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启君

    1875年，史怀哲生于德国一个家境优渥的牧师家中。父亲用旧外套给他改制过披风，他由于同伴没有便坚决不穿。买手套帽子，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30岁前，史怀哲拿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毕业后，母校邀他回校任教，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1904年秋的一个早上，史怀哲无意看到恶劣生存状况下的法属赤道非洲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招募前往服务的志愿者。他突然发现了自己要做什么。他为学医四处奔走，获得了旁听资格并允许参加考试。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教堂的牧师工作，他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8年艰辛，38岁的他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913年3月，史怀哲和妻子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开始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那时的非洲丛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人在房间缝隙的阳光下待几分钟，就高烧发病；一个人的帽子掉进水里，马上用上衣遮住头部，片刻就能让人患上日晒病昏过去，甚至迅速死亡。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麻风病、疥癣……虽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一种能让人昏睡不醒并猝死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史怀哲的丛林诊所一开始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由于效果显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周时间赶来看病。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朋友和教会中筹措的。筹款并不是件容易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或断然地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此后50年，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众多的麻烦并没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当地人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财物观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但史怀哲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达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而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史怀哲数十年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虽然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1945年1月14日，英德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80岁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史怀哲逝世。

(有删改)

洪业：季世^①儒者

【美】陈毓贤

    洪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谱名正继，学名业，号煨莲，煨莲谐音于他英文学名，是他二十三岁到美国留学时自己取的。

    洪业曾发表《失败者》一文。他从小经淘汰过程而成为“胜利者”，但他因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而深感野心与操守是对立的。他一生中好几次有机会可青云直上，大有作为，但每次都本能地往后退。

    一九二二年，司徒雷登到美国聘洪业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学助理教授。洪业答应在美国多留一年，帮助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为学校募款。每到一处，洪业便先演说，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等，解除一般美国人的误解。他讲完了，路思义便要求听众捐钱资助北京这新设的基督教大学（即燕京大学）．洪业笑说：

“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路思义是拉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一年半之间，二人募得两百万美元左右，作燕京大学建筑校舍之用。

    回国后，除教书外，洪业还致力于改进燕大图书馆。他深感燕大需要那么多基本参考书而没钱买，便多方募捐，燕大图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三十岁的洪业被任命为燕大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他深知燕京大学在国内大学间立足的资本是中文系，便把教中文的几个懵懂老师一块儿辞掉，重新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他定了规矩，学生成绩平均不够乙等的话，就得退学；实施第一年四百多个学生中有九十三个被迫退学。以后学生入学竞争非常激烈。

    洪业于一九二七年辞去文理科科长的职位，他说：“司徒雷登当然要留我，但我猜疑他心中一面也为我辞职而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在中国办事得变通一点。”

    司徒雷登也许对洪业的功劳不完全了解。一九五四年他写成自传，只提过洪业一次。燕京大学在洪业为教务长期间，从一间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摇身而为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一个机构，洪业功不可没。司徒雷登请胡适替他作序，胡适对洪业的功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②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自学校行政退下来的那短短十年中，学术著作的分量相当惊人。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幕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可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引得编幕处整理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独没有《尚书》，顾颉刚的《尚书通检》另由燕大出版。因为顾虽赞同编幕处的宗旨，但不愿意用洪业“引得”这两个字，也不喜欢洪业的“中国庋撷检字法”，但他用的是引得编幕处的人，体例也按照引得编幕处的惯例。

    洪业随时留意可栽培做历史工作的学生。据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回忆，他培养历史人才是很有计划的，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群具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家。翁独健是洪业发掘出的学生之一。洪业看他资质很好，便暗暗写信到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他到哈佛深造。当哈佛来电接洽时，洪业笑着把电报交给翁，翁不敢置信：

    “你为这件事奔走怎么一点都没让我知道呢？”

    “我恐怕事不成。”洪业大笑说。

    在这段时期，洪业写的《礼记引得序》赢得法兰西文学院的赞赏，荣获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莲奖^③金。但很多学者却认为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一文更优异。此文讨论《春秋》《公羊》《谷梁》《左传》的可靠性、出现的日期、作者、各版本的关系，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史录，不是凭空伪撰的。

    洪业回国后全力投注于学术工作。当时不少人抨击历史学家们，国家快要灭亡了，而且民不聊生，他们还闭门在旧东西上花心思，简直逃离现实。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应否埋头做那些事，姑且别论，但却做得很及时。不久中日展开生死搏斗，接着是内战，以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整代的知识分子死的死了，幸存的工作能力也大为削减。

（摘编自陈毓贤《洪业传》）

【注释】：

①季世：一个历史时段的末段；末代。

②引得：即“索引”。

③儒莲奖：由法国法兰西学院为纪念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而设，故名。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相关链接：

①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但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②洪业是史学大家，著作等身，但他那本英文著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仍是他在汉学界最具影响的一本杰作。

（白先厚）③拜读大序，则愧惑弥甚。感会惠隆，愧我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流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荣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业随诸君之后，虽亦薄贡其微，不过欲稍涤昔年教会学校忽视国学之羞尔。

（洪业回胡适信《胡适手稿》第六集）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