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殷嘱我重斯文

——记两弹元勋彭桓武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一布里斯班奖。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在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方面全面展开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地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相濡以沫究可哀

林贤治

    女主人太忙了。

    白天，她得外出买办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有客人来，便上街买菜，回来还得下厨。此外，还得抄写，校对，甚或派送稿子。如果说有闲，就打毛线衣，剪裁，缝纫。海婴是极顽皮的，又得常常哄他，陪他讲故事。待到鲁迅卧病，她就更忙了。每餐，亲手把小心选好的饭菜端上楼去，按时间给病人吃药，按时间探试体温，试过以后还要在医生发给的表格上填写度数。为了鲁迅能够静养，一般的客人都由她在楼下接待。还有书报信件之类，都要她亲自拆看，必要的时候就告诉鲁迅。家庭的许多琐事，一一要她照管，比如年老的保姆病了，需要请假；海婴脱了牙齿，需要看牙医之类。她简直成了一部每天都在磨损着而又从不停止运转的机器。她陷入大量的事务里了。

    她是一个刚毅的人，承受着沉重的家务，以及各种忧患，却没有一个亲属朋友可以分担。她也不需要分担。她把一切辛苦默默地吞在肚里，没有怨恨，没有倾吐，积蓄多了才化作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鲁迅深切地体会到许广平的那一份牺牲。平时，当他觉察到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她赶快休息，抱歉于自己的不断工作而没有多聚谈的机会。许广平临睡前，他每每赎罪似的陪坐几分钟。“我陪你抽一支烟好么？”“好的。”于是他便躺在旁边，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文坛情形，直到友朋往来，家中琐事。谈到高兴时，还会说：“我再抽一支烟好么？”同意了就更起劲地谈下去，直到许广平睡熟了，他才轻轻走开，回到写字桌跟前去。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赠予许广平。全诗是：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回首间，流露着内心的深深的感激。但是，两个人也不是没有隔膜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愈到了后来愈见隔膜，这才真正是“可哀”的。年龄的差异，师生的尊卑，生理上的病态与健康，都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女人，许广平对鲁迅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敬爱与同情。此中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病重时，她把纸烟听子从床边拿走，若想吸一根，则由她亲自付给。收电费的打门，她得赶快往楼下跑，生怕多打几下，惊了他的梦。

    她从原来五四新女性，学运领袖的立场，向中国传统女性回归。为了应付家务，她断笔，完完全全成为爱人和孩子的附庸。关心家庭多于社会，关心鲁迅的病体多于关心他的心灵，她倦于跟踪先生思想的发展，她甘于庸常。这在一个不断探索的思想战士看来，太遗憾了。

    这能怪她吗？你自己没有责任？事务的泥沼注定要淹没思想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一切家务全都搁在她的肩上呢？

    他一面渴求理解，一面又满足于孤独。感激，反抗，无奈，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大大小小的冷战，也就相应地循环出现。冷战是可怕的。有时候，只要许广平说了一句在他听来不以为然的话，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羊，躲到草地去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有一次夜晚过后，他就睡到黑暗的阳台地上，后来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这时他才爬起身来。

    “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事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

    “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许广平的答复。他或者会叹息着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这时，他会说：“这我知道。”

    冷战虽不可免，许广平和海婴毕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每到灾难降临，他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身份。他所以不愿意到异地疗养，固然有政治上、创作上的缘由，但也因为放不下家室之累。他说过：“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愿意承受这份负累。他是一个充满赎罪感的哲人，他比谁都更为清楚。

    人类的宿命，他无法超越。

(选自《人间鲁迅》，有删节)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也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当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着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着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百岁科界泰斗  一生赤子情怀

    1927年，年方14岁的张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学预科班。1933年12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无线电之父”的意大利人威廉·马可尼到交大访问，张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欢迎仪式的全过程。与大师面对面，极大地鼓舞了张煦，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宿舍里贴上了马可尼的大幅照片。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常年压着一张马可尼的标准照。与大师的一面之缘，成了他一生修身治学的精神支柱。

    1936年，年仅23岁的张煦带着优异的成绩和简单的行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通信工程学科。在美国求学的四年，张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工作，每天的学习和实习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在哈佛听课，他总是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一面专心听，一面认真记，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刻在心里。实验课上，他从来不肯仅仅照着书本演示一遍就完事，总是要亲自动手，边思考，边测试，直到对实验方法、测试仪器都充分了解和熟练掌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优秀的成绩。留美的学习和生活，不仅给张煦后来从事通信工程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High Thinking，Low Living（勤奋思考，简单生活）。

    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张煦怀着“祖国培养我，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回到抗战艰难时期的祖国。回国后，他就开始了通信科学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成为我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在他从事通信科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通信科技发生了重大演变。张煦顺应通信科技的发展潮流，始终站在世界通信科技发展的前沿，引领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他不失时机地更新教学内容，率先编写相应的中文教材，不断开拓科研新领域和出版新著，并乐此不疲地把通信学科中的新理论、新技术传送到工厂、企业，无偿地帮助相关行业培训人才，指导生产和研发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在学术上，张煦精益求精、不断探索，而生活上，他却十分简朴。一双老式中国布鞋、一身半旧中山装，这就是张煦几十年一贯的“行头”。即便是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之际，坐在江泽民主席身边合影的张煦，依然是这样的穿着。

    张煦对自己的生活克勤克俭，对学生却关怀备至。从90年代开始，他捐出自己的院士津贴和部分稿费收入，在电子工程系设立了“张煦奖学金”，资助贫困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有意思的是，奖学金设立之初曾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本科阶段不许谈恋爱，这在校园里传为趣谈。“多做贡献，少想享受”，这是张煦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学子的殷殷期望。

    年逾八旬，对别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在颐养天年，张煦却幽默地说自己“八十尚不老，犹可登讲台”，坚持继续为学生们上课。2005年，92岁的张煦还亲临学校的“饮水思源”BBS论坛，与学生们在线聊天，谆谆告诫青年学子好好学习、热爱祖国、建功立业。

（摘编自张文清《百岁科界泰斗，一生赤子情怀》）

【相关链接】①1978年11月，离开他心爱的母校已整整22年的张煦终于调回了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上任后，他大胆地作了几项重要决策。首先是将原来的“无线电系”改名为“电子工程系”。其次，尽快培养师资，培育科研力量。他一方面将基础比较好的青年骨干教师派出国外进修，另一方面着手自己培养研究生。（王延峰《百岁院士张煦：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

②1994年，已届八旬高龄的张煦出版了《信息高速公路》一书。半个世纪以来，张煦先后亲授近千名高级科研与教学人才，著述（译著）近900万字。荣膺诺贝尔奖的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高锟认为，张煦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被称为“中国通信界元勋”当之无愧。（张光武《百岁院士张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