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迷

刘建超

    老街人爱听戏，老街人也懂戏。街角旮旯，花园广场，只要支起家什，拉起弦子，就会有人聚在一起开心不开心地都要唱上一段。老街人懂戏，一般的戏班子不敢来老街演出。你的名气不大没关系，只要卖力尽心，老街人也会叫好。你的名气再大，敷衍了事，老街人会把你懒散奸猾不尽力之处宣扬得人人皆知，任你满大街地敲锣打鼓油妆重彩地宣传，老街人就是不买账。据说，当年最红火的常香玉剧团和杨兰春剧团来老街演出，也是格外地小心和卖劲。

    丽京门下有一个裁缝店，名字特别，“贵妃醉裁缝店”。而裁缝店的主家，却是个双腿不能行走、坐着轮椅的男子，大家都喊他程裁缝。程裁缝爱听戏，才把铺子安在并不热闹的丽京门下。这里能看到老街的戏园子，能听到来的戏班子啊咦呀的喊练声，能看到桃林里人压腿、拧旋子、踢腿、练小翻。程裁缝剪裁做服饰，还修鞋擦鞋。活做得细致，价钱公道，生意也不错。程裁缝有个规矩，凡是戏服剧装到他这里来剪裁修整，免费。一些让程裁缝办过事的戏班子，会给程裁缝送上戏票，邀他去听戏。

    程裁缝听戏听得认真。那日程裁缝听相思古镇的戏班子演《古城会》，散了戏，程裁缝却不走，要见见扮演马童的演员。戏班子有人诧异，这《古城会》演的是关公关二爷，戏迷追的都是演关二爷的名角，还没有见到有戏迷要见饰演个马童的翻扑武生的。演马童的武生叫孙成，长得剑眉高扬，举手投足，英气勃发。听说有戏迷等他，装也没有卸净，一声俺马童来也——，一个跟头从台上翻下，来到程裁缝面前，双拳一抱，敢问这位大人有何见教啊？

    程裁缝笑了，说我看你给关老爷牵马那一串跟头翻得不得劲啊。

    孙成吃了一惊，自己在这串跟头上是打了折扣。老街人不得了啊。

    程裁缝又说，我知道不是你不用心，而是你的服装不得劲，你那裤子兜裆，不舒服。拿来，我给你给改一下就中了。

    孙成更是吃惊，的确是新做的裤子不太合体。小戏班子，手头紧，服装布料也是将就，负责服装的是个姑娘，孙成也没好意思提出来。被程裁缝修改过的服装可身舒坦，孙成的跟头翻得又飘又稳，台下掌声一片。孙成携了重礼去拜访程裁缝，两人成为挚交。

    老街的戏园子始建于明初，是一个雕梁画栋的木质二层楼。在古戏楼的对面，还有个土石搭建的小楼，是专门用来唱对台戏的。动乱的年代，古戏楼被砸毁，那土戏台被当做大批判的站场给保留下来。后来，在古戏楼的遗址上重新建了新戏楼，虽然赏心悦目，却是少了古朴厚重，令人扼腕。老街戏迷之间经常是打擂唱个对台戏取乐，但是在戏园子里真的鸣锣打鼓唱对台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

    九十年代末，有一家剧团来老街唱戏。戏园子正被老街的戏班子占着演出《花木兰》。要说同行不撬行，没有了台口，你先到别处转悠，等人家演罢转场子了你再来。可是这家戏班子老板很是势张，根本不把老街的戏班子放在眼里，声称要唱对台戏。按老街的规矩，攻擂者只能在新戏楼的对面，那个土戏台子上唱，吸引的观众多，那新戏楼演戏的戏班子就得让位走人。敢与当地的戏班子叫板打擂台，可见人家也是有功夫的。

    后半晌，那家戏班子的一个红角儿，拿着一双厚底靴找到程裁缝修理。程裁缝认真地看看，细致地修补。那红角儿也是闲等无事，就哼起了一段戏。埋头走针的程裁缝，抬起头支愣着耳朵听了听，一笑说，您这位先生唱得不得劲，少了霸气。

    那红角儿斜睨着眼，不屑地说，你老也懂戏啊。你倒是给我来段有霸气的听听。

    程裁缝也不瓤劲，说，我只是个戏迷。来一段也中，你给个调。

    那红角儿就嘀个隆咚给了个《铡美案》的快板。

    但见方才还木讷低沉的程裁缝瞬间腰板挺直，双目圆睁，双手扎起架势，一脸正气，开口唱道：

    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她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王，藐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韩琪在庙堂。将状纸押至了爷的大堂上，咬定了牙关你为哪桩？

    字正腔圆，声如鸟鸣，颇有裘派风范，引来围观的人一片叫好。那红角儿也是颇感震撼，接过程裁缝修好的厚底靴，给程裁缝鞠了一躬，说，老街戏迷了不得。

    戏班子撤走了，那场对台戏也没有斗起来。

十字勋章

（法）巴比塞

    由于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我们进入了加拉各村。村子里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只有几个漆黑的人影儿在墙上警戒着。

    大家隐蔽在矮茅屋后面，子弹上膛，步枪平托，一切就绪。在我前面，有两个黑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默默无声，一动也不动地紧偎着。我瞄准了右边那一个，暗自思忖道：他们两人没完没了地在谈些什么呢……

    一声号令!我们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射，有如晴天霹雳。时间并不长，两分钟而已，这些漆黑的人影儿，全都呜呼哀哉，被打发回老家去了。他们好像钻进了地底下，又好像烟雾似的，风吹云散了。

    我却记得很清楚：两个黑人，在我前面，我举起步枪，瞄准了其中一个。这两人后来我又见到了：因为我几乎绊倒在他们身上。就在前不一会儿，他俩还不言不语，模样真够滑稽，现在却变成了尸体，倒在长凳下。这是两个小黑人，一男一女，身子蜷缩，相互紧抱着，酷似两只紧握住的手……是一对恋人!这件事总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萦绕在我的脑际，以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不禁有好几次以此来说笑逗趣。

    后来，我的脑子完全糊涂了：狂食暴饮，呼嚎吼叫，手舞足蹈，挤鼻子弄眼儿，乱蹦乱跳。突然，脑壳上一阵剧痛……我跌倒了……不省人事。

    六个星期以后，在圣路易医院我才恢复了神智：一天早晨，我睁开了两眼，四周呈现出一片白色，散发着一股碘酒气味。

    此后旁人陆陆续续地告诉我所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连队过于疏忽，滞留在那被征服的村子里，而且倒地酣睡。因而，回家来的敌人杀尽了我们全部的人，全部，一个也没剩。

    “那么我呢?”我问。

    他们告诉我，说运气救了我，一所茅屋倒塌了，断墙土块把我压倒在下面，但是却把我遮盖住了。第二天，远征军的主力重新占领了村子，洗劫了全村，终于把罗洛贝族人杀得一干二净，还从掩盖着我的坍塌的碎块堆里，拉着我的两腿，把我拖了出来。

    ……不过更妙的事还在后头：总督来到我的床前，亲手颁发给我五等荣誉勋章。

    没多久，我伤愈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佩戴着我荣获的勋章回到故乡去。盼望已久的日子来到了：七月的一个清晨，我抵达维勒福城。我穿上了我原来的那件军大衣，挂上了我的新勋章，昂着头，迈着方步。

    天啊!多么了不起的欢迎会!车站，乐声响连天，列着队的少女，年幼的和年轻的，全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摇着旗子，挥着花束。

    人们把我拥到市政厅去进午餐。席前，席后，没完没了的演说，所谈全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大家称我：“塞内加尔的英雄”。

    大家散了席，外面还有陪送的人群，他们一直排到村镇的尽头，言之无物的演说，巴尔贝大爷的敬酒，最后是一场令人受不了的拥抱，这样，大家才散了……我终于在朦胧的夜色中，独自来到了工厂区附近。

    我沿着教堂旁边的小石子路走回家。夜色已降临，我不时地眨着眼睛，两眼还在冒金星，难道是他们的香槟酒和他们错综复杂的大道理把我的神智搞糊涂了吗?我多少有点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忘却了自身的一段经历：我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功勋，就像我全然不曾有过什么功勋似的。

    ……这时，在一个拐角上，我透过昏暗的月色，发现有两个人，互相紧偎着坐在庄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们像是手拉着手，谁也不说话；不过，他们似乎沉湎在一种共同的寂静之中，仿佛全神贯注于一件重要的事情。朦胧的夜雾中，一点也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只能分辨出他们的形体和察觉出他们胜似语言的那种内心的交往。

    “哎呀!”我叫了一声，又站住了。

    两眼直望着村镇深处的这个拐角，骤然间我恍如看见了另外一个村庄，现在它已被消灭殆尽，这个村子和全体居民，最要紧的是那两个小黑人，都已从这地球上消逝了。他俩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虽然只看到他们的形体，只察觉到他们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这对小黑人，由于夜色的简化作用，就和这里的两个人影一模一样。

    这两个影子，那两个黑人……我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实在是太傻了，但我确是发现了。人们酒喝得过量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天真，头脑也简单起来，我一定是相当醉了，因为这种可笑的联想，本来应该使我发笑的，却使我哭了。我的手伸向十字勋章，把它从胸前摘了下来，很快地塞进口袋深处，好似一件偷来的东西。

【注】《十字勋章》是巴比塞的以描写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名篇之一。小说以19世纪法国发动的一场侵略非洲的战争为背景。

红薯飘香

金意峰

    那是一个荒年。百亩良田颗粒无收，蛇鼠虫豸四散逃逸，村民挖空心思构筑自家的粮仓，连平时最关心的游行批斗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县里别村的农民兄弟雪中送炭，运来了满满几卡车红薯。我和大哥把一筐红薯抬回家时，三弟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

    奇怪的是，没有大白米吃，我们三兄弟吃红薯照样吃得兴高采烈。那年大哥十四岁，我十岁，三弟八岁。我们边吃边比赛放屁。看谁放的屁响。浓酽的“红薯屁”在屋子里飘荡时，我们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出几个幸福的饱嗝。

    但是有一天爹把我们叫到柴房，手一指。我们傻眼了。筐里的五十斤红薯少了四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照这样的速度，接下去少的将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爹阴沉着脸咳嗽一声，说：“几个根，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咱得悠着点。”

    我们家有三个根。大哥叫木根，我叫水根，三弟叫土根。

    三个根咬着嘴皮子，不吭声。

    红薯快吃完的那几天，爹和娘离开了家，据说去江苏老舅家借粮。

    他俩一走，三个根就放了羊。

    我们手里攥着弹弓，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开始惦记天上的鸟。

    很快我们在隔壁杜家院子里的槐树上发现了一只竹筐。这只竹筐像一只硕大的鸟笼一样挂在一根粗大的枝丫上。

    杜家的成分一直很可疑，听说是富农，因此尽管还未等到挨斗，这家人平时已像惊弓之鸟，很少抛头露面。此刻，看到杜家门扉紧闭，三个根轻巧地翻过了矮墙。

    大哥让我们等在树下，他上去。大哥贼头贼脑地把筐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又飞快地溜下树。

    “回去，快，别让三朵花看见。”

    三朵花就是杜家的三个丫头：梅花、兰花、菊花。

    三朵花长得虽细瘦，但每一个都伶牙俐齿，三个根不是她们的对手。

    到家后大哥把东西掏出来，是红薯。原来挂在槐树上的筐里面装的是红薯。

    大哥说：“还有好多呢，不敢再拿了，那可是人家的口粮啊。”

    “这是不是偷？”我问。

    “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饿肚子。”大哥说。

    第二次是我上的树。三弟年纪小，不让他上。

    我们偷红薯竟然偷出了瘾。只要肚子一饿，我们就会又痛苦又甜蜜地把目光转向那只挂在杜家槐树上的竹筐。奇怪的是我们下手的机会竟然很多。杜家的油漆大门吱嘎一关，我们立刻兴奋得像三只花果山上的小猴。

    不过有一天大哥发现了问题。他有点疑惑。他说：“我们这样偷来偷去，那筐里的红薯怎么会一点都没减少？他说，上星期我数过的，一共十二只，今天我又数了一遍，居然还是十二只。他说，一定是杜老六每天都往筐里添红薯，杜老六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竟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家的红薯。”

    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始窥视杜老六一家的日常生活。马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说话、看书、扫地、晒被子……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倒是我们三个根有时会遭遇尴尬。那多半是在路上与杜老六相遇。尽管杜老六总是客气地笑笑，我们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身边的闲人不多，我们就会心虚地喊他一声：六叔。

    时光飞逝。大哥后来做了村里的村主任。三弟去西北大学读书。我也在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之后，光荣复员了。记得我回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去看看杜家的那棵老槐树。或许是因为老槐树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突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杜家的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回村那天，大哥已到村委会上班去了。杜老六发现了我，汗涔涔的脸上笑吟吟的。“你是季家的水根吧，几年不见，长壮实啦。”

    我说：“六叔，你的身体也不错，跟从前一样结实。”

    杜老六笑了，“老了，终归是老了点，梅花兰花菊花都嫁人了，还能不老？”

    我开始用眼睛瞄那棵槐树。槐树上还挂着那只竹筐，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晃荡。我有点激动。

    “六叔”，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实在太不懂事了，三天两头偷您挂在树上的红薯……”

    杜老六眨了眨眼，嘿嘿地笑。他说“你以为你们三兄弟做的事躲得过我的眼睛？我早知道了。话说回来，那时候穷，加上自然灾害，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我和三个闺女胃细，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红薯，又不敢送过来，怕扫了你们的面子……”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

最美的康乃馨

陈华清

    我当邮差送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安娜的。我们镇的青壮年男子都去打仗了，剩下的都是妇孺病残。如果我不是病弱，也已在前线，没有机会认识安娜。

    安娜拿着我送来的信左看右嗅，在信的一角亲吻着，然后递给我，说她识字不多，叫我帮她读。春天的阳光照着我手里的信，也照着安娜。

    那是她儿子写的信。信中说：“妈妈，又一个春天来了，康乃馨开花了吧？记住啊，妈妈，每朵花都是儿子送给您的祝福，部队要开往前线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写信。妈妈您多保重，不要牵挂。”信里还夹着一张相片，相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清瘦，英俊。

    安娜告诉我，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她的国家留学，然后把她娶回自己的国家。丈夫和大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两年前，她把最后一个孩子安东又送上战场。

    夏天蝉叫了，安娜的儿子又来信了。我顾不得疲倦，连忙送去。安东说他们打了胜仗，已从前方撤回，休整几天又要开往另一个战场。

    转眼到了深秋，我在镇上给人送信。忽然听见有人叫“孩子！孩子！”原来是安娜。她是来邮政局看看有没有儿子的信。安东已几个月没音信了。“没有啊，如果有，我第一时间给您送去。”我不想让她难过。“好的，孩子。”安娜说。她两眼深陷，神情忧郁，蹒跚的身影消失在深秋的落叶中，像一幅色调悲凉的油画。

    安娜的儿子牺牲了，他是战斗英雄。他深入敌区，被敌人发现，他引爆炸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报纸上登着安东的英雄事迹，还有他的相片，就是寄给安娜的那张。

    我又给安娜送信了。是她儿子的信。

    这以后安娜儿子写信比以往勤快了。有时还寄钱来，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信的内容比以前丰富多了，除了告诉安娜他近况，还说些见闻逸事、风土人情。还说他的津贴增加了，有钱寄给妈妈了，妈妈想吃什么就告诉他。

    我现在一个月至少有两次可以到安娜家。

    “孩子，你来了，真高兴！”她把我当自己儿子般拥抱着。

    “孩子吃吧，安东老是寄吃的来，我老了，吃不了这么多。”安娜没什么亲人，安东寄的东西她总是叫我吃。

    “你教我识字吧！”安娜想自己读信了。我也乐于教她，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她呆在一起。

    她会认很多字了，会自己读信了，但从来不亲自回信给安东，依旧是她口述，我代笔写。

    “东东，妈妈很好，你种的康乃馨开得很漂亮呢。打完仗就回来看它们吧！”她看着院子里的康乃馨发呆，眼泪直打转。我停下笔怔怔地望着她，“刚才说到哪了？”她赶紧撩起衣角拭眼泪。

    她越来越苍老了。

    安娜死了。她留给我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我知道我的安东早已不在人间了。从那个冬天开始，信封上就没有画着康乃馨。他知道我识字不多，怕我读不了信，临走前他跟我约定，就在信封上画一朵康乃馨，意思是：‘妈妈，我爱你，见花如见人。’孩子，我知道是你借安东的名义给我写信，你不想我悲伤。我接受你的善意，我也想你开心。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我在天堂也会保佑你的。孩子，我也爱你！”

    我怎么没想到康乃馨这个细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我在安娜的墓碑上画上康乃馨，把一束束粉红的康乃馨放在墓上。

（《微型小说选刊》2019.08）

父亲

刘亮程

    ①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的第二年，家里的重活开始逐渐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父亲过早地显出了老相，背稍重点的东西便显得很吃力，嘴里不时嘟囔一句：我都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②他觉得自己早该闲坐到墙根晒太阳了。

    ③母亲却认为他是装的。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壮实，一只胳膊上的劲，比我们浑身的劲都大得多。一次他发脾气，一只手一拨，老三就飞出去3米。我见他发过两次火，都是对着老三，老四。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到这个家，他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母亲。家里买什么不买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他看上去只是个干活的人，和我们一起起早贪黑。每天下地都是他赶车，坐在辕木上，很少挥鞭子。他嫌我们赶不好，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他试着让我赶过几次车。往前走叫“呔球”，往左拐叫“嗷”，往右拐叫“唷”，往后退叫“缩”。我一慌就叫反。一次右边有个土疙瘩，应该喊“嗷”让牛向左拐绕过去。我却喊成“唷”。牛愣了一下，突然停住，扭头看着我。我一下不好意思，“嗷、嗷”了好几声。

    ④我一个人赶车时就没这么紧张。其实根本用不着多操心，牛会自己往好路上走，遇到坑坎会自觉躲过。它知道车轱辘碰到疙瘩陷进坑里都会让自己多费劲。

    ⑤我们在太平渠使唤老了3头牛。有一头是黑母牛，我们到这个家时它已不小岁数了，走路肉肉的，没一点脾气。父亲说它8岁了。8岁，跟我同岁，还是个孩子呢。可牛只有十几岁的寿命，活到这个年龄就得考虑卖还是宰。黑母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副木讷神情。鞭子抽在身上也没反应。抽急了猛走几步，鞭子一停便慢下来，缓缓悠悠地挪着步子。父亲已经适应了这个慢劲。我们不行，老想快点走到想去的地方，担心去晚了柴被人砍光草被人割光。一见飞奔的马车牛车擦身而过，便禁不住抡起鞭子，“呔球、呔球”地叫喊一阵。可是没用，鞭子抽在它身上就像抽在地上一样，只腾起一股白土。黑母牛身上纵纵横横地爬满了鞭痕。我们打它时一点都不心疼。我们似乎觉得，它已经不知道疼，再多抽几鞭就像往柴垛上多撂几把柴一样地无所谓了。它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拉柴禾，来回几十公里。遇到上坡和难走的路，我们也会帮着拉，肩上套根绳子，身体前倾着，那时牛会格外用力，我们和牛，就像一对兄弟。实在拉不动时，牛便伸长脖子，晃着头，哞哞地叫几声，那神情就像父亲背一麻袋重东西，边喘着气边埋怨：我都快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⑥父亲一生气就嘟囔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说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就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地长大懂事了，但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⑦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悔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晚会结束，小刘打手电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晚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得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形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去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要回来。那天他跟着我上战场，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没听见他哼过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

……

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全是我自己在做梦。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叫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九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跟我握了手，就把稿纸塞到我手里让帮忙修改。我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她写的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她看见我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住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吧。”

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吧。”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

出得洞来，我一开口就问起小刘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说：“笔记本。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我了。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皮球似的脸，他笑得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吧？”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到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吧。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节选自巴金《团圆》，有改动）

（注）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土地。在朝鲜战场上，他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