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

（选自张巨纲《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有删改）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已出现了有封闭结构的市。市的四面有围墙，墙的中间有门，称“市门”，市中有“十”字街连通四面的“市门”，其中以南门最为重要。《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问他“何见于市”，回答说：“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正因为南门最热闹，所以那里就经常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变法令未下达时，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这里的南门不是城门，是市门。

西汉时，长安出现了对称的东西两市制度，《汉书·惠帝纪》谓惠帝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此时建起西市，说明东市早已建成。这应是市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这种两市制度在唐朝的长安还沿用着。《木兰辞》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似乎北朝时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市。

    据记载，长安的西市由六个市组合而成，东市有三个市。班固《两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说长安东西两市的九个市各按商品的“货”来区别，又按“里”（每个市以“十”字街为界，划分成四个里）中的“隧”（小路）来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

    晚唐时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宫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三年说：“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韩愈《顺宗实录》评论说：“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是形象描绘“苦宫市也”的诗。所以宫市并非正常的集市交易，而是强权的掠夺。

    市的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有了变化，开始由封闭式设置逐渐转向以酒楼或茶坊等为中心的新的开放式的街市格局。这种格局在宋人张择端所绘之《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形象的展示。在图中可见沿河多设有酒楼商铺，还有戏台等，商业区已和民居融合为一体，买卖没有了时间上的限制。这种城与市融合的新格局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格局了。

（节选自陈璧耀《说“市”》，《咬文嚼字》2011年第12期）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这些新石器文化核心区衰落，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中原中心趋势形成，这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改变的历程。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显然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了作用。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产业仅为补充，未起到多大的作用。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

    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

    以专营农牧两侧的中间商贸为经济基础的半月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兴起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得益于其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衰落，半月带的功能从欧亚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在中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总体上起到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东西双方只是透过半月带即她所谓的“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中原透过半月带这一“保护膜”向西方输出的恐怕主要也只有丝绸和粟了。

    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夏商周三代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政治策略，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核心“秘密武器”而被禁止西传，比如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以及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等，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反的是，中原许多政治发明和技术，却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开放，影响极为深远。显然，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视为自己安全的腹地和大后方，而将欧亚草原高地视为外方。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的这种亲疏观念，使得以旧大陆西部为策源地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并主要将青铜、牛羊、小麦引入“祀与戎”领域，这不仅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还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摘编自何驽《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与青铜时代全球化》）

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日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在2016中国教育国际化研讨会上透露，教育部正在推动我国高考成绩得到国外认可。

    据记者了解，我国已同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建立起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进一步推进教育交流合作。

    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初具效力

    “我们最想做且开始启动的就是，推动我们的高考成绩让国外认可。”于继海在该论坛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但距离目标尚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这一动态旋即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因为高考成绩“走出去”，就意味着会对高中毕业生留学产生较大影响。记者为此第一时间联系教育部国际司，希望就目前中国高考成绩获国外认可程度及教育部后续举措进行深入采访，但截至发稿，采访申请未获回应。

    不过，据记者粗略统计，目前中国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早已初具效力。

    5月初，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菲茨杰拉德在北京宣布，中国高中生从2015年起可以凭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学，无须再花时间准备托福、雅思等考试。

    更早前的2012年，澳大利亚名校悉尼大学宣布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并公布了面向我国各省市学生的分数线，基本与各地本科一批次录取线持平。过线学生不需要再读预科，当然，除了高考成绩，学生还要具备语言成绩以及经济等其他条件。此外，中国高考成绩在申请许多国家的高校时都有用。“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

    “外国高校认可高考成绩，应该说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和对高考可信度的认可。”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说。

    事实上，全球各国之间互认高考成绩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教育体制不同，有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高考。刘彦青介绍，我国高校招收留学生也不要求学生在本国的高考成绩，通常只是要求提供在本国高中的学习成绩，然后通过入学考试或者试读等方式选拔。目前清华、北大等高校采用入学考试制度，北交大采取试读制度，试读一年修不够学分的学生会被劝退。

    刘彦青说：“不要求国际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高考体系，也不了解他们的成绩后面说明的东西。比如我们招收60个学生，可能来自30个国家，没办法了解30个国家的高考。”

    “来我国留学的生源目前还没法和美国等国家相比，我们出去留学的生源相对来讲非常庞大，比如澳洲，留学市场在其GDP中占很大比重，它要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同时要保证生源质量，所以参考我们的高考是很好的选择。”刘彦青说。

    让更多海外高校“认识”高考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推动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实际上我国的高考非常严格，难度很大。成绩基本对应着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但是国外对我国高考的了解不多。我国的学生留学主要去往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数依据托福、雅思、SAT等语言考试来选拔学生。”

    “现在，国外高校越来越多地知道中国高考，他们对我们这种严格组织的、上千万人同时参加的大规模考试很惊讶，让他们无法忽视高考的水平和效果。高考对数理化等学科的考查水平完全不亚于外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是语言考试没有的。”刘海峰说。

    菲茨杰拉德也说：“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高考能测试出学生是否精通一个指定的整体知识体系，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刻苦学习并坚持到底的品质。”这意味着高考的质量评价正在得到国外高校的认可。

    但也有人指出，需要理性、正确地看待这种认可。因为和我国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不同，国外高校普遍实行自主招生，入学评价的依据各不相同。即使认可高考成绩，也不会直接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但是不可否认，这对中国高考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早前我们重视国外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所做的推动也比较多，也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处推动比较多，现在相当多的国家认可我们的本科、研究生学历，中国的本科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国外学校的研究生。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口处推动工作做得不够，加强这一方面很有必要。高考一个巨大的功能是，以考促学，国外高校越来越认可高考成绩，意味着对我国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越来越认可。”刘海峰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20世纪以后，不仅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渐进的、漫长的，而且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复杂过程。远不像今人常常下意识地认为的那样，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不独过去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如此，整个世界的历史，包括当下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的现状，其实也是如此。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试做解读。

②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③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对马克思认识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凡读过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必须要从“自在”进到“自为”的成长过程的论述的读者，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就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这一对人的认识的解读，把它延用到了自己对阶级成长的问题的判断上去了。同样地，我们应该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一个民族从古代向现代，特别是一个落后民族中的普罗大众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国民的演进过程。

    ④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者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其国际社会政治的平等参与意识。

    ⑤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还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因而其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是严重不平衡的和不一致的。中国在外国人治理的租界城市诞生出诸如上海之类的个别现代都市，形成了一些读洋书、识洋字的现代知识人，出现了一批略识金融、市场和管理的现代工商业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也因此都同步在“现代化”了，即使在各大中城市里，许多人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依旧离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公共社会的秩序、规则和观念甚远，又何况是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几亿旧式农民呢？他们多数大字不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对村庄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他们又如何能够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⑥由上述可知，生活在当下，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惟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现悬隔、碰撞，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致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几乎不可避免。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观念上之差距，仍会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