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选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13年第1期，有删改）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

    柏拉图认为诗歌的灵感之一来自于诗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灵魂还乡”意识。这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追问，是诗人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形而上的思索。而一部真正具有诗性的文学作品也总是离不开作家对于人生命本体、价值意义思想的倾注。因此，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情韵、意境这些外化的审美特征上，这种诗性还体现在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哲学思考上。

    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也可以说，至纯至美的人性是沈从文小说所推崇的根本。“湘西”就是人性的乌托邦。纵观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描绘的男女总是性子单纯朴实、待人真诚善良。就比如在《边城》中，翠翠的爷爷为人撑船时，不收取财物，当船客硬把铜板散在船上时，爷爷就拿了茶叶赠予船客。在这一散一送，你推我让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便流露出来，哪怕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船夫与船客，他们心中所纠结的并不是蝇头小利，而是互相的帮助与体谅。船总顺顺也是一个极为和善之人，端午节时他让水手替了翠翠爷爷，好让这祖孙俩去河边看看热闹，休息休息；当顺顺得知两个儿子对翠翠的心意时，没有思量门当户对的问题，而是尊重儿子们与翠翠的情感，让他们公平竞争赢取翠翠的喜爱。船总顺顺作为大户家主，却如此尊重他人，全没有家族长者、乡间富绅的盛气凌人之态，具有心灵美。又如在《菜园》里，玉太太常以一副白衣素人的样貌出现在民众面前，她自食其力，勤劳能干，总是得到全城人的赞美。在沈从文的其他乡土小说中，也总是出现着冰清玉洁、自然淳朴的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中，人们虽然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交替的背景下，是社会形态下的“人”，可是，人与人连缀的关系却并不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一系列外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所约束，也不被现代社会金钱价值观念所左右。在这些乡土人物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自然的人性，是崇尚健康自然、无拘无束、善良的、勤劳的品质。这种人性是超脱了世俗的烟火气、江湖气，乃至文人雅士的书生气的自然存在，美好地宛如神性。同时，我们也能明显感知到作者笔下的这种人性是一种普遍的、静态的、凝固的存在。这些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建筑在至美人性之上的抽象体，整体呈现出一致的外在美、心灵美的特点。人性恒美是“湘西”民众的精神特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流露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

材料一：

文化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位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近年来，哈尔滨以“文化创城”为牵动，打造冰城符号。通过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展现出生机勃勃、大气厚重的文化新境界和文明新高度。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19世纪末，歌剧、芭蕾、爵士乐等传入哈尔滨，与本地文化交融，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的业余合唱团定期、定点活动，音乐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音乐，是哈尔滨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记，也是哈尔滨“文化创城”的发力点。2019年6月至10月，哈尔滨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等演出场馆及专业文艺院团，陆续推出136台264场国内外经典演出。

从2020年起，道里区提出打造具有冰城音乐文化特色的10公里“松花江文化旅游观光带”。将东起中东铁路公园、西至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沿江10公里地带打造成一条集休闲、活动、学习、展示于一体的文旅融合观光带。

（摘编自娄雪松《“文化创城”打造冰城符号，滋养一座城市》）

材料二：

文化符号是记载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工具。文化是由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符号组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合理地选择并运用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符号的提取可以从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方面入手，也可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符号。建筑本身就是凝结的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将恰到好处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赋予了建筑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城市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如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图象符号、特色建筑等多种样态。城市文化符号是构成城市文化的最外层，当人们提及北京这座城市时，我们就会想到胡同、四合院、天坛、京剧等。法国作家雨果曾讲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位于黄河中游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的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在这座拥有浓厚文化的古城中有一条西大街，西大街的建筑体现的是仿唐建筑的风格。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现代人发现了西安西大街珍贵的文化内涵，将其进行新的改造。整个建筑立面的改造上延续着传统的历史文脉，对沿街原有的和新建的建筑都采用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并下大功夫恢复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牌坊，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历史特色。

建筑立面的设计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它通过色彩、形态、均衡、比例等造型元素，体现着建筑立面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建筑美不美观，好不好看，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检验，这些都是与建筑的色彩、形态、光影、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的，往往这些就是设计师们所要表达的。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历史需要不断地传承与弘扬，即通过对建筑立面的设计运用“象征”“引用”等表现手法来展现它深刻的寓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那些缺乏高意的造型符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那些蕴涵着丰富文化内涵、代表着城市文化的城市文化符号应用于建筑立面的设计中才有真正的深刻高意。

一座城市的建筑立面体现着城市面貌的特点和视觉连续性，体现着城市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城市建筑设计的改造重点是对建筑立面的改造。在改造中，以尊重原有年代风格和特点为核心，保留结构，改变外观，将城市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建筑立面的设计上，不仅提高了使用价值，也提高了其艺术欣赏价值。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应按照形式类的法则，在大和谐中寻求小变化，以城市文化符号为设计手法进行改造设计，让现代建筑立面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感的实用艺术。

（摘编自李梅红《浅谈城市文化符号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的应用》）

材料三：

每天一份报纸，每月固定的《读者》和《知音》，这些许的文字信息需求，在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就能实现。作为城市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报刊亭，承载着许许多多海口市民以及阅读爱好者的美好回忆。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猛普及，这一原本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景线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正在逐渐消失。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对海口市的多家报刊亭进行了实地走访。

“以前的报刊享很多，相隔一公里就有一个，现在两三公里都不一定能见到一个，甚至有些新的小区周边乃至整条街上都没有一个。”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报刊亭没有那么深的需求，但像他们这拨人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阅读习惯了，每天一份报纸是必不可少的。

经营者也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收入也就相应的少了很多。经营者章女士告诉记者：“原来一天从早到晚开门12个小时，现在能有4、5个小时就不错了。没有生意守着也白守，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增加了很多‘副业’，要不然真没办法。”

每天在报刊享购买报纸的人鲜而有之，记者蹲守海口某处报刊亭2个小时，才有一人路过购买一份报纸。市民李女士也表示，定期阅读的那些杂志和期刊，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工作部比较忙，能闲下来阅读一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杂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虽然现在网络发达，很多人是手机不离手的，加上电商的出现也对传统书店和报刊亭等行业的冲击很大。但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回家的途中路过报刊享，买上一份读物，很方便的，这对于我来说才是‘生活’。”李女士说，现在的报刊亭少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但就算多走两公里也还是希望到店里翻一翻、看一看，这是一种情怀。

希望这一抹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风景线不会消失，而是更好地为那些心存情怀的阅读爱好者们营造一个文化驿站、一个心灵港湾，也为这个城市，留下充满人情味的无限美好与遐想……

（摘编自《海口城市“文化符号”——报刊亭现状：经营难“副业”多》）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户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了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富供应基地。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因与内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