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 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3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我只欠母亲（有删改）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敢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体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母亲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母亲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太少且太短。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母亲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窗

钱钟书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采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r）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eriele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e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窠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茏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座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子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他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

    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有删节）

柴的记忆

兰善清

    柴烙印在灵魂深处，念今怀旧，日里梦里。

    游风景名胜，视野里不是茂林蕤草，而是可用来做饭烧火的柴草。那年在北京丰台，见野外一片酸枣刺，便不知不觉拾了几枝干枝。在神农架，见横于路边的枯枝，便顺手拾了，带进宾馆，同行者笑我放牛娃习气。今年到阿里山，衰朽的枯木又勾起了我心中柴的情愫……

    何以如此不下心头？只因柴燃起的炊烟曾多年萦绕我的饭碗，只因灶火里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

    我的故里是条山沟，扇形坡面，大部分是杂树荆丛，应该说砍柴没问题，可那年月开荒造地毁林，大型建设又伐走碗口粗的成材林，山秃了，柴与粮同样紧张。山坳里有限的柴山为集体所有，每年年底每家分得几百斤花栎柴、松枝，仅可烧一两个月，大量日子要靠割柴。我跑得动路就跟姐们放牛、割柴，半天割一小捆山草，用葛条作背带背回，姐们笑我割的柴不够烧盆洗脚水。有种柴叫红焰棒，水分大，三月俩月干不了，很少有人割，我割不够一捆时，割点充数。但当看到母亲在烧这柴时噗噗吹半天，熏得眼泪直流，呛得直咳，还误了做饭时间，我下次即使空手回也不要了。

    姐们相约到很远的大山割精良的山柴，青檀木、马槲梢、浮莲泡、黄椋树等指头粗细的好柴，一担可烧好几天。

    劳累之极时姐们也常抱怨母亲和嫂子烧柴太费，说她们不割柴不知割柴苦。其实，母亲和嫂子何尝不知节约？怎奈泥坯垒起的灶，不聚火不聚温，硕大铁锅，哪是几把柴解决得了的？一把一把塞进灶膛，一轰而燃，三下两下就烧了，锅里水还不泛泡，红薯还没有动静。

    山里人如此，山外人更操柴心。①冬季里常看到视线很远的对面山梁上，扯成线的人扛着尖担^注 ， 清早进，擦黑出，挑着柴晃晃悠悠，远望每个人都抽象成一个横着的“王”字形剪影——立着的两捆柴和行立的人形成三竖，中间的尖担是横穿的一横。据说山外人烧柴节约得出奇，一个细细柴棍在灶内来回拨弄，烧到火灰散尽。②小如盆瓮的灶膛里捧进一小把点燃，风箱一拉，悠悠燃着，缓缓做出一两碗饭来，还能在灶台的煨水罐上煨出一罐热水洗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中午在校自做一顿饭。在学校屋檐下垒个小泥灶，架口小锅。柴从家里带，若是半干的桐子树枝，一顿饭会弄几小时吃不到嘴。③阴雨天，屁股撅着吹火，噗嗤噗嗤吹得眼泪、鼻涕直流，屋檐雨直滴后裤腰。雨水、汗水和着烟熏的泪水，百般无状。

    高中时，半年进山担柴七次。单趟路程就五十里；去时还有劲儿，回来腿就酸软了，柴到肩上，两腿打晃，只能拖着腿，牛一样喘息着前行。

    参加工作之初，也曾靠烧柴度过一段日子。单位统一从山里购，按职工人数分，穿插烧煤，煤凭票供，比在农村烧柴的操心程度低多了。

    物换星移，为粮为柴而苦的日子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打住。

    起初，我走到乡下还纳闷，为什么到了冬天，老家对面山岭上不见了络绎成线进山割柴的人们？平原上的人们怎么不再带着干粮起早摸黑进山去？后来看到姐们家烧起了沼气，河边人家户户有了承包的柴山，大量的人进城务工了，柴已丰盛得烧不清，我们山沟家家也大堆小堆的干柴垒于山墙边，这才想起时代不同了，原来新的曙光照亮了锅灶，柴的难题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彻底不被困扰，是电炊具、液化气、天然气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拧开关火就燃起来，千担万担柴何以抵得了这一开就来的蓝莹莹的火苗？厨房革命也减掉了先前锅台案板间的手忙脚乱，不咋忙乎，该熟的就熟了，想吃的就能吃了……火不再由柴燃，饭不再一把把火煮半天，炒煮蒸炖转瞬间。

    古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之于民生，第一等要务。而就在这短短几十年里说解决就解决掉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当那种由钻木取来的燃了千年万年、生生不息的柴火，被非柴而生的蓝莹莹的火甚至电磁、微波取代时，我们是否感到万古以来“烟熏火燎”的历史开天辟地般刷新了？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1日）

【注释】尖担：挑柴用的长棍，竹木制成，两端尖，可插入柴束内。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