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见《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见《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中国古代建筑的数理意蕴

李玲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也就是办公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幸福、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坛面石块、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光明日报》2017年05月20日  有删改）

    ①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②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③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④家风熏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⑤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⑥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⑦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⑧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摘编自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

    近二十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作品丰富、写手众多的繁盛局面。但是，网络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粗制滥造、缺之担当等一些问题。网络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写作中汲取营养。

    首先，要提升担当精神。古人写文章，通常追求价值功能，而不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今天的网络空间，似乎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狂欢场所。网络写作的最初目的是自由宣泄情感，作者更看重写作过程中的惬意与畅神。换言之，网络文学卸下了功利主义的重担，回归到自由抒情、悦心快意的游戏写作本质。文学的价值功能，变为自娱和娱人。网络文学应主动担当。写作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题材，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真实心声。通过深入挖掘精神内涵，网络文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作品中，强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责任。

    其次，要强化经典意识。传统文学写作，习惯精雕细琢。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值得钦佩。司马迁所言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对作品经典性、永恒性的追求。网络写作追求快速生产，一般不会仔细推敲，而是匆匆写完就贴出。有鉴于此，网络写作需要借鉴传统写作中的经典意识，重建作者的权威性和个体风格，尽量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在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另外，要尊崇独创性原则。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在传统观念中，文学写作是一种灌注个性精神的创造性劳动，贵在独创性，排斥重复性。而网上资料的丰富性、搜索的便捷性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快速性，导致网络写作表现出互文性特征。网络写手，容易受到流行模式的影响，套用现成模式。网络作家，应当树立追求独创性的理想，开掘自身的独特体验，重视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达。通过独创性写作，从同质化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流行趋势和套路中突围出来。

    最后，要涵养诗性精神。传统文学的艺术形象是间接的，隐藏在语言符号中，必须通过读者的联想、想象，才能在头脑里出现。语言艺术的诗性魅力，正是通过对间接的、想象的语言形象的经验还原、想象填充和韵味品，而得以实现的。网络文学写作则因多媒体表达的直观性和便捷性，不再追求“寄意于言外”的韵味，以及空灵曲远的诗意境界。网络写作，不应一味沉浸于文本的快感、故事的惊险刺激和语言的直白浅陋，而要主动向传统写作取经，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和文字，塑造生动的形象、高远的意境，追求意义丰富、含蓄蕴藉、语言雅致的诗意表达效果。

（摘编自罗立桂《网络文学，应向传统文学借鉴什么》）

    毫无疑问，中国古典文论是“应该传承的文化遗产”，但它不应只是一项遗产，它应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代发展，生活巨变，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子、老子的思想就无益于今人？文化史家雅克·巴森说：“在专家主义的氛围下，我们把文化整个委托给了专家，就算有人出于好意而想要分享文化，文化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艺术与美学的价值，在于它们变成了专业，变成了光环。”古典文论需要的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激活与转化，使之直抵现代人的生活与精神。

    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并非与文言文不相干。甚至可以说，文言文学的复苏，正是时下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文言文学的复苏有三种类型，一是文言写作的全面传承，如旧体诗词的写作在当今的回归。二是文言文学素材的再生，如文言小说中的题材、人物、故事的再创作。一方面，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与现代技术的发展，当前国产魔幻题材影视剧迎来了时代的机遇。像《山海经》《搜神记》等神话志怪类文艺作品，因其自身潜质，为魔幻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着丰饶的资源。另一方面，历史题材成了年轻人网络小说创作的主流，如2009年“起点”中文网，就有原创历史类小说11320部。因而，文言文的审美经验，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三是文言书写的美感机制，即文言文学在素材与语文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属于精神与美学的复苏。不久前，一位作家以唐代诗人韦应物一首小诗中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两句，发起了一场“续写运动”，不到一周，阅读量达2507万人次，转发10余万，评论超3万。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用古代诗学的基本理论“兴”来论述。以他人成句起兴作诗，是“兴”观念下的一个诗学传统：其中有“成诵易记”“现成思路”“经典生发”等创作机制在起作用。因而，只要文言不死，文言审美经验及其理论，必不会死。

    至于白话文创作与文言美学理论之关系的研究，早有成果累累。先期有鲁迅所论“魏晋风度”“摩罗诗力”、朱光潜所谈的“情趣与意象的统一”、夏志清所论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传统等等，继而有海外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等持续讨论的“抒情传统”，及章培恒教授主持的“古今贯通与中国文学”课题，至今仍有学者坚守。

    研究古典文论与今天精神生活、艺术实践的关系，恰可以借鉴哈伯马斯的交往对话理论，从以“我”为主位的关系，回到古人的生活脉络与文化情境，作同情的了解与智慧的对话，像钱宾四先生那样，将孔子、庄子、朱熹与陶渊明作为很可以尊敬的客人、朋友，邀请到房间里来与他们亲近地晤谈。至于说到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更好地融合现代与古典，使古典文论直抵人心，则要切近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客观了解中国文化，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摘编自《“很美”的古典文论，如何有益现代人灵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