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节选自《百合花》）

乙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后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节选自《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滚烫的土地

阎秀丽

秋阳很毒，像针，扎在爹的脊背上。

娘抬头看了看天，说：“歇一会儿吧，这日头忒毒，晒得人脱层皮。”

爹没有言语，只是把镐头抢得更高了些，然后再使劲儿地落下。坚硬的山土在他的镐头下只是蹦出了一个亮晃晃的镐印，几块细碎的土坷垃蹦在他裸着的胸膛和脸上，和脸上的汗珠混合在一起，变成浑浊的小溪淌下来。娘便生了气，叨咕着说：“非得刨那点儿地，不知道能种几粒粮食！”

爹回了头，擦了把汗，眼睛一横，说：“你懂啥，这片小山包荒着也是荒着，我刨出来就能有用，要不种地，要不栽几棵树，咋了！”

娘说：“咱家的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你费那大劲儿刨这点儿地有啥用！乐意干你干！”

我在旁边看了看爹，娘能扔镐头耍脾气，我可不敢。爹那火爆脾气，不敢拿我娘撇气，要是有个不小心，那火准定得烧到我身上。

爹头也没抬，只是把手里的镐头更加用力地刨下去。

我心里是极不愿意爹到处“开荒”的行为，但是我不敢反抗。

爹的工作在县上，机关里一个科室的科长，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公家人”。

周六回家，爹换上一身旧衣裳，扛了镐头就往山里走，娘阻拦不住。村里人也说，不值当，吃公家饭的，还差那点儿地？正儿八经的庄稼人都没人弄。

为这，爹和娘吵了一架。

娘没有去地里，爹也没有喊我，一个人扛着镐头下了地。

娘并没有想象的清闲，反而在家里走来走去。把地扫了一遍又一遍，屋里的那几件简陋的家具，也被娘擦得泛了光，映着娘有些魂不守舍的神情，并且时不时地扒着后门，一遍又一遍地望着爹去干活的山沟沟。

我心想，再怎么望，也看不到那个小山包，何况是一个人。到了中午，爹还是没有回来，娘让我去地里看看，喊爹回来吃饭。我有些不情愿，又不敢违拗娘的意思，只能慢腾腾地向着那山沟走去。

太阳火辣辣地悬在正空，不知名的虫儿有气无力地嘶鸣着，连风都是热的。我心里暗暗气着，这么热的天，不好好在家待着，拐带得我也跟着遭罪，刨了那点儿山边子，还能富了？

气归气，还得去，这么热的天，爹要是中暑了，那可就糟了。

我到了山沟处，远远地就看见爹抡着镐头，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镐头落下的时候。他的身体弯成了一把苍劲的弓，站起身抡镐头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后仰着，和手里的镐头成了一个别样的剪影，像一棵山崖上虬枝百结的老松。阳光从他的背上洒下来，在爹重复的动作里，纷纷地跳跃不停。

我心头一热，赶紧走到爹的跟前，喊了一声，把手里的一瓶水递给他。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咕哪咕嘟”一口气就把一瓶水喝了个干干净净，嘟囔出一句话：“这天，真要命，咦？你咋来了？”“娘让你回去吃饭。”

“不急，我先把这块儿刨完了再回。”

我靠在一棵树的树荫下，懒洋洋地看着两只蚂蚁爬来爬去。爹抹了一把嘴，又拿起了那把镐头。

“别刨了，就那点儿山边子地，种啥也长不出好庄稼来。”放羊的张老歪抱着一个鞭子，从山的另一边赶着羊群过来，蹲在离我爹不远的一块石头上说。

“你是白当了一辈子的庄稼人。地是通人性的，你懒了，地也懒了；你勤了，地就勤，它不亏待你，你得信得着这儿。”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心里装着啥，地上就长啥。”

张老歪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话虽在理，不过你看，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那几块地都撂荒了，你还开荒！你信不信，等将来你不在了，刨出来的地还得撂荒，图个啥！”

“人哪，是地养着呢，就是死了，也得埋在地里，还能给你悬到半空去？人不在了，地还在，人活在地里呢。他们还能在外漂泊一辈子？早晚得回来，这里是根儿！”

张老歪没有说话，看着天空上的几朵白云，嘴里嚼着一根草叶子，半晌说了句：“这人养地不假，还没听说地养人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爹站直身子，手里拄着镐头说，“一百年这样，一千年也这样，哪块土地上都有人。咱们不在了，埋在这里，有魂在这儿呢，种上一棵树，树吸收着咱们的营养，越长越大，开花结果，谁说咱们就没了？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不就是地养人吗？”

“儿子说要接我去城里享福，恐怕我老了那天也回不来喽。”张老歪的神色似乎有些黯然地说，狠狠地甩了一下鞭子，把羊惊得回头冲着他“咩咩”地叫了几声。

“那你就去呗。”

“要不我能去哪儿？”张老歪硬撅撅地撂下这句话，转身就去追跑散的羊去了，“你脚下瓷实，刨吧，我的脚底下可就空喽……”

风里隐隐传来张老歪的话，瞬间就被阳光炙烤得没了踪影。

爹没说话，低下头，看着脚下褐色的土地，又把镐头高高地抡起。

爹和镐头已经浑然一体 ， 山野间回响着镐头撞击大地的闷响。爹的身影紧紧贴服着大地，浑然一体 ， 像大地上移动的图腾。娘扛着镐头出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我久久地站着，看了一眼娘，又看了看爹的背影。

脚下的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那股热气源源不断地传入我的四肢百骸，让我的心也变得通透起来。

我走过去，把镐头从爹的手里拿过来，也像爹一样，将镐头高高地抡起。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7期）

一堆苹果

李立泰

四大嘴好早起晨练，顺着小公路，边走边打拳，也没啥套路，就是活动活动筋骨，出身汗，痛快！今天一出村，来到村北打谷场。

其实早没打过谷子了，就轧轧麦子，这两年麦子也不轧了，都用收割机了，到地头吐麦粒儿。但场里还有麦秸垛。

老远四大嘴就看着场里多了堆东西，黎明前天还挺黑的，看不清。他快步走到近前，哇！一堆苹果。这就有点儿意思了，一夜间多出堆苹果，蹊跷。

他蹑手蹑脚躲到麦秸垛窟窿里，观察动静。等到天亮，也没来个人毛儿。四大嘴从麦垛窟窿出来，整整衣服，拍打拍打麦草，庄重地查看苹果现场。

四轮从小公路来到场里把苹果卸下，大部分是散装，有几个塑料袋子装了苹果，围在边上。没袋子的地方用树枝画了圈儿。还写了几个大字：各位乡亲，因有急事，先把苹果卸下。谢谢！

噢，原来如此。

四大嘴有数了，要帮助老乡看好苹果，不能在咱这儿丢了一个苹果。他回家告诉老婆子新发现，老婆子说，憨家伙，还不拉到家来，你先看见的。

他大嘴一撇到了耳门子，娘们儿家头发长见识短，不是咱的东西，能往家拉吗？现在什么社会了？改革开放，和谐社会！唉——人家遇到急事了，咱火上浇油？

那你学雷锋？憨头！

对！我去看着，咱也不是思想高学雷锋，应该。他搬了凳子，提了水，来到场里，坐到苹果堆旁边喝水吸烟。

人们陆续出村，见四大嘴在场里坐镇，当了掌柜，哈哈！鸟枪换炮了，四儿！二大牙先走进四大嘴的视野，此时四大嘴眯缝着眼不看来人。

二大牙开腔，四哥，发财了倒腾苹果？说着伸手摸个大革果，在褂子上蹭蹭，张嘴想吃。

四大嘴伸手抢过来，对不起，这不是我的，不能吃。

这里还没平息，五大巴子也来了，伸手捡大苹果。青瓜梨枣见面就咬，吃个尝尝，先尝后买知道好歹。

老五，这不是我的，别吃。俩弟兄弄了个窝脖儿，四大嘴告诉了他们事情的原委。

嗨！不知哪儿的，分了算了。二大牙说，四哥你先见的，你要大半，俺见得晚，俺少要。五大巴子也附和，是啊，这样吧，你百分之六十怎样？俺俩每人百分之二十。行吧？

四大嘴身子一拧，说，不行。咱都不能要。人家有急事，走了，咱不能坏良心。

二大牙说，四哥，良心多少钱一斤？见好的就该抢是不是？

四大嘴说，兄弟们，我不管你们讲不讲良心，现在，我有发言权，别叫我生气，咱还喝酒还是好兄弟。二大牙、五大巴子说，四哥，俺知道了，你是想吃独的。好，俺不沾你光了。二人悻悻地离去。

天色将晚，四大嘴回家抱来被子，晚上睡在苹果旁。第二天还搭了个简易窝棚，吃住在场里。

四大嘴看主人三天没来，报告村主任。村主任表扬四大嘴做得对，没丢咱村的人，我看再等几天不来，要想法处理，不然果子坏了咋办？是啊，现在就有快烂的了。

两天后村主任跟四大嘴决定把苹果卖了，发动村民自愿买。大喇叭一喊，村民蜂拥出村，带着包、篮子来到村北场里。

苹果是红富士，这成色的果子市场价5元一斤，村主任讲明道理，咱按公道价，不能乘人之危。

四大嘴过秤记录，村民自觉把钱往酒箱子里放。

二大牙、五大巴子见村主任到场，没出歪点子，还都买了革果。他俩抽着烟，帮四大嘴整理苹果。不到中午一堆苹果卖完了。

他们帮着点钱，把百元、五十、二十分类放，共卖了15680元。苹果共3136斤。

村主任在斤数、钱数的条子上签了字。好，午饭我请客，去“兔子炖鸡”。

行，俺把苹果钱送回家，马上到。

四大嘴喊住他俩，说，兄弟，你俩知道我为啥帮人家？那年，我去黄河南驮地瓜秧子，遭了大雨，没法骑车子，邓龙村民给我派车套驴拉回来。谁没个三灾八难的？

二大牙、五大巴子笑了，四哥做得对。

四大嘴临走，把酒箱拆了，弄个牌子，写上“拉苹果老乡，村头儿第三门找我”挂到了树上。

（摘编自《广西文学》）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孩子们开始向麦秸秆或菜籽秆上爬去。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

一到夜间蚕婆婆就会坐在床沿，眺望窗外的夜。蚕婆婆看久了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空洞，一种无从说起的空洞。这种空洞被夜的黑色放大了，有点漫无边际。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

日子一过了谷雨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水汽大了，站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就像是在天上，再也看不见地面了。站了一阵子，感觉到大楼在不停地往天上钻，真的是云里雾里。蚕婆婆对自己说：“一定得回乡下，和天上的云活在一起总不是事。”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

蚕婆婆再也没有料到儿子给她带回来两盒东西。蚕婆婆定了定神，发现盒底黑糊糊的，像爬了一层蚂蚁。她发现那些黑色小颗粒一个个蠕动起来了，有了爬行的迹象。它们是蚕，是黑色的蚕苗。蚕婆婆的胸口咕嘟一声就跳出了一颗大太阳。另一只盒子里塞满了桑叶芽。蚕婆婆捧过来，吸了一口，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蚕婆婆捧着两只纸盒，眼里汪着泪，嗫嗫嚅嚅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第二十九层开始了养蚕生活，就此生龙活虎了起来。她拉上窗帘，在阳台上架起了篾匾，一副回到断桥镇的样子。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二十九层开始了与桑蚕的共同生活。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

蚕仔的身体一转白就开始飞快地成长了。所用的篾匾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面积一天比一天大。阳台和整个客厅差不多都占满了。

离春蚕上山还有四五天了，大儿子突然要飞一趟东北。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仿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儿子又回到了眼前。

意外事件说发生就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蚕婆婆会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蚕婆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阵风过，门被风关上了。关死了。蚕婆婆握着钱包，十分慌乱地扒在门上，拍了十几下，蚕婆婆失声叫道：“儿，儿，给你妈开开门！”

三天之后的清晨，儿子提了密码箱走出了电梯，一拐弯就看见自己的母亲睡在了过道上，身边堆的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母亲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儿子打开门，蚕婆婆随即就跟过来了。蚕婆婆走到蚕床边，蚕婆婆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蚕床都空空荡荡，所有的桑蚕都不翼而飞。

蚕婆婆喘着大气，在二十九层楼的高空神经质地呼喊：“蚕！我的蚕呢！”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选自毕飞宇《中国短经典•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构思

铁凝

老画家站在房中央，对着破桌面发愣。根据构思，他要钉一只1×1.5米的油画内框，翻遍家里的破烂，最后总算物色到这张破桌面。

画油画要内框，就像绣花要绷子一样。每逢这时，画家总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改画国画。国画，铺张宣纸就可运笔。可每逢构思成熟，画家还是绞尽脑汁搜寻做内框的材料。

这张正方形桌面刚够画框宽度，长度从哪出呢？他一手拿锯，一手按桌面，掂配着。

有人敲门。走进一个身穿薄花呢短大衣的青年。

房间的窄小使青年显得格外高大，他的声音却温文尔雅。青年说明身份和来意。原来他是画家的同乡、旧友、空军某基地丁副师长的儿子。画家和师长是中学同学，后来，一个从军，一个学画，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文化大革命”才失掉联系。现在丁副师长要离休，准备携带家小来老画家的城市度晚年。青年是在父亲来之前特意赶来看房的。

老画家非常高兴，扔掉手里的工具，招呼青年就座。青年没坐，执意请画家立刻陪他看房，老画家拍拍身上的灰尘就要出门，青年从随身带来的一只样式朴素、质地考究的牛皮手提包里拿出一个麻线捆着的黄纸包放在桌上，告诉画家，那是父亲带给他的。老画家知道包里是家乡当年的新茶叶。看到茶叶，他立即想到那个憨实的小伙。老画家有些激动，把茶叶捧进小橱。青年又从包里抽出一本文学杂志，说：“这是我送伯伯的。我从事文学创作，将来的工作单位是本市文联。这是近作，请指教。”他熟练地翻到属于他的那一页，又极随便地把它放在桌上。

老画家更激动了。他抓住青年的衣袖说：“原来我们是同行。好，回来好好聊聊。”

“要不要叫出租汽车？”青年问。

“不必。乘公共汽车，很顺路。”

青年有些失望。因为他所在单位——市美协就有汽车。凭着他美协主席的身份，出门要车当然是应分的。

画家和青年还是坐上公共汽车。青年仔细打量着父亲这位旧友。他感到不论是他那双褪色的皮鞋、那条已被虫蛀的毛巾围脖，或者他那瘦小的身躯，都无法使人把他当成有身份的画家。青年设想假如他和他素不相识，会把他猜成什么人。

终点站到了。路边那幢幢乳白色的小楼才使青年打起精神。他先跳下车，径直向楼群走去。

干休所的管理人员把属于他家的南三栋二号的钥匙交给他，并再三表示，房内设备还不甚齐全，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尽管提出来。

青年在前面走，老画家紧跟上来。青年推开门，一股清香的油漆味迎面扑来。客厅、卧室、纱门、钢窗、壁橱、卫生间、浴缸、厨房、贮藏室，南、北阳台，前庭、后院，一切都入时。一个螺旋形楼梯从客厅通往二楼，二楼竟还有个铺着红松地板的房间，刚漆好的地板油光可鉴。按常规，这房间应属于主人，主人自然是青年的父亲。青年立刻感到这套房子带地板的房间少了些。他想起自己拜访过的一些学者、名流，他们的书房大都镶木地板。除上架的书籍外，那名目繁多的杂志、报刊就堆在地板上。

青年大声对老画家说：“您看，这套房子的遗憾之处就在于带木地板的房间造少了。”空旷的房间里泛着他自己的回音。

没人回答，青年这才发现老画家不在身边。

也许他来过又退了出去，也许他根本就没进南三栋二号，它还不如堆在楼前的木头边角料对老画家的吸引力更大。他一眼就发现了这堆边角料，那里面还有笔直的木条。两三厘米宽厚，长度决不短于1.5米。画家奔向它们，抽出两根。一个警卫迎上来喊住他。

“哎，老大爷，怎么随便拿木头？”

“这……这是两根木条，是为了一张画。”老人举着木条，脸上堆着孩子般的微笑。

“木头能画画？”

“不是用木头画，是做画框离不了木头。”老人在空中画着方框。“你看，才这么短。”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又尽量想减轻些。

“再短也是国家的呀。您哪个单位的？”

“美协。”

“证件。”

老人在上衣口袋里摸索着，真摸出个小本子。可惜那是通讯录。警卫冲老人微笑着，老人还在遍身搜索，但终未找到一件能说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你怎么进来的？”警卫进一步问。

“陪丁副师长的儿子来看房。”警卫的话似乎一下提醒了老人，“对，他就在那儿，他能证明。”老人兴奋地指着三栋二号。

站在二楼阳台上的青年早就看清院里发生的一切，但老人挥着胳膊指向三栋二号时，他却闪回身子，躲开楼下的指点。

他有必要下去作证吗？证明他以及父亲和这个偷木条的老人的关系？青年站在阳台的纱门内沉吟着。眼前的一切使他感慨万端，够他写一篇小说了。他窥见一个艺术家的灵魂，一个这样有身份的艺术家，原来灵魂竟这样猥琐。为了修一张破桌子（他想起他一手拿锯、一手扶桌面的情景）……退一步说，就算真为了钉画框吧，靠这种手段实现自己的构思，艺术还有什么价值可言！青年在红松地板上迈着富有弹性的步子，更加感慨起来。他是为艺术感慨，为中国感慨，瑰丽的、永不陨落的文艺之星何时才能从中国大地上升起。他的构思渐渐完整了，自信回去就可以动笔。

楼下的警卫和老画家在等青年出来。但他迟迟没出来。老画家只好带领警卫走进三栋二号。

一楼，二楼，没人。

画家主动先走出三栋二号。他觉得，已没必要到他认为不方便的那些地方去寻找了。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烧焦的味道。女孩被一个中年妇女领进来。中年妇女是女孩的舅妈。

时间停留在1944年的春末。这一年我十五岁，师傅杨宝丰大约四十岁，是城里唯一的炭精画画师，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大约一天时间就能完成。师傅保持着一个传统，画遗像一定得到死者的家里去画。

舅妈说：“小姑子很任性，因为恋爱，断了和我们来往。三年前，我们来找她时，已经看不到她了，只剩小外甥女独自在家。我们找了三年，只好放弃了，就当是死了，所以才请您来她家里给画张像。”

师傅说：“我需要她的照片，你们找出来，我来挑一张。”

舅妈转向小卿：“快去把照片拿出来。”小卿指着墙角处放着的一个搪瓷脸盆，小声凄凄地说：“喏，都在那里。”舅妈只找到一本相册，照片却一张不见。

舅妈问女孩：“小卿，照片呢?”

小卿指了指在墙角处放着的脸盆，盆底有一层燃烧后的灰烬。

舅妈无奈，只好回自家去找。

小卿却对我说：“我娘没死。”

“那你娘去哪儿了?”

“找我爹去了。”

“那你爹去哪儿了?”

“我娘说，我爹去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知道。”

舅妈回来了。把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

师傅眉头一紧，盯着照片，似在认真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我开始做准备。师傅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我在素描纸上打着方格，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

师傅缓缓睁开眼，目光在纸上扫视一遍。阳光正好照在方方正正的格子上，那格子犹如一个个开着天窗的房间，敞亮而温暖。师傅起身，净手，擦干，然后端坐在桌子前，拿起铅笔开始画头像的轮廓。他画得很慢，比平时要慢许多。

舅妈坐在一边数落：“兵荒马乱，一个女子，不找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守着自己的小家，天天在外面疯跑。”

师傅紧皱眉头。

她喋喋不休。

天擦黑的时候，师傅才把铅笔稿画完。

第二天画像的过程仍然艰辛。

以往每一次，都是从眼睛画起。而这一天，1944年春天的一天，师傅犹豫了片刻，然后，用小楷毛笔沾上炭精粉，笔落在了鼻子上。鼻头的阴影慢慢地擦出来了，当师傅用炭精粉擦出第一笔黑色的线条时，像是广阔的平原上，吹过来一股春风。

第三天，师傅画了脸部。

第四天，他才最后画眼睛。到傍晚，他再也画不动了。素描纸就放在桌面上，我用宣纸把素描纸蒙住。我看到，师傅的右手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从来没有过这么难熬的作画过程。

第五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小卿家。我掀开宣纸，惊得大叫。宣纸下面是空荡荡的桌面。

舅妈把小卿喊进来，吼道：“前两天你把你娘的照片烧了，这次你又把画像弄到哪里去了?”

小卿憋着眼泪，不答话。

师傅安抚她：“不关你的事。别怕。”

接着，师傅淡定地说：“我重画。”

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每一天下来，他都疲态尽显。返回的路上，听着他软弱无力的脚步声，我不忍心地说：“师傅，要不我们放弃吧。”

师傅说：“不能。”

师傅回答得那么坚决。肩上画夹中那张薄薄的素描纸，仿佛有雕塑般的形态，厚重了许多。

又过了五天。画像告成的那一刻，师傅四肢摊开，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他闭上眼，没说一句话。爱说的舅妈，也变得沉默了。小卿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痛哭。她一直相信，母亲一定会在某个黎明时刻，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当她看到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时，也许她意识到了那个黎明永远不会到来。

我背着画夹和师傅回到店里。

不知睡了多久，暗夜中传来细碎的声音。我爬起来，摸向柜台——画夹不见了。借着淡淡的月光，只见浓浓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人，打着了火，在烧什么东西。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

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起画像的事。一年后的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我盘下了那个小店。一边画像，一边等师傅，就像小卿等她的母亲一样。又过了一年，遥远的枪炮声终于来到了城外，清晰而响亮。

1951年的一天，画店里进来一个姑娘，说想请我给她娘画张像。

我觉得眼熟：“好的，把照片给我。”

“有照片，但不在我手里。”

“没有照片我画不了。”

“我是小卿。”她说。

我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不知是因为见到小卿，还是想到了当年画像时的师傅。我小心地问：“找到你娘了吗?”

小卿说：“一直在寻找。有一天，舅舅突然来到学校，拉着我狂奔到烈士纪念堂，我们站在一张照片前，是一张合影。合影上是四个微笑着的人，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我惊呆了，我越看，其中一个越像我娘，我失声痛哭。后来，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告诉我，她是照片中的另一个女人，他们四个是战友。她让我叫她黄姨。她指着我娘左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对我说，那是你爹。”

我跟着小卿来到烈士纪念堂，看到了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虽然清晰度不高，但他们四人快乐的笑容溢出了照片。我紧紧盯着照片右首的那个男人，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指着照片惊呼道：“小卿，你看，那个人，那人是我师傅。”

黄姨领着我和小卿来到一个烈士墓前，她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师傅，这里面埋着他的一顶帽子。黄姨说，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开了一家画像馆。我这才知道，我师傅叫宋咸德。

我潸然泪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