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伦敦

尚之

    如今，约翰逊俨然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明星市长之一，连印度贫民窟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有着一头不羁金发的英国人喜欢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出现一改伦敦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严肃、刻板面孔，变得柔和、亲切，魅力四射。

    他的“营销术”其实很简单：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伦敦。

“最好的市长”

    金秋十月，约翰逊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城市招商引资，与其他商贸团来访不同，相关新闻竟出现在娱乐版块。在北京大学的留学推介会上，他说：“聪明的 北大学子们，你们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女朋友是谁吗?他把初吻献给了谁?没错，是张秋，一个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接着，他侃侃而谈，这样浪漫而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伦敦。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仿佛一道清新爽口的开胃菜，一下子吊足了年轻学子的胃口。

    如果说“套近乎”是约翰逊这些年为推销伦敦而刻意练就的本领，那么他的“英式幽默”和“自我调侃”则是与生俱来的DNA，融化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让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大出风头，一跃而为“明星市长”。

    当英国队终于夺得第一枚金牌后，他激动不已，跑到维多利亚公园玩了一把高空滑索。可杯具的是，他被卡在半空长达5分钟之久，且正好悬挂在人流最密集之 处的上空。约翰逊被困空中的照片遭网上“PS大神”恶搞：堂堂伦敦市长被挂在泰坦尼克沉船上、伦敦塔桥的五环上、大本钟的时针上，被大白鲨攻击，被长颈鹿 叼走，遭小猫咪调戏……按理说，这种囧事搁在任何一位政客身上都会颜面尽失，可约翰逊却收获了意外“笑果”，集攒了大量人气，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赞他是 “最好的市长”。

“非典型”政客

    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约翰逊绝对是一个异类。

    2001年，他开始 涉足政界，虽然也算年轻有为，但总好似在别人的大戏里跑龙套。这也难怪，像他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人，以传统眼光判断，怎么也不适合搞政治。 2008年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是作为保守党内第六号人选出战，属于“备胎的备胎”。要不是前面几位纷纷出了状况，这个重任绝对落不到他肩上。为防“言多 必失”，保守党请来的澳大利亚选举战略大师林顿·克洛斯比刻意减少主流印刷媒体对他的采访，代之以简单随意的电台访谈。工党显然没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对 其凌乱的发型、风流往事、电视搞笑节目极尽嘲讽。约翰逊也不介意自己“傻冒”的定位，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有啥说啥。

    结果，哀兵必胜的“自损”战术将他的所有短板变成优势，“错位”的政治形象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一场本无悬念的竞选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约翰逊以多出对手百万票数当选伦敦市长。

    对于自己的“意外”胜出，他说：“我不能做到特别‘政治正确’，所以我选择反映我看到的生活真实。”卡梅伦说：“虽然我和他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明白，我是在做自己。”

下一站，首相?

    很多人认为，他将取代卡梅伦成为保守党党魁，甚至成为未来首相。著名金融家彼得·霍尔如此评价约翰逊：“如果英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他将是合适的领导者，因为他身上表现出自信、乐观，拥有和丘吉尔一样鼓舞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众的热切期望，约翰逊显得十分冷静，称自己成为首相的几率“好比飞盘削掉脑袋，或者在火星上遇见猫王”。看起来，他似乎对首相之位没有奢望，但 这并不代表他对仕途没有野心，正如昔日一位同事所言：“他和所有政治家或记者一样，既多愁善感，又野心勃勃，希望尽一切可能达到顶峰。”

    从小，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弟弟妹妹们比赛乒乓球、玩智力游戏时，总要争第一。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要当世界之王。”了解他的人都 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被他的卡通形象和搞怪性格遮掩了光芒。他乐于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只“细嚼慢咽的熊猫”，可实际上他是一匹河马，在水 面上打着呵欠，在水底下拼命划水，奋力追赶那些大型猛兽。

    去年访问美国时他曾对记者抱怨：“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之于欧洲大陆就像纽约之于美国，这是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新建一个机场。我想获得英国最高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确保新机场的落成。”

    停了一会儿，他忽然意识到好像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把那段话登出去。”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

    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奇绅鸿儒刘大鹏

郝岱

    一个普通的晚清文人，在国内“名不出乡里”，但在沈艾娣所著《梦醒子》一书中却被称为“第一奇绅士”。一个农村绅士，何以被冠以“第一奇绅士”的美誉？刘大鹏究竟奇在何处？

    刘大鹏并非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聪明过人的天才。刘大鹏在日记中自述“生而顽钝，年七令甫能言。”他七岁才会开口说话。七年不鸣，一呜惊人。童年刘大鹏在私塾先生刘丽中门下读书16年，毕业后，他又先后在太原县桐封书院、太原府崇修书院学习深造10年，仅读书就长达26年。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读书时间长达半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可谓一奇。

    刘大鹏在刘丽中、杨深秀（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等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高尚道德理念，确立了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日后创业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大鹏完成学业后，就到大谷县南席村当了整整21年的私塾先生，后到太原县女子学校任教十余年，他教书时间又占据了人生的半辈。

    刘大鹛在世85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间，他在有生之年既要教书，又要种地，还要经营煤窑，忙里抽闲，用毛笔手抄洋洋34部巨著，亿万字手稿。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能够熟练背诵的经典著作达六十多万字。刘大鹛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非凡的创作天才，德高望重的思想品德，实乃奇人奇才也。

    刘大鹏34岁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五日，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日记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清末民初、抗战期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可谓包罗万象，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史料珍贵，堪称百科全书，更被山西省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

    刘大鹏的德才、廉洁名扬省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急需人才为其效力，曾多次派人请刘大鹏出山，先生屡屡婉言谢绝，不接受聘任。读书做官，仕人之追求，刘大鹏却是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可谓奇也怪也。

    在人生的旅适中，他一直努力拼搏，曾务农、务工（开煤窑）、经商（租赁餐具、轿等业务）、教书、写书，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

1915年，58岁的刘大鹏当选为山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省议会议员选举大会。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纷纷向代表行贿或宴请。有参选议员对他行贿，他以“不义之财不可取”的修身之道一一拒绝。世上哪有和钱财有仇有恨之人，唯有刘大鹏既不贪财也不受贿，实属奇人也。

    日寇占领太原县后，狂轰滥炸，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每当鬼子进村扫荡，村民纷纷扶老携幼逃难时，刘大鹏却视死如归，独自一人留村，并上到屋顶，指天骂日。有一年，日寇的一名军官久闻先生大名，恳请先生为其题写一副条幅，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婉言谢绝，日本人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1934年，山西遭受大旱，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刘大鹏看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愤怒至极，他以鲍伯平的化名上书南京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政府责令阎锡山减免税收，收到预期效果。

    这几则真实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刘大鹏爱国亲民的高尚情操和政治远见，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质和风度，可谓奇人奇事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这是刘大鹛先生在1897年为晋祠同乐亭题写的一副楹联。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这副楹联。李克强总理日理万机，在众多的晋祠楹联中，竟然熟记刘大鹏的这副楹联，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意境，引起总理的共鸣，飘扬五洲四海，实乃奇事也。

（摘编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10期）

【相关链接】

①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②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进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锈。

——刘友凤先生碑铭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