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是一种遗产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的需求主要是靠双手来满足的。，从生活的智慧、技术的发明直到审美理想都是由双手来体现的。由于审美进入十指，许多艺术便油然而生，无论是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还是乡野村夫手中带着泥土与青草芳香的民间艺术。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在相互隔绝和封闭的状态中生活，这就使得手工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每一种手工制品都是那里的特产。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各个民族和地域彼此迥然殊别的房舍、小吃、独具匠心的手工制品及其风情特异的乡土艺术。在这中间，中华的手工可谓冠盖全球。其原因，一是历史久远，传承未断；二是民族众多，地域多样；三是文明灿烂，人文深厚。在九州大地上，不管你怎样见多识广，但在田野里跑一跑，准会发现从未见过的美妙之极的东西，其中手工的智巧一准令你称奇。

    精湛的民间手工全都是千锤百炼的。但是，在没有专利的时代，手工中至关重要的绝技是世袭或以师徒方式单传的。如果艺人没有后嗣，技艺便可能中断。这就是很多古代制品今人无法复制的缘故。面对三星堆那些“纵目神灵”青铜面具上的方孔，我们已无法知道四千年前古蜀人用什幺利器可以切割开这厚厚的青铜；也无法知道他们施用何种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玉石切割成纸板一样的薄片，并打磨得如此细腻与光滑。其缘故，便是这些标志着远古文明高度的手工的传承中断了。

    工业技术是通过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手工智能都是口传心授，最多只是保存在几句短短的口诀上。工业技术是物质性的，手工中有许多是感性和悟性的。从人类文明的传承来看，这种手工的文明是记忆性的。所以说，手工是一种口头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手工是不同地域的聪明才智的各自的见证，也是民族与地域精神传承性的载体。因此，抢救濒危和珍稀的民间手工，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也是人类文明转型期间的全新课题。我们以前没有做过，但现在非做不可。因为，老房子在轰隆隆地与我们告别，缤纷的手工正在不知不觉地成批死亡。

    人类放弃手工，使用机器，是伟大的进步。但我们同时还要记忆手工。因为——放弃手工是为了文明的发展；记忆手工是为了文明本身。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文以载道，艺以修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艺从来都不是仅供消遣娱乐的小事，而是关乎移风易俗、修齐治平的大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担负时代重任，回应时代需求，以德艺双馨为价值目标，努力让自己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广受观众喜爱、留下长久印记的精品佳作，他们中很多人因其艺术创造和良好口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但一段时间以来，少数演艺人员无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浮躁攀比、热衷于炒作丑闻甚至身涉违法犯罪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若任由这些失德失信、违规违法行为大行其道，将会使演艺界有道德滑坡之风险，也将危害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光环越大，责任越重。作为面向大众、影响广泛的特殊行业，演艺人员应有志于彰显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正能量标杆。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实际上为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如何处理好“德与艺”“义与利”上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要始终把道义与责任放在首位，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堂堂正正的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那些有严重失德失信行为的演艺人员，需要接受行业组织制定的、与其言行严重程度相应的、有足够约束力的处罚；违反法律的，要接受法律的裁决，不能让有法律和道德污点的艺人从其失德失信、违法违规的错误行为中出名获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和道德建设。2018年5月7日，党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要强化体育、演艺、网络等领域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做遵纪守法、崇德向善的典范。

    文化是制度之本、道德之源。“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文明历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康续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丰厚滋养。在演艺界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演艺人员的道德素质，使爱国敬业、诚信守法等观念扎根人心，加快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推动文艺工作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文化保障。

（摘编自《加强演艺界道德法治建设》）

    中华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实际上是以商周文化为主体的。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  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和武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边扩散边演变壮大。如果我们放眼历史，中华文化的这一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商周活动的地域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这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落。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与家庭的延续。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园。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中，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这样，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崇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等基因。

    中华文化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这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表层是最易发生变化的。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关系十分密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经变革，人们的衣食住行就要跟着变化。中层变化的速度仅次于表层，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融的加深，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也必须相应地演变。表层与中层文化的每一次演变，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惟有底层  文化，经过了数以千年计的表层和中层的反作用而不断地“修订"、加强，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中，极难改变。但是，既然表层和中层对于底层有着反作用，那么表层和中层变得久了，也就要动摇底层文化。

(选自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有删改)

每个人的怪兽

[法]波德莱尔

    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广袤的原野灰扑扑的，没有一块草坪，寸草不生。这儿，我遇见了几个弯着背的行人。

    每个人身上都驮着一个巨型怪兽，足足有一袋面粉、煤渣或者古罗马步兵的装备那么沉。

    那狰狞的怪兽还极不安分：它灵活有力的肌肉把人缠住，紧紧地压迫着；两只巨大无比的爪子扣住了人的胸口；庞大的头压住了重负的前额，就像一个古代士兵为了震慑敌人而佩戴的可怕头盔。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如此这般是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没有头绪。然而，他们显然要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步伐透露了他们对行走的无法阻挡的需要。

    这是件奇怪的事儿！他们不仅没有对缠绕在他们脖子上、贴在他们背上的凶猛怪兽感到生气，反而把它们看做自身的一部分。这些面容，尽管疲惫不堪、严肃至极，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绝望。在忧郁的苍穹之下，在似天穹般孤寂的土地上，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到尘埃里。他们继续前行，一副逆来顺受、要一辈子毫无所得地期待下去的神情。

    这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没入天际，与那阴郁交融，而地球圆形的表面也避开了人们好奇的目光。

    有些片刻，我固执地想要弄懂这奥秘，但是很快，不可抑制的冷漠袭上心头。于是，我比那被沉甸甸的怪物压迫的人还要疲乏。

（选自波德莱尔《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诗是最先锋的也是最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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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诗下定义是很难的，如果一定下一个的话，就是诗是心灵的产物。诗难写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保留着“赤子之心”，王国维在谈到古代诗人李煜时，特别强调这个“赤子之心”。也许，对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就是他是否还保留着“赤子之心”。

    诗歌具有的恰恰是其他文学形式没有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诗歌诗歌，所谓歌就是音乐。最初的诗歌是唱给人听的，所以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简洁的。音乐性还体现在押韵上，但一篇故事怎么能一直押韵呢？随着书面阅读的发达，音乐性逐渐弱化了，诗与歌分离了。还有其他叙事艺术的出现，诗歌的叙事功能也退化了，因为叙事从来不是诗歌的长处。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诗歌最古老的元素还在，诗这种分行的形式就是节奏，就是音乐和旋律，所以不能小看诗歌的分行。

    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弱化了叙事，也就相对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它不注重描述了；诗的音乐性弱了，它的理性色彩变得浓了，变得复杂化了，之前因为有押韵等等限制，不可能写得太复杂；继而增强的是，诗歌转向了诗人内部，它更像是心灵的产物，更注重于抒情，甚至是幻觉、是梦；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

    一个小说家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即使没有看到世界的隐喻层面，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好的叙事作家。但是诗人如果只看到生活的表层，而对它的隐喻层面无所察觉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也造成诗人和小说家表达上的不同。诗歌最终依赖的是语言，如果语言出了问题，一切都将无以表达。诗歌的语言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应该是华丽的、优美的，其实不是。诗歌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字和语言，它和非诗语言的不同在于它的组合，所谓组合就是音韵和节奏感，这是诗歌最古老的元素，它使曰常化的语言得到了提升。

    现代诗歌对中国诗歌而言指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对西方而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相发端于欧洲的诗歌流派，传统诗歌我们一般指的是古典诗词。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它们在时间上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诗歌的精神迥然而异了。至于形式上的不同，不用我说，谁都看得到的。那是诗歌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个演变的真正导演说到底还是时间。有人爱拿古典诗词和现在的诗比较，说现代诗就是不如古典诗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很难比较，尤其孰优孰劣更不好说了。就像李白不会玩电脑，你就说李白不如现代人聪明，不是一回事嘛。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不去做那种无益的比较，而是认真学习古典诗词的精髓，摸索到它与现代诗歌传承的路径，这才是对传统真正尊重的态度。

    我是写现代诗的，一开始就喜欢上这种形式，写了几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写好太不容易了。用什么形式写、写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写作者可以没有权力、金钱，但必须给他自由。

（选自《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