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看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把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爷爷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地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有了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地多嚼几把黄豆，还娶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地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

    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要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音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房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把它们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

    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竹排嫂

刘心武

    制竹排的原料，一是竹子。大货车运来竹子，卸下，先要破开，再截成一定的长度，然后在截好的竹板上打孔。再就是比较细的钢筋，用来将打好眼的竹板串起。固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能套住钢筋头的扳子，将露出竹排两边的钢筋头掰弯，箍定竹排；另一种是钢筋段两端有螺纹，将螺母旋进去箍紧。这并不是轻松的体力活儿，本应由男子汉来干，但是如今镇子附近的村里，留守的男子多是老弱病残，于是，形成了竹排嫂大军。她们生产出的竹排，隔几天就有大货车来装走，老板望着满载的货车远去，笑逐颜开，竹排嫂们则盼着运竹子的货车到来，那样，她们就可以继续挣钱了。她们挣的是计件工资。每天东方发亮她们就来，露天干活，中午不回村，自带馒头，就着花生米，喝老板供应的开水，吃完喝完，稍稍说笑一阵，再接着干，直到天光模糊。收工时当着老板的面点数，算下来，每个竹排嫂平均每天能挣80元，一个月下来，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这收入她们至关重要，在城里务工的男人虽然每天的工资比她们高许多，但是要等到春节前，才能领足工资，若是大小老板拖欠，还得抗争一番才能把钱带回家，因此，竹排嫂们每月一结的收入，便是家中老小生活的切实支撑。

    羊群有头羊，竹排嫂里有“头嫂”，她男人恰好姓祝，包括老板在内大家就都叫她竹嫂。竹嫂五官端正，身体健壮，皮肤黧黑，嗓门特大。她男人在北京建筑工地做钢筋工。往往是，下小雨了，竹嫂带领姐妹们退进简陋的檐棚下，继续制造竹排；雨下大了，有的人不干了，她套个雨披，还干，直到瓢泼大雨倾泻而来，她才罢休。她儿子上小学，放了学，就来工地找她，她让孩子趴在制造好的竹排垛上写作业，后来，另几位竹排嫂也让自己的孩子放学过来，几个孩子一起写作业。竹嫂有时会去院外小店，买来小瓶的奶发给孩子们吃。

    有次老板进的竹子，破开后飞出粉尘，显然那竹子是让虫子啃过了，老板还让制成建筑工地用于蹬踩的竹排，竹嫂就抗议：“不行！建筑工人上去不安全！”老板说：“知道你男人是干那个的，可哪能那么巧，偏赶上他去踩呢？再说，这样的竹片也不至于就会踩折！”竹排嫂们的男人都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听了老板这话，一窝蜂反驳，一个说：“她男人没踩上，我男人踩折了摔下来你偿命！”一个说：“谁踩上也是个地雷！”竹嫂就跟老板说：“我们还给你拿它做竹排，不过不是做建筑工地用的，做成养羊用的那种！”养羊的竹排承重不用那么讲究，而且，竹片之间要留缝，好让羊屎蛋漏下去，当然，批发价也就低许多。老板不愿意：“最近哪有来要那个货的啊！”竹嫂就做主：“姐妹们，这批竹子咱们就给他弄成养羊用的！”又对老板说：“你不能赚黑心钱，你要有良心！做成的羊排给你码得齐齐的，早晚能销出去！”老板退让了：“好吧好吧，你个竹嫂，还真惹不起你！”

    来了个新手，原来是在鞋厂打工的，鞋厂生意不好，被裁了，来做竹排。为了计件多得，她串竹排的时候，本该在上好螺母以后，用锉子把露出的螺纹锉花，以防螺母在运送、摆放过程中震松，她却省略了那道工序，直到收工前，才被竹嫂发现。竹嫂不依，那新手说：“你倒比老板还狠，哪有那么巧的事，偏我做的就散架！”吵到老板那里，老板对那新手说：“你的男人，是在城里收废品吧？你要不跟竹嫂她们一条心，我也不敢用你了。我出的竹排为什么供不应求，口碑那么好？就因为在我这里干活的媳妇们，男人全在城里建筑工地干活，她们的心思，是质量的保证。你想干下去，就得听竹嫂的，连我也得让她三分！”结果，那天竹排嫂们加班，把那新手做的竹排一个个找出来再加工。她们不再争吵，而是一起唱起了流行歌曲……

（有删改）

英雄

一

    他二十岁的时候，她正好十岁。

    她坐在台下，晶晶亮的眸子中全是台上英武的他。

    他是学校请来的英雄，笔挺的军装上一张黝黑却棱角分明的脸，因为激动透着健康的红晕。

    他在台上大声地念着手中的演讲稿，只剩下三根手指的右手高高举起，如同一面灼目的旗帜。在一次实弹演习中，面对一颗滋滋作响的手榴弹，他毫不犹豫地拣起来扔出去，挽救了被吓呆的战友。

    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朦胧中台上的他是那么高大英俊，连他那浓重的乡音都显得那么亲切。

    “他真是个英雄，我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她在心里默默地想。

二

    他三十岁的时候，她二十岁。

    学校组织去农村体验生活。

    如果不是村干部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他曾经是英雄，她是一丁点儿也认不出他了。

    埋头在田里劳作的他跟其他的农民已没什么两样，披着一件灰扑扑的褂子，失却了红晕的脸还是那么黑，却变得暗沉，村干部介绍的时候，他憨憨的笑，脸上，怎么也找不到十年前年轻的影子。

    他坐在田头抽着烟卷，好几次她都想走过去跟他说几句话。看着烟头一明一灭，她终于还是没过去。

    她实在想不出该对他说什么话。

三

    他四十岁的时候，她三十岁。

    他在她所在的城市摆了个摊，卖鸡蛋煎饼。

    五岁的女儿吵着要吃煎饼，她先认出了他的手，抬头看他的脸，恍若隔世般，已然很陌生了。

    她忍不住悄悄告诉女儿卖煎饼的是一个英雄，女儿懵懂地吵闹着，要去看英雄。

    她带着女儿折回去，女儿仔细看着那只残缺的手，然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匆忙带着女儿离开。一边哄着女儿，一边回忆自己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只手，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只有敬佩。

    她还记起来当时听完报告回到家，小小的她弯曲起两根手指，模仿三指的样子，想象着那种悲壮。

四

    他五十岁的时候，她四十岁。

    她在民政局混上了科长的位置，工作还算清闲，生活不好不坏。

    当他在她办公室外面探头探脑的时候，她根本就没认出他，原来他是来申请困难补助的。

    她给他倒了杯茶水，他受宠若惊地捧着，只会一迭声地说谢谢。她陪着他办完了所有手续，而他不知道为何受到如此礼遇，越发地惶恐不安，一个小时里说了不下五十声的谢谢。

    望着他佝偻着背离开，她开始努力回想他年轻时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他真的曾经是个英雄吗？”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觉得那么茫然。

    五

    她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她在办公室喝着茶，翻着报纸，四十年前的他突然映入眼帘。犹如被雷击般，她手中的茶杯怦然落地。

    他在回乡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伙劫匪，一车人里只有他挺身而出，搏斗中，他被刺数刀身亡。报道还提到，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年轻时他就曾因救人成为部队里的英雄典型。那张穿着军装的年轻的照片，据说是他唯一的一张相片。

    一瞬间，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睛，恍如四十年前她含着泪眼坐在台下仰望。

神奇感

英·毛姆

    ①一整天我都在沿江而下。张骞曾追溯过这条河的源头，他行驶无数日之后，才到达一个城镇：他看见那儿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织布，一个青年正牵着一头牛到河边饮水。他问这是什么地方，少女将手中的织梭朝他扔去，叫他拿回去问星象家严君平，便会明白到了何处。他果然这样做了，君平立即认出那是织女的织梭，并进而声称，他在张骞手接织梭那天的同一个时辰，看见一颗星宿犯位，闯进了织女星与牵牛星之间。于是，张骞才明白自己已经上溯到银河尽头了。

    ②自然，我没有行驶那么远。整整七天，我雇的五个划桨手站在船舷边不停地划桨，此刻我的耳边还仿佛听见桨柄支在木桨架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单调声音，船不时经过浅水河面，擦着河床的石头轧轧作响，船身也在晃动。这时两三个桨手把毛蓝裤管直卷到膝盖，从船舷翻身下水，吆喝着把平底船掀过浅滩。有时我们驶到激流要津，这虽然比不上长江里的惊涛骇浪，但河水湍急，需要召唤纤夫来拖这帆船。我们一齐下船，帆船在叫喊震天的号子声中突破激流，又进入风平浪静的河面。

    ③现在夜深人静，我雇的船夫一齐挤在我们黄昏停泊后才收拾出来的前舱里，呼呼沉睡。竹席搭在三根木拱上便构成了我一周来的起居室和卧室。一端用假型板封住，木板草草拼上，板间漏出大条大条的缝隙，吹进嗖嗖的寒风。另一端是船夫住的地方，这些健壮的粗汉，白天划桨不停，晚上呼呼大睡，掌舵人也在其中，他从早到晚站在一条当作舵的长桨旁边，穿一件褴褛的蓝布长衫，套上一件褪色的灰布棉衣，头上缠一条黑布帕。除了床，我的舱室内无一物，一只像是盛汤用的浅钵里燃着木炭，因为天很冷；一只装着我的衣物的箱子当了我的桌子，一盏马灯悬在拱木上，随着水的晃动轻轻摇曳。船舱顶篷很低，连我这样个头不高的人都只能勉强直起身。(我以培根的话自语，高人同高屋一样，顶头常遭殃。)沉睡的人中有一个开始更加大声地打鼾，大概是吵醒了旁人。我听见说话的声音，但很快又归于安静，打鼾的也停了，我周围又陷入一片寂静。

    ④这时我突然感到，我一向追求的神奇气氛就在面前，几乎逼近我的身躯。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像是艺术给人的特殊魅力，但这种离奇的感觉只可意会完全没法言传。

    ⑤我一生中常常遇到离奇的情境；但只在回顾之际，将它们与我认为的神奇事物相比，才会显得不同寻常。当我和一位倾国倾城的演员跳过舞，或穿过了挤满伦敦名流的大厅之后，我才会意识到那也许是了不起的经历。在战斗中，当我不处于巨大的危险，我可以津津有味地观察周围的事态。我曾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向太平洋上的珊瑚岛驶去，那景色的美妙使我心旷神怡，但只有到后来，喜悦之情才会同神奇之感携起手来。真正使我感到神奇的境遇，别人会认为没有多少神奇可言。我记得那是一天晚上，我在法国布列塔尼海边的一间茅屋里打纸牌，隔壁房里一个老渔夫奄奄待毙，女主人说他会随着潮退而断气。屋外是暴风雨，狂风扑打着窗户，这位在海上饱经风霜的老斗士的最后时刻似乎与此番情景相宜。巨浪冲向岩石，撞击出雷鸣般的轰响。我忽然感到一阵狂喜，明白那便是神奇感。

    ⑥而现在，同样的狂喜攫住了我，神奇感又一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来得如此突然，真叫我迷惑不解。我不知道它是从马灯投在竹顶篷上的阴影里爬出来的呢，或是从船舱敞口可以瞥见的河面上飘过来的?我好奇地走到船尾，想弄明白这不可言喻的欢乐是什么造成的。沿岸停泊着六七条木船，桅杆高耸，表明它们是上水船。每条船里都静悄悄的。船夫已入睡很久了。夜并不漆黑，尽管天上有云，却是满月之夜，只不过罩上朦胧月色的河面显得有些阴森。对岸的迷雾模糊了岸上的树木。这的确是一幅令人销魂的夜色，但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也不存在我所探索的东西。我折身回舱。等我直入竹篷舱内，造成那一切显得非凡离奇的魅力消失了。唉，我太痴，为了探索蝴蝶的美的所在，竟然将其撕成了碎片。不过，我仍然感到我的船舱，盛炭火的浅钵，那盏马灯，甚至包括我的行军床，都还残留着一丝儿欢愉。我不可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它们了，因为我曾在一瞬之间体验到它们的神奇。

照章理发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心平气静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您一张去莱布尼茨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攥着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脸。”

    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这还不够吗？”

    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和蔼地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付款？”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莱布尼茨车站。”

邻居们

老舍

    明先生对不识字的太太放纵儿女，和邻居吵闹，辞退仆人这些事，给她一些自由，以为是为明家露脸。明先生的头抬得很高。他有在洋人那里赚钱的职业，他求不着别人，所以用不着客气。他永远不看书，因为书籍不能供给他什么。可是，他究竟还有点不满意。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身里有个黑点，象水晶里包着的一个小物件。可是他没法去掉它，它长在他的心里。

    邻居是对儿姓杨的小夫妇，明先生看不起他们，总以为教书的人是穷酸，没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恶杨先生的是杨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书的，可是女教书的--设若长得够样儿--多少得另眼看待一点。杨穷酸居然有这够样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几倍，他不能不恨。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杨家的葡萄。界墙很矮，孩子们不断的过去偷花草。对此，杨先生始终不愿说什么，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自然会自动过来道歉，可明家始终没来。杨太太决定找明太太去。

    杨太太很客气：“明太太吧？我姓杨。”

    明太太准知道杨太太是干什么来的，而且从心里头厌恶她：“啊，我早知道。”

    杨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红了脸，而想不出再说什么。可是她必须说点什么。“没什么，小孩们，没多大关系，拿了点葡萄。”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们的葡萄，”杨太太的脸渐渐白起来，“不容易，三年才结果！”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小孩呀，”杨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论，“都淘气。不过，杨先生和我都爱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爱花草。”

    “假如你们的花草被别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谁敢呢？”

    “你们的孩子偷了别人家的呢？”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杨太太没法再说什么了，嘴唇哆嗦着回了家。作为最新式中国人的杨先生不便于当面交涉，客客气气的写封信吧，只求明先生嘱咐孩子们不要再来糟蹋花草。

    信是杨家仆人送过去的，被明太太窝回去了。

    下午，老妈子拿进一封信来。杨先生接过一看，门牌写对了，可是给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告诉老妈子把信送到邻家去。

    “拿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

    “给明先生的！”老妈子说。

    “是呀，我们先生没那么大工夫看你们的信！”

    “是送错了的，不是我们的！”

    “送错了的？”明太太翻了翻眼，马上有了主意：“叫你们先生给收着吧。当是我看不出来呢，不用打算诈我！”拍的一声，门关上了。

    怎么处置这封信呢？私藏别人的信件？拆开看看？是不光明的。想来想去，杨先生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扔在邮筒里。第二天早晨，夫妇忙着去上学，忘了那封信。

    下学回来，刚要吃饭，听见明家闹起来了。饭后，杨家的老妈子知道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为一封信，要紧的信。杨先生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封信了。既是要紧的信，为什么不挂号，而且马马虎虎写错了门牌呢？混蛋应受惩罚。他想起那些葡萄来……第二天早晨把那封送错的信和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一齐发了，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明混蛋看看读书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是君子就够了。

    明先生见着了写信的人，知道了信的内容：他和一个朋友借着外国人的光儿私运了一些货物，被那个洋人晓得了。所以他担心，命令太太去索要那封信。明太太宁肯挨打也不肯去，这太难堪了，就诬说杨家不给。明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就凭个穷酸教书的敢跟我斗气。哼！他向孩子们发了命令。

    邮差下午四点多送来了信。明先生看完，心中说不出是难受还是痛快。痛快的是，他看明白了那封写错了门牌的信，杨先生没有拆开；难过的是另一封，使他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

    路上，杨先生满心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回了原主，而且客气的劝告了邻居，这必能感动了明先生。

    一进家门，他楞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疯了，一院子满是破烂儿。他知道这是谁作的。怎么办呢？他想要冷静的找主意，可冷静不了，他的那点野蛮的血沸腾起来。扯下衣服，捡起两三块半大的砖头，隔着墙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听着玻璃的碎裂，他心里痛快。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象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等着明先生来找他打架。

    明先生不想过来，因为他觉得杨先生不那么讨厌了。看着破碎玻璃，虽不高兴，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开始想到嘱告孩子们不要再去偷花。可一想起杨太太，又不能不恨杨先生；可是恨与讨厌，他现在觉出来，是不十分相同的。“恨”有那么一点佩服的气味在里头。

    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