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我叫你英雄的时候，我已泪流满面。”这首赞颂罗阳的歌曲《我的英雄》，如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罗阳既是一名英雄，又是千千万万为建设强大国防默默奉献的航空人中的普通一员。

    一颗星星陨落了，但天穹依然群星灿烂——罗阳，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大家为歼-15舰载机完美着舰欢欣鼓舞时，作为战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的罗阳，却倒在了凯旋路上。

    功成身死，为国捐躯之悲壮莫过于此。这种时间上的偶然重叠，构成一种近乎残忍的巧合。有人说：如果罗阳不是倒在成功那一刻，他的事迹也许不会这样感动亿万国人。然而，当记者走近航空人，回眸中国航空发展的历史，类似罗阳这般令人唏嘘的事情，已多次发生。

    正如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所说：“飞机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是集体作品。”更多的航空人，是以默默无闻的平淡方式，为祖国航空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人生。然而，他们的精神同样动人心魄。

    如果有人问记者：罗阳什么地方最打动你？记者会回答：平凡。

    罗阳不讲究吃穿，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件名牌。他平时穿得最多的衣服，就是沈飞集团公司的蓝色工作服。罗阳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90年代在中航工业沈阳所工作时的老房子，室内家具很简单。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作为一家年产值上百亿元的大型企业“掌门人”，罗阳出差还经常住旅店的标准间。在很多沈飞集团公司职工的眼中，罗总太普通了，“扎在人堆里，很难把他给找出来。”职工李长久说：“我怀念他，不是怀念他这个总经理，而是怀念他这个人啊！”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件事——早些年，罗阳在中航工业沈阳所任党委书记，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天傍晚，罗阳骑车回家，一边慢慢骑一边想事情。单位一名干部开车着急回家，看到前面有人骑车挡道，就不断按喇叭。结果，他仔细一看，骑车人居然是罗书记。他连忙下车道歉，罗阳毫不介意，笑了笑说：“没事，你先走。”罗阳的平凡，让前来采访的记者们都很“头痛”，经常是缠着他生前的同事们问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收获。沈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谢根华这样评价：“罗阳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传奇故事，只有踏实工作。”或许，罗阳的这种平凡，正是航空人可贵品质的共性。中航工业沈阳所党委书记褚晓文说：“在航空事业中，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聚成海洋，人们看着就震撼了！”

    罗阳的办公室，一切都如他生前时一模一样——书柜里，各类书籍装得满满的；陈列架上，各种飞机模型摆得满满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旁边是一份“12月份工作计划”，水杯也放在原来的位置……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罗总没走，就像出差了，过几天还能回来。”他的秘书任仲恺对记者说。

    “不单是小任，在很多员工心里，罗阳都没走，也永远不会走。”沈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谢根华说。

    长期以来，国防工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航空人的生活状态：必须面对超常的工作强度，面对质量安全的沉重压力，因为他们“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秘书任仲恺说，罗阳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无论多晚，都要先到飞机生产组装车间看看，然后才回家。

    在沈飞集团公司，不仅罗阳在忙，所有人都在忙。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忙什么。程梅，中航工业沈阳所综合航电部书记。她80岁的老父亲住在长春，可她一年也难得回去看一次。父亲不理解，打电话问她：一年到头老加班，到底在忙啥？那一天，歼-15舰载机成功着舰。老父亲打来电话说：“梅啊，这回爸可知道我女儿在忙啥了！”说起这事时，程梅在记者面前泪流满面……

    一次，为了加快某新型飞机研制进程，一位年轻的妈妈昼夜坚守科研攻关一线，4岁的孩子生病住院，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电话里对孩子说：“坚强点，不哭啊……”

    如今，罗阳走了，更多的“罗阳”依旧在岗位上战斗。看，车间里焊花飞溅；听，试飞场上战机轰鸣……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以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邵逸夫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邵逸夫意识到，尽管在南洋已建立起自己的影业基础，但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定将被淘汰，于是他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

    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从美国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虽然邵逸夫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但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他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两只脚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一写半个月，可是都不满意。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终于在摸爬滚打出一身电影制作的真功夫后，1932年，他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据说放映的时候，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这部影片成本1万元，而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为邵逸夫后来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次年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20世纪60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港岛，曾拍摄过上千部电影。邵逸夫说：“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我们的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

    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邵逸夫在每部邵氏作品的包装上都印上“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

    作为亿万富翁，邵逸夫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邵逸夫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成长靠教育。”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它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

    在很多人心目中，“逸夫”早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美好的符号，代表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仁者情怀。这位让人尊敬的百岁老人，在人们心中搭建了一座“逸夫楼”。

（摘编自耿晓星、韩梦泽《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

相关链接：①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的全部历史。他的邵氏电影曾经几乎垄断香港的电影工业，他的TVB迄今仍是屹立香江的电视巨无霸……他就是邵逸夫。（《新华日报》2014年1月8日）②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百度百科）③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超过100多亿港元。截至2012年，他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超过6000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他都捐出1亿港币。（《人物周刊》2014年1月）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

    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