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相关链接】

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

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

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人生也如跨栏

    人生也如跨栏。

    毫无疑问，曾经的“跨栏王”刘翔一路跑来可谓顺风顺水，意气风发。

    13岁时他获得上海市少年田径锦标赛乙组冠军，19岁打破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并打破和刷新了保持长达24年之久的110米栏世界青年纪录；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以12秒91平了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田径项目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2006年7月12日，他以12秒88的成绩获得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金牌，并打破沉睡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2007年8月31日，在日本大阪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决赛上，他又以12秒95获得冠军，从而成为首个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男子110米栏大满贯得主。

    然而，当古巴田径运动员戴伦·罗伯斯2008年6月13日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出了12秒87．打破了刘翔创造的12秒88原世界纪录，人们满怀期望刘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罗伯斯一决雌雄卫冕冠军时，刘翔却因伤退出了比赛，冠军由罗伯斯夺得。

    雄鹰折翅，刘翔一下子从“神坛”跌落下来。懦夫！骗子！装病！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虽然大部分人满是宽容、同情和理解，但谩骂、质疑和轻视仍长期弥漫。

    其实，刘翔的脚伤已积重难返，北京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他是咬牙硬挺着的。北京奥运会在候场时他狠狠地用右脚踹墙壁，以痛止痛。在休息室里，师傅、指导和队医，三个人摁住他的脚，在他右脚跟腱处不停敲打，让疼痛处麻掉。当时他鬼哭狼嚎地叫，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浑身直冒冷汗。

    这些外人怎能知道。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谁让你是英雄。

接下来是治疗脚伤，远赴美国。

    他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克兰顿惊呼：“你是怎么坚持的！？翔，你知道吗，跟腱处的伤势，就等于你的鞋底里藏着很多小沙子，你天天踩着他们训练、比赛，你，太不可思议了，你太幸运了，否则早就可能倒下了……”

    其实，刘翔本来早就要“倒下”，“刘翔加油”、“刘翔哥哥加油”， 及至“刘翔叔叔加油”，

    让他很感动，他不想大家失望，所以他一直在勉强坚持。

    经过治疗和康复，2009年9月20日，黄金联赛上海站，刘翔以13秒15拿到亚军，但他心中的那口气还是顺不过来。他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进一步突破了，“我脚不行了，我不想比赛了，我只想混到退役算了……”

    “我们也不要求你太多，你还年轻，要学会珍惜。你现在退役我们也没意见，但是这个结，只有你自己去解开。你要记住，人的一生要跨过无数的栏，你现在所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一夜，父子俩泪眼相对。父亲的这些话，刘翔牢牢地铭记在心间。

    2010年5月23日晚，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刘翔只跑出了13秒40．名列第三，甚至还排在史冬鹏之后。

    对此，刘翔并不沮丧。他深知，他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他现在不是在和别人比，是在和自己跑。于是，他与师傅孙海平开始了一段从零开始的真正复兴。他们又两次赴美进行康复治疗。20多天的美国训练，刘翔瘦了8斤。之后是科学的、系统的、大剂量的训练，刘翔也跑到过13秒以内。师傅说：“重夺世界冠军，这不是白日做梦。”

    2010年11月24日，经过27个月的沉寂和洗礼，在第16届亚运会上，刘翔有保留地以13秒09打破110米栏亚运会纪录实现三连冠，外界齐声高呼“王者归来”。刘翔说，这枚金牌，这个成绩，意义非凡，不亚于雅典奥运会的那枚金牌。刘翔豪气十足地向罗伯斯下战书，要把世界纪录抢回来。

    人生是在跨栏，只有鼓足勇气、豪情满怀地跨越挫折、失败和心灵障碍的栏架，才能跃上辉煌之巅。

选自《哲理》2011年第四期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童话

李墨波

    2013年7月19日，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任溶溶以90多岁的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以真挚有趣的童心、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征服了评委，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

    说任溶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并不为过。他翻译过《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他写过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他写过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顶》《强强穿衣裳》《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足够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于是明白了这位老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是这样一位盗火者。尤其是他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长袜子皮皮》的主角皮皮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9岁的小姑娘，她天性喜欢自由，古灵精怪，常有奇思妙想，缺点不少，喜欢恶作剧，但更多的是优点，制服过坏人和恶兽，干了很多好事。这个个性鲜明、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得到中国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任老通过林格伦的作品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而代之以充满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的全新的儿童文学。

    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故事讲得多了，任溶溶觉得不过瘾，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与《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堪称姐妹篇。作家在其中构置起一种喜剧和荒诞，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虽然只是初试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臻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之后，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而有的作品，甚至干脆放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他认为，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而在写作的时候，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尽量使用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任溶溶说：“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1968年，任溶溶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分配到饲养场养猪。他说很“幸运”，“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可以不用了。猪要吃东西的时候喂一下，其实呆在饲养场蛮开心的。”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之前曾译过他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儿童诗，但是是从俄文转译的，实属遗憾。在牛棚里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学习意大利语和日语。当别人在“十年动乱”中身心俱疲时，他却收获了两门外语，为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做好了准备。这样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其实正是儿童文学之于任溶溶的馈赠。

    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用一生的努力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构建起一个让人仰望的高度，高山仰止。他在我们心中真正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相关链接】①渴望母爱与家庭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刘绪源（当代作家）②老人又望着我女儿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看不看课外书啊？”我夫人脱口而出，说刚买了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正在看着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揺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陈贤德《巧遇任溶溶》（《新民晚报》2013年4月1日）

陆谷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著名救育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脑梗中风，数日抢救无效，于昨天13时39分结束了他77岁的学术人生。陆谷孙先生是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更是作为累计印数超过千万册的《英汉大词典》主持编撰者，将名字刺在这个时代，并为翻译界学者、社会学习者所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陆谷孙先生的父亲陆达成精通法文，曾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外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陆谷孙先生开始接触英语，培养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使他日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造诣颇深。陆谷孙先生晚年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有人提出的“母语教育令人担忧，因为英文教育太盛行”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没有合格的英文，难称合格。”

    1976年，陆谷孙先生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他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先生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在17年成书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先生坚持到最后。直到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全书4203页，1500万字。校对完最后一页后，陆谷孙先生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终于可以“痛快地睡了一觉”。《英汉大词典》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后来，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不过，陆谷孙先生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面对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一直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陆谷孙先生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热爱教书的他，从教30多年来未曾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再忙再累，学生的需求与教学安排总是第一位的。行政、科研，加上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工作量远超出了学校规定，名列全系第一。

    1994年陆谷孙先生被授予复旦“杰出教授”荣誉，自然也就没有退休的概念，除去因为身体缘故而不能再继续的课程，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个学期的课，英美散文是他的经典课程，旁听的学生总是坐满教室。2014年的陆谷孙先生已是74岁高龄，由于身体不适，他才同意学院将他的课程设为与其他老师共同完成。先生的课堂魅力还是征服了前来听课的每个学生。人格魅力，是所有学生对先生的一致评价。

    从他留下的许多金句中，也能感受到为师者的一种风骨——“即使职称的光环去尽，我还是我：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摘编自2016年7月29日《青年报》）

相关链接：从1996年11月开始，我就跟随陆先生编写词典。先生热忱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一直激励着语言基本功底较为薄弱的我，给予了我无比的信心。读博期间，先生甚至还委我以重任，将外研社版《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的一部分编写任务交予我，最后出书署名时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而对于复旦教诲过自己的恩师，先生始终不忘，用先生的原话来说“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先生不仅在与小辈聚餐时时常提及往事，而且曾多次撰文回忆诸如徐燕谋、葛传槼、杨岂深等先生。

百岁科界泰斗  一生赤子情怀

    1927年，年方14岁的张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学预科班。1933年12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无线电之父”的意大利人威廉·马可尼到交大访问，张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欢迎仪式的全过程。与大师面对面，极大地鼓舞了张煦，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宿舍里贴上了马可尼的大幅照片。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常年压着一张马可尼的标准照。与大师的一面之缘，成了他一生修身治学的精神支柱。

    1936年，年仅23岁的张煦带着优异的成绩和简单的行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通信工程学科。在美国求学的四年，张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工作，每天的学习和实习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在哈佛听课，他总是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一面专心听，一面认真记，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刻在心里。实验课上，他从来不肯仅仅照着书本演示一遍就完事，总是要亲自动手，边思考，边测试，直到对实验方法、测试仪器都充分了解和熟练掌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优秀的成绩。留美的学习和生活，不仅给张煦后来从事通信工程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High Thinking，Low Living（勤奋思考，简单生活）。

    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张煦怀着“祖国培养我，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回到抗战艰难时期的祖国。回国后，他就开始了通信科学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成为我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在他从事通信科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通信科技发生了重大演变。张煦顺应通信科技的发展潮流，始终站在世界通信科技发展的前沿，引领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他不失时机地更新教学内容，率先编写相应的中文教材，不断开拓科研新领域和出版新著，并乐此不疲地把通信学科中的新理论、新技术传送到工厂、企业，无偿地帮助相关行业培训人才，指导生产和研发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在学术上，张煦精益求精、不断探索，而生活上，他却十分简朴。一双老式中国布鞋、一身半旧中山装，这就是张煦几十年一贯的“行头”。即便是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之际，坐在江泽民主席身边合影的张煦，依然是这样的穿着。

    张煦对自己的生活克勤克俭，对学生却关怀备至。从90年代开始，他捐出自己的院士津贴和部分稿费收入，在电子工程系设立了“张煦奖学金”，资助贫困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有意思的是，奖学金设立之初曾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本科阶段不许谈恋爱，这在校园里传为趣谈。“多做贡献，少想享受”，这是张煦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学子的殷殷期望。

    年逾八旬，对别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在颐养天年，张煦却幽默地说自己“八十尚不老，犹可登讲台”，坚持继续为学生们上课。2005年，92岁的张煦还亲临学校的“饮水思源”BBS论坛，与学生们在线聊天，谆谆告诫青年学子好好学习、热爱祖国、建功立业。

（摘编自张文清《百岁科界泰斗，一生赤子情怀》）

【相关链接】①1978年11月，离开他心爱的母校已整整22年的张煦终于调回了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上任后，他大胆地作了几项重要决策。首先是将原来的“无线电系”改名为“电子工程系”。其次，尽快培养师资，培育科研力量。他一方面将基础比较好的青年骨干教师派出国外进修，另一方面着手自己培养研究生。（王延峰《百岁院士张煦：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

②1994年，已届八旬高龄的张煦出版了《信息高速公路》一书。半个世纪以来，张煦先后亲授近千名高级科研与教学人才，著述（译著）近900万字。荣膺诺贝尔奖的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高锟认为，张煦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被称为“中国通信界元勋”当之无愧。（张光武《百岁院士张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