式，风暴潮预报预测才能科学准确。研究中冯士筰发现：在南方风暴潮多有强台风引起；而在北方，寒潮也能在渤海掀起风暴潮。虽同为风暴潮，但二者的动力源和引发机制并不尽相同。冯士筰的这一发现，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1975年，冯士筰及其合作者一连发表了数篇论文，系统论述了风暴潮的概念、理论和数值预报的力学模型，建立了独特的超浅海风暴潮理论。1982年，冯士筰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成《风暴潮导论》一书，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风暴潮的理论专著，它标志着我国对于风暴潮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风暴潮研究之林，也标志着冯士筰已经跨入我国一流物理海洋学家行列。

    1983年，冯士筰作为高级访问学者，飞抵美国旧金山，同美国相关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这次合作又使他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拉格朗日余流及长期物质输运。

    “拉格朗日余流”是当时学界最有争议的前沿课题之一。冯士筰和他的合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析了欧拉余流理论的缺陷，深入分析了拉格朗日余流和欧拉余流的本质差异，提出了一种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物质输运的理论模型，导出了一个全新的长期物质输运方程。该方程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回国后，冯士筰在对该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从根本上改造近海或河口环流传统理论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建立了以拉氏时均速度的最低阶——近似物质输运速度来体现浅海环流速度基本场的新理论框架，导出了浅海潮生——风生——热盐环流基本方程组，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长期的输运方程。此理论在中国陆架海环流研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冯士筰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近海污染物理自净、悬浮质输运、海洋环境预测和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海洋环境流体力学基础。

    工作之余，冯士筰是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冯士筰很爱作诗，这既是他陶冶性情的方式，也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心系大海连天碧，符号数字皆诗情”，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真实写照。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

    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 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