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陈世骧、普实克等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倡扬，使中国学人认识到：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瑰意琦行的美丽抒情传统。笔者以为，中国文学不但有这样的抒情传统，而且这个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抒情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抒情立场上说，西方抒情文学倾向于个性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和自我感情；中国的抒情文学更看重个人的感情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家”与“国”的和谐共荣。就抒情的方式而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情的写法；中国抒情文学也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用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故此，中国的抒情文学，有的侧重“言志”，有的侧重“缘情”，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寄寓着作者的家国情怀和道德理想。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也大异其趣，其抒情传统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突出的审美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散文的抒情表现方式上。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中国散文不论是“载道"“言志”还是“缘情”，其根本都立足于“感物”，即人与物之间达成某种主客合一、心物一体的契合冥会，而这有赖深厚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和东方思维方式的支持。故而，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偏重于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境界。西方散文则不同，其抒情传统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则偏于直抒胸臆。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欠缺的。西方的散文普遍重“笔”而轻“文”，即重理性的思考，重内容的充实、观点的尖锐，在表达方式上则倾向于议论说理。这样，不可避免地质胜于文，厚实而欠雅致优美，明晰而缺氛围情调。而中国的散文则大不相同。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山水游记，甚至是朱熹一派的说理散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散文的确无法与中国散文相抗衡。

    音乐性，也是中国散文在抒情表现方式方面的“特产”，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音乐性同样是较为稀缺的元素。中国古代散文是相当重视语言的音乐性的。我们看韩愈、欧阳修、苏轼、袁宏道、张岱等的散文语言，均表现出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音乐美。试看庄子《齐物论》中的语

    言，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无形无状的风声写得有声有色、可触可摸，并且他以非凡超拔的想象力和对节奏、韵律的精妙体悟，描状出了风的高低、粗细、徐疾的各种声调，并汇合成了一曲美妙绝伦、荡气回肠的天籁。这天籁既如千军万马奔腾，“鼓气以势为美”，又似千万管弦繁奏，最后归于“希声窈渺处”。此外，还应看到，散文语言的音乐性虽包含排比对偶但不等于排比对偶，就现代散文的语言来说，音乐性更在于句子的长短参差，状物的形神兼备，行文的流转自如。

    中国散文抒情表现方式上有着诸多特点，但无不烙印着民族文化的底色。重感悟、重生命体验的东方思维方式，讲究和合之美、推崇天人合一、诗化人生的审美趣味，构造特殊、有诗性品质的汉字，都对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梳理和阐释必须置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摘编自陈剑晖《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中国文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规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因而，把握中国文学的生活化本质，是摆脱20世纪西方近代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困境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献赋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清代，这种为应举而平时以诗文会课的状况依然不改。

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战国诸子中如《商君书》《管子》等也都是职官所为。魏晋以来，诗赋的功用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职官对诗、赋的政治功用仍没有忘记。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强调诗文应“补察时政”。宋元以来，这一传统依然得以保持。

诗在西周就开始被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赠和、问答、送别类诗歌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种类除赠、和、答、别外，还有应制、奉和、寄、酬、饯、贺、悼、贻、问、挽词、谒、谢、献、投、示、上等等。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可见其数量之大。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材料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代化属性和文化性质，既是相对世界文明、外国文明而言的，也是相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处理好一些关系。

物质文明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对不断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提出了新要求。精神文明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撑，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对不断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精神财富提出了新要求。要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必须并驾齐驱，比翼双飞，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是硬道理，要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打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求物质文明的丰富，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核心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应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文化是软实力，要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的是理想信念，弘扬的是思想道德，形成的是文明风尚，促进的是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为此，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高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自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凝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伟力。

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代文明因素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与发展动力，让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在真空中生成的，而是在世界文明的万花筒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过程中、在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生长的。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独立自主的基点塑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象，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进程中又焕发出新的光辉。中华文明既是人类文明史的“活化石”，又是现代文明史的“亲历者”，有着鲜明和普遍的世界意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要求我们在体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性的同时，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在精髓发扬光大，挖掘中华文明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智慧，阐释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同时，要加快构建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打破“有理说不清”的传播藩篱，将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中讲好、传播好，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

以开放包容的气度构建现代文明的中国形式，以“世界的”滋养“民族的”。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底蕴。我们要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浪潮之中，寻找发展道路的“契合点”、价值理念的“共同点”、文化建构的“接合点”，创造出融通中外、汇通古今的现代文明新成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展示了民族文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在确立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强化着各国人民对自身文明的信心。

（摘编自何虎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进路》）

材料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强大的文明韧性、不竭的文明活力和深厚的文明智慧，为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了文明间交流互鉴、平等相待与和谐共存。

近代以来，西方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习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传统习俗和语言被逐渐边缘化，文明的独立性和多元性受到冲击。中华文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容开放的文明张力和创新的现代文明发展路径，保持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维护和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绵延五千年而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是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性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优势，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弊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西方文明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西方文明强调发展经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和平发展，西方文明追求掠夺扩张。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论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选择。

近千年来，人类文明在战争冲突与矛盾对抗中跌宕走过，探索一种和平与平等的文明互动方式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所有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世界各文明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习惯，从不试图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也不会将自身文明理念强加给其他文明，这破解了“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

（摘编自吕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