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汤显祖：帝国逢衰世，大才写残梦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农历八月十四，汤显祖诞生在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其时他的祖父母、父母俱全，祖父汤懋昭精通《尚书》，贡生出身，父亲汤尚贤精通老庄之学，家境殷实且藏书甚多。

    汤显祖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借用龚自珍的话，明帝国已步入了“衰世”。整个帝国表面光鲜，而四处潜流涌动，隐患多多。庙堂之上政治腐败，政斗残酷；地方官场则是贪官污吏横行，道德沦丧。

    汤显祖很早就显露才华，被乡人称颂为“神童”。他十四岁进县学，二十一岁参加乡试，考得全省第八名举人。阳明学的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与汤显祖的父亲交好，汤显祖十三岁起，师从罗汝芳研习心学。罗师倡导“赤子之心”，提出“制欲非体仁”的主张，这对程朱之学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影响了汤显祖倡导人性解放、遵从内心良知的人生观的形成。

    汤显祖在中举的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第二次落第后，汤显祖被好友姜士奇举荐作当朝首辅张居正二儿子张嗣修的陪考举子，但汤显祖拒绝了这一安排。那一年会试，得罪了张居正的汤显祖毫无意外地落第，直到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通过会试、殿试，取得了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辅臣欺弊如故，科臣贿媒方新”而被贬谪到岭南。途中他遇到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此时张居正被夺谥，张府被抄家，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自杀，张嗣修被剥夺官籍，流放到雷州半岛。目睹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联想到自己半生蹉跎，汤显祖难免心生“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之感，但他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并没有破灭。毕竟，心学推崇“知行合一”，以济世安民为己任。

    万历二十一年，四十四岁的汤显祖升任为浙江遂昌县知县。遂昌虽然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穷县，但汤显祖尽职尽责。他在这个“斗大县”劝农兴学，惩罚鱼肉乡民的豪强，得罪了巨室。尽管遂昌的百姓感其恩德，对其热情挽留，汤显祖还是决定辞官回到故乡。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他回到故乡临川，开始了其长达十八年的归隐生涯。

    回到故乡的汤显祖，修建了玉茗堂，开始专心写作戏曲，并教导故乡戏班演习。“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南京时创作)外，其余三部《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都在故乡完稿，很快风行全国。《紫钗记》《牡丹亭》以男女之情梦入戏，肯定了人的情感追求的正当性，倡导人性要得到释放，因理而违情的人生不可取。《南柯记》《邯郸记》则是用梦来演绎官场之荒诞，人生之无常。已经享国两百余载的大明帝国何尝不是《南柯记》中的一个“大槐安国”？

    汤显祖在“四梦”中显然体现了其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反抗，而“四梦”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则是禅学，他一生礼佛，年长他七岁的达观法师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佛教讲求“无情”，但他在给达观的一封信中却说到“忘情”之难，“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旺。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汤显祖毕竟是儒门书生，终不能在佛法中得到解脱而忘却世情。

    万历四十四年(1616)，汤显祖在临川的玉茗堂与世长辞。也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帝，建立了后金，明王朝由衰世转入到乱世。再过二十八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也消失在风中，终成一梦。

再听一段梅葆玖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一人去……”这是京剧《大唐贵妃》中的一段唱词，也恰唱尽梅葆玖一生：一生为艺，一生为戏。

    1934年，梅葆玖出生在上海思南路57号“梅宅”，是梅兰芳第九个孩子。

    梅兰芳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是第三子葆琪，可惜葆琪8岁患白喉病去世。梅葆玖10岁时，父亲让他试演一段《三娘教子》，“一看嗓子、扮相都可以”，决定让他继承梅派。

    被命运选中，梅府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收起心来，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拼命学戏。13岁，梅葆玖正式登台演出。

    2016年3月29日，梅葆玖的最后一个生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青年学生一起度过。每次大家鼓掌时，他都起立双手合十并微微欠身。

    这天，最小的梅派男旦巴特尔为梅葆玖演唱《麻姑祝寿》，梅先生很是高兴。没想到，两天后，梅葆玖因突发支气管痉挛，导致脑缺氧送医院抢救。亲友在他耳边放《大唐贵妃》，他一度有心率反应。但奇迹没有出现，4月25日上午，梅葆玖病逝，享年82岁。

    梅葆玖一生培养了多个弟子，他曾说：“我给父亲有了交代，也给了梅派、给了京剧一个交代。”

    梅葆玖幼年学戏，父亲是名角，但并不亲自教他，而是延请名师王幼卿为他开蒙。梅兰芳看老师教儿子，从来不插手，他对儿子说，老师教你的都是对的。

    在梅葆玖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狂热爱学习的人，每周两次，下午四点以前学习英语。每天请俞振飞先生来，向他学习昆曲。梅葆玖也犹记得，父亲当年追着盖叫天学一个动作，还跟荀慧生学眼神，跟程砚秋学水袖。

    梅兰芳对佛学也相当有研究，他自创的《天女散花》，每一个手势无不从佛学中而来。梅兰芳研究服饰学，演出的服装都自己设计，然后让妻子到大栅栏去买料子。他喜爱花卉园艺，据说研究出如何嫁接培植4000多种牵牛花的技术。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并擅长写诗填词……

    梅兰芳教育孩子们，传统的东西要学，西方的东西要懂。

    见过梅葆玖的人都说，无论是长相，还是做派，他都似足了父亲梅兰芳。

    梅葆玖讲话的声音轻轻的，但声音的位置偏高，这或许是一个男旦演员常年保存的讲话习惯。那些字正腔圆的语调，听了让人浑身一激灵，仿佛北京的四合院、城墙根儿、老槐树都盛放在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上。

    作为梅家在世唯一活跃在梨园界的孩子，梅葆玖努力扛起梅家这面树起了百年的旗帜。

    时代发展，传统戏种没落，让年轻人接受古老的戏曲成为梅葆玖常思考的问题。他豁达面对时代的选择，努力让京剧靠近时代步伐。

    一次和唱片公司合作、跨界流行乐坛，录制《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等唱片，外界有不少物议。但梅葆玖仍坚持有保留地革新：“像《太真外传》这些唱腔里最传统的东西，我原封不动。”

    2013年，梅葆玖最后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工作人员感叹：“玖爷西装翩翩但盈盈下拜的模样，真是难以形容的优雅。”梅葆玖先生说普通话、上海话都很好听，尤其上海话用词老派，比如年轻人都已经不会用了的“交关”，他说出来有一种别样雅致。应观众要求给海报、书籍签名，不管多累，他都有求必应。

    台湾作家陈念萱感叹：见过梅家人，你会懂得什么叫教养。一分来自与生俱来的音色，三分来自家学渊源，而最重要的部分，却是那万金不换的教养与门风。难怪梅兰芳先生会要求梅葆玖，四十岁以前，不许演出《贵妃醉酒》。梅先生向来主张，生活里的晶莹剔透，才能让舞台上的演出不是表演，而是自然呈现。

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李满星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并未得到当时热血的留学生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胡适悲愤不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入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就曾到过庐山浏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7月14日，蒋介石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民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以及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的决定。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就在这一天，胡适忍辱避战的是彻底动摇了。

    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至9月初，上海战事持续一个月，胡适看到军民抗日士气之高涨，思想开始发生很大转变，认为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从此，胡适抛弃了避战求和的梦想，认为“和比战难百倍”，思想开始走向苦撑待变。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日本一战到底，并决定委派胡适出使美国，争取援助。

    1937年9月26日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午餐后，他立即到大中华戏院发表《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侨胞。30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在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能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胡适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和罗斯福是同学，加上当时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视其为上宾，关切地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到1937年11月底，胡适创下五十一天行程一万零六百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六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至第二年7年，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驻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观。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一任驻美大使。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开始进攻广州、武汉。胡适可谓率命于危难之间。1938年10月5日，胡适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这次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10月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他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罗斯福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

（节选自《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有删改）

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