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老舍

毛志成

①在谈论老舍时，我不想局限在老舍的业绩中。认识老舍，如果只将他视为作家、文学家、语言大师等等，那也只是从“文格”的角度认识了老舍，而淡化了他的“人格”质量。老舍一生的活动，文化、文学只是他的一个关注点，事实上，他始终全方位予以关注的是社会命运——特别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透视和扫描。老舍是中华民族广袤而平凡的文化土壤上挺立起的一株耐苦大树，虽不夺目地高耸，但他立足于向社会和民众植根，伸枝，展叶，释氧，兼之增色添美。老舍的作品，无论是发轫之作的《老张的哲学》，还是代表作《骆驼祥子》、《正红旗下》，以及立身之作《四世同堂》、《茶馆》，无不昭示他是一位与中国民众息息相关，将文化功利与社会功利融为一体，而且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总体命运互为形影的，必将永远使历史不能忘记的民魂式的作家。

    ②老舍在人性品格上首先是好人，是善人，他很少骂人，倒是尽量多地助人、济人，反右时有人当了右派，老舍一有机会照例请他们在小饭馆中吃一顿饭，于“莫谈国事”之外也尽量给这些“另册”人士多一点温暖。

    ③老舍绝不是生活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上的贵族。从他以“旗人”名义出生的那天起，就饱受贫困、压抑。但有人依据老舍的出身，将他定为“穷人”，有的甚而喻为农民，这样的比附，在见解上其实也是很粗俗的，乃至是大谬的．泛义上的穷人，特别是彻底式的穷人——即德穷、财穷、智穷、文穷的群落，是不会从中诞生出老舍的。老舍的“旗人”裔脉，老舍的基督意识，老舍的求学欲望和从教、从文意趣，都使他大大有别于一般性的穷人。 

    ④老舍一生的“急就篇”式的作品很多，占了很大比重，但他的“急就”，是急于国事、民事。“国家不幸诗家幸”（清赵冀语），诗家的“幸”不是指幸福，而是指活跃。文化人在国难期间的创作活跃，必然是与“及时”同义的。爱国爱民之心驱使他往往愤然疾书，匆匆命笔。舍弃个人虚誉，不做“逸士”，而与国家命运、民族疾苦同呼吸，这就是高品位文化人的基本品格。

    ⑤以老舍的宽容通达，兼之常有自悲心态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惯性，人们有理由做出一种推测：老舍会逆来顺受，苟安乱世，但这种推测是对老舍的不深知。老舍的脸常常是笑呵呵的，但老舍的骨头是坚硬的。他可以受辱，但不能自辱!

    ⑥老舍之死，可以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却不能否认它的必然性。那是个扑灭良心、扼杀正义、粉碎文化的年代。倘若老舍永远地、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善恶观、美丑观、是非观，并要始终渴望举起善人的旗帜、善事旗帜，到头来时代的恶化已经趋于惯性化而又势必趋于极端化，连他本人无论如何忍辱负重、谦恭处世也无法做到委曲求全的时候，命运给他的终极安排只能是向世界告别

    ⑦反刍老舍，就是反刍一个时代。但愿我们此后百年千年从这样的反刍中，汲取老舍的宝贵营养——中国文人、中国作家，人格毕竟重于文格。用一句名言作结语，就是：多么出色的卓人也有过卑怯的时候，但卓人之所以是卓人，就在于他尽可能和最终不向卑怯低头！

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陈寅恪的眼睛

    1937年，陈寅恪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此时已85岁，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叩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极劳累，直接诱发了陈寅恪高度近视的右眼的视网膜 脱离。陈寅恪不为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1943年底才到达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高度近视的左眼，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了《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得益于他超人的记忆和毅力。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有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感叹命运的的刻薄之余，我们不禁会问陈寅恪的眼睛为什么会失明呢？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有段文字有助我们了解陈寅恪失明的原因：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陈寅恪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眼睛瞎了，对于陈寅恪会是怎样的一种毁灭打击？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人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②1941年受邀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同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物资奇缺，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寅恪拒受日人馈赠。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②1957年 “双百”方针提出，大家都在极力赞颂“双百”时，陈寅恪并没有“响应”，专心地研究“钱柳姻缘”。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二）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三）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