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的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是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的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的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次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这偏僻荒寒地带最不可思议的定物——清澈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晃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也会软下来许多。

    多数人们很少进屋，最有趣的是一些老女人，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们往镜子跟前跑，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漂亮，可越这样就越害羞，双手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尔马家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定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定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选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对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要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 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锁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常加油，难免会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有删改）

从头再来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①“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搬离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父亲带我们进了电梯，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到了5楼，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②“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2016年8月第15期《读者》，有删改。）

材料一：

    雨中的原西城非常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廖廖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

    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舒散出去。多么好啊！矇眬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

    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为了养家，他不得不来到原西县城揽工。

    少安打量着即将入住的地方：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篙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不过，这又不花一个钱！唉，揽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哩？住这也好，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

    他安顿好牲畜 ， 收拾好废窑后，又简单地戳了个锅灶，怎样省钱怎样来！

    他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丝笑意。

    每天，他在河边洗捡来的烂菜叶的时候，就想起向他表白爱情的润叶。他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她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页。

    每天运砖时，他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甲里，和牲畜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一旦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拼命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 ， 气喘得像两只风箱。这时候，他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伏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有删改）

材料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身上有着优秀的品质。

一，善良与自我牺牲精神

    少安的善良体现在从十三岁起就成了“家庭保护人”，家里的大小事都需要他拿主意。他以自己的“牺牲”给弟弟妹妹换来一个美好的前途。

    少安的善良还体现在承包砖厂富裕之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修校舍，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为缓解大家的经济状况，扩大了砖窑的生产规模。

少安的善良也体现在对润叶的感情上。他不是不爱润叶，只是清醒地知道自己没有爱的资格，不能一时冲动，酿成无限的苦恼。即使润叶屡次约见少安，少安也避而不见。

二，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

    少安虽是一位农民，但他承包了运砖业务，后来又烧砖窑，通过奋斗战胜挫折，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家族的风貌，带领他的家庭奔上致富的道路。

    家庭的富裕还离不开他的善于思考和摸索，还有大胆的实践。作为大队长，他自发地搞承包，又率先开展责任制。他的实干精神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同时也让整个大队的村民获利。

    孙少安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不同于他们父辈的新式农民。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为农民这个群体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他们有了个人更深层次的思考，为追求幸福生活和维护家庭尊严拼搏。他们扎根于现实生活，与时代脉搏紧密相关。

（选自《浅析〈平凡的世界〉孙少安的人物形象》）

一碗羊肉汤

金光

    就在县里准备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时，长岭乡建起了一个大牧场。刘乡长说，这个大牧场完全采用孟加拉式的养殖办法，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各地购进优质绵羊2000只。虽然乡里在农发行贷了100万元的款，但望着潮水般的羊群，大家心里很踏实：这钱不出两年就可赚回来。

    县委张书记亲自到牧场察看，拍着刘乡长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因地制宜，这才是真正的脱贫项目。”回到县城，张书记当即打电话召集开会，谈了到长岭乡察看天然牧场的感受，他要求从县委班子开始，轮流到长岭乡牧场去参观。

    县委办的同志不敢怠慢，连夜排出参观者的顺序：从6月8日起，当天是常委班子成员，9日是县政府领导，10日扶贫办，11日县委办，12日县委组织部……一直排到了第二年的3月19日，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村组都排上了，要求所有参观单位要认真了解长岭乡的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干的工作思路，结合实际提出自己乡、村的脱贫办法，力争在两年之内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刘乡长说，这次县里对长岭乡牧场如此重视，要把长岭乡树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我们一定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一要把牧场建设得更好，二要搞好接待工作，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政府办的同志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一天要接待二十多个人，生活咋安排？这一下难住了刘乡长，牧场远在离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荒山上，参观的人在乡里吃饭不合适，到山上又没有好东西招待，怎么办？刘乡长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说：“我说个办法，人家领导来参观牧场，这牧场就是养羊，咱们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羊，明天领导们来，我们在山上垒两口大铁锅，拣两只大肥羊宰杀，在山上熬两锅羊肉汤，经济又实惠。”大伙一听，不禁拍手叫绝。第二天县委的小车一字型排开，足有二十多辆停在了离长岭牧场五六里的山下路旁，领导们一路风尘来到牧场，大家看到荒岭上建成如此规模的牧场，无不咋舌称赞。中午12点，每人一大碗鲜羊肉汤配上两个脆香的烧饼，更让领导们赞不绝口。县委张书记端着羊肉汤喝了一口说：“香，这比吃几百几千块的宴席有滋味多了，你们勤俭节约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张书记号召，今后无论谁来牧场参观，都只准喝羊肉汤，不准吃酒宴。

    第一批来了，第二批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都对长岭乡牧场特别是那碗羊肉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市扶贫办的领导得知长岭牧场的事，决定到牧场看看。这下可慌了刘乡长，他电话与县委张书记商量了好长时间，询问接待的事宜，张书记最后在电话中毫不犹豫地指示：仍然用羊肉汤招待。

    市领导来了，他们转圈看了看牧场后表示满意，就是不见大羊群，便问羊呢？刘乡长心慌慌的，说正在联系贷款购买。现在资金是个大问题，希望市里能给扶持点。中午他们端起羊肉汤时，一位老领导提了个问题：这羊肉是从山下买的，还是在山上杀的？刘乡长忙回话：“这是咱牧场的羊，现宰现熬，鲜得很，鲜得很!”这位领导盯着碗里羊肉和漂在汤里厚厚的一层油，皱起眉头问：“一天能宰几只？”刘乡长忙竖起两根手指：“两只，两只!”领导没有再说话，放下羊肉汤就走了。

    刘乡长等着市扶贫办的答复，但眼看牧场的优质绵羊宰完了，还不见上面的精神。于是他沉不住气了，去找县委张书记。张书记正在低着头看一份《内参》，一行醒目的标题在张书记和刘乡长眼前晃着：《参观者一年吃掉一个牧场》。张书记沮丧地说：“刚才市里来了电话……牧场暂时关闭。”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

假面契诃夫

    某地社交俱乐部，出于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目的，举办了一次假面舞会。已是午夜十二点。五个没有跳舞、不戴假面的知识分子，围坐在阅览室里一张大桌旁，看报、打盹。阅览室里十分安静。突然响起一个低沉而喑哑的声音，“看来这里更舒服！都上这儿来！快点，朋友们！”门敞开了，一个肩宽背厚的男人闯进阅览室，他穿着马车夫的号衣，一顶宽边帽上插着几根孔雀毛，脸上蒙着假面。在他身后跟进来两个戴假面的女人和一名端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摆着几个酒瓶和杯子。

    “都别待在这里！现在不是看报和研究政治的时候……把报纸都扔了！”“我请你安静点，”有个知识分子透过眼镜，瞧了瞧那人的假面说，“这里是阅览室，不是喝酒的地方。”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聪明人，居然认为报纸比美酒还好，”插孔雀毛的男人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甜酒，开口说，“照我看来，你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之所以喜欢看报，是因为你们没钱买酒喝……你别再装模作样，不如来喝一杯！”

    插孔雀毛的男人稍稍挺起身子，从眼镜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报纸。“您竟敢放肆！”眼镜先生发怒了，“您不知道您在跟谁打交道，我是银行经理热斯佳科夫！……”“我啐你这个热斯佳科夫！”男人拾起报纸，把它撕成碎片。孤儿院会计别列布欣红着脸、耸着肩膀说，“我简直不明白……有个无赖闯到这里……突然说出这种混帐话来！”“什么叫无赖?”插孔雀毛的男人大喝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托盘上的杯子都跳起来。“你是跟谁说话?快点，给我统统滚蛋！”“我们马上会看到结果！”热斯佳科夫说，他激动得连镜片都冒汗了。“快去把斯皮里多内奇叫来！”斯皮里多内奇，一个身着警察制服的老头，立刻到来了。“请您离开这里！”他瞪大可怕的眼睛，耸动着染过的八字胡，声音嘶哑地说。“哎呀，吓死人了！”男人快活得哈哈大笑，“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你那小胡子活像猫的触须，眼睛都瞪出来了……嘿嘿嘿……”斯皮里多内奇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把俱乐部里所有的警察都叫了来。他坐下开始写违警记录。“写啊，写啊，”假面人用低沉喑哑的声音说，“哈哈！好吧，现在我让你们瞧瞧！一……二……三！”男人站起来，猛地摘下自己的假面，瞧着大家，快活得纵声大笑。他引起的反响的确非同小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面相觑，吓白了脸。斯皮里多内奇不安地清着嗓子，像个无意中做了蠢事的人。

    大家认出这个捣乱分子原来是当地的百万富翁、工厂主、世袭的荣誉公民皮亚季戈洛夫，这人向来以喜欢胡闹、热心公益事业而扬名乡里，另外，正如当地通报里不止一次所载的那样，他还“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爱”。

    知识分子们都哑口无言，踮起脚尖不声不响地走出阅览室。“你一定早知道他是皮亚季戈洛夫！”过了一会儿，斯皮里多内奇对着那个端酒进阅览室的仆役，声音嘶哑地斥责道：“为什么你一声不吭?我把你这个该死的畜生关起来！”“他老人家不许说，长官！”知识分子们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心神不定。夜里两点钟，皮亚季戈洛夫才从阅览室里出来。他来到大厅，在乐队旁坐下，打起瞌睡……

    “请问，要不要把您送回府上，或是吩咐备好马车?”别列布欣俯身凑着百万富翁的耳朵问。

    “我要回……回家……你送我……回去！”别列布欣高兴得眉飞色舞，赶紧扶起皮亚季戈洛夫。其余的知识分子立即跑过来帮忙，他们愉快地微笑着，七手八脚把这位世袭荣誉公民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马车上。

    送走了皮亚季戈洛夫之后，那几个知识分子便面露喜色，开始安下心来。“临走时他还向我伸出手来哩，”十分得意的热斯佳科夫说，“这么看来，万事大吉了，他不生气了……”

（有删改）

疯狂的苇荡

张西祥

    刘木犁怎么就疯了呢？我问邻居，问村长。这个走路斜着一只膀子，在人流中一插一插像犁地的人，居然掂起猎枪去追他亲孙子，疯得分不清前头跑的是兔子还是孙子。村长说：“这事恐怕还要从苇荡说起。”苇荡我知道，就是村北那片大水洼子，方圆上千亩。村长嘱咐说：“苇荡那地方你可别去了，木犁一直都掂着土铳躲在苇棵里，说不定从哪里冒出来给你一枪，集镇上几个打渔打鸟的，都被他撵得像孙子，胆小的跑到家还大病一场。”我似信非信说：“这家伙年轻时以打猎为生我知道，怎么如今疯得连人和野物一起打了？”村长说：“怪就怪在如今他不打野物，只打人，不管是谁走近苇荡，他冷不丁就给你一枪。”“那他藏在苇棵里吃什么，喝什么？成仙了？”村长说：“他儿子每隔三五天背去半蛇皮袋冷馒头，像喂狗，朝滩涂上一撂，调头就跑。”从村长的嘴里我知道，木犁疯的原因很简单，木犁是想做一回真正的爷爷。这辈子拖着一躯残身子，木犁自觉得丈夫没做好，父亲也没做好，女人丢下他和儿子回黄土垄了，孙子要上学了却没钱。乡长那回在镇头上的大鸿宴应酬，说要给苇荡找个专门守护员保护野生动物。没想到这话爬进木犁的耳朵。木犁志在必得，揣上干粮赶到乡政府准备背水一战加上软磨硬磨。乡长说：“此人可以考虑。一，形象不好的人知耻而后勇，优点在于敬业，好使；二，便宜，要是雇个像样的，好赖也得七八百，这样的人给他个二百文就打发了，先试着用两个月再说。”

    木犁守苇荡头一个月，果然拿到二百元，孙子也果然有了新书包、文具盒和走进校门的新衣服。那是木犁浑身脱了一层皮换来的——就在做看守的第四个晚上，木犁拼死命抓住几个张网偷水鸟的贼，几个贼也轻而易举抓住了木犁。直到木犁被乱拳轰击得鼻青脸肿，木犁的两只手依然像铁钩，紧紧钩住人家要去见乡长，人家随即提起腿把他的头杵进湖里喂水。村长说木犁就是这样受刺激的，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一头扎进深不可测的苇荡再也不露面。可是你见不到木犁，木犁却能看见你，只要有人走近苇荡，木犁不分良莠“咚”地就是一土铳，霰弹在苇叶上留下“唰”的暴风疾雨声，来人即便侥幸逃得了性命，也自觉被打穿了几根神经。好生生有鱼有野味的苇荡，却藏着火药桶，时不时要人的命，四方那些靠着苇荡找钱，靠野味打牙祭的贼胚子最先嚷嚷起来，众多电话接连打到乡长的办公桌上。乡长拖着不管，集镇派出所的压力就大了，于是端着真家伙的三个警员威武雄壮地呵斥，举着家伙凌厉尽致比划，就是听不见枪响；疯子不仅先声夺人开了第一枪，还抱起土铳没头没脑冲上来，结果可想而知。没想到这一番折腾还带来正面效应，疯子的骁勇被四方乡邻渲染出传奇色彩，苇荡也就此安宁下来。在苇荡安宁的大半年里，有人看见消失多年的琵鹭和天鹅又来筑巢生养。

    我再次回乡时，贸然听说木犁死了。村长在说到木犁死时，是吞吞吐吐的，总不肯说原因。我连灌了他几杯，村长就硬着舌头说：“木犁死的事只有俺和木犁的儿子知道，木犁的儿子那天又去撂冷馒头，猛发现前几天撂在滩涂上的馒头原封没动。儿子似有预感，找到用芦苇搭的窝棚子，爹是直挺挺躺在一把干草上，早凉了。儿子觉得事情重大，哭两声猛地转身就跑。”儿子是在村外的田头上遇见村长的，村长说：“如今你爹好赖也算半个吃官饭的人了，走，这事俺得给乡长汇报。”乡长一听，说：“这下可咋办？以后苇荡谁看守？”木犁儿子说：“这也是俺要向乡长汇报的，你看俺能不能接爹的班？”乡长神情古怪地说：“你不行，你怎能守得住？”见木犁的儿子好求歹求，乡长忽然想起说，“你要真想接班也成，不过你得瞒着所有人，不能说你爹死了。关于你爹的后事，就由村长和你这做儿子的隐蔽着料理吧。”村长和木犁的儿子回到苇荡深处，埋完木犁，木犁的儿子一屁股坐下来，才彻头彻尾大哭了一场。

    那之后，木犁的儿子在看守苇荡时，惬意而轻松，每隔三五天只去苇荡走一趟，背着蛇皮袋说是给爹送馒头，谁也不知袋子里装的是不是馒头，回来还不耽误做田上的活。于是每隔三五天，就听见苇荡的深处响一枪，二层小楼上就有人看见长发垂腰的木犁。在木犁上方的蓝天上，水鸟儿在翻飞，青云在游走，一番泰平景象。

    我狐疑地问村长：“你是在忽悠我吧？我在村头上碰见木犁的儿子时，那小子分明一个板刷头，那苇荡里长发垂腰的是谁？木犁的鬼魂么？”村长醉眼朦胧诡谲一笑，凑近小声说：“在苇荡深处的窝棚里，木犁留有一顶假发套，是用驴尾巴做成的……”。

（选自2016年2月《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