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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5-2016学年河北省武邑中学高一上期中考试语文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氯喹”是青蒿素药物出现之前的老一代抗疟药的代表,它的“抗疟”效果远不如青蒿素药物显著。 B、《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给了屠呦呦启发,使她意识到可能是煮沸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开始进行低沸点提取实验。 C、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为了得到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信心,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不仅表现了他们献身医学事业的决心,也反映出当时我国医学研究的条件之差。 D、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将在青蒿中提取的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后经进一步提纯研制出一种强抗疟药物“双氢青蒿素”。 E、文章以《诗经》开篇,以描写青蒿作结,不仅增强了传记的文学色彩和可读性,而且也暗示了屠呦呦的思想品质。
(2)、屠呦呦身上具有哪些可贵的品质?请结合分点概括。

(3)、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屠呦呦在抗疟药物研究中的发现和发明创造分别指什么?试简要说明。

(4)、从屠呦呦的“抗疟”之路中,你得到了哪些启示?请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习题。

“飞虎将军”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他的朋友,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当即决定留在中国,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他要为中国,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训练飞行员,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1940年10月,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志愿队组建成功,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陈纳德深受感动,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飞虎队”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果然不出所料,23日开始,日军连续空袭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陈纳德去世后,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①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但陈纳德拒不执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百度百科)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③1990年,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一问,年轻人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太多,超过了行李托运的最大限量,只好想出这个办法。年轻人拿出了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安检员一看,只有27岁的人居然已经是教授,非常敬重,就此放行。

    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1936年9月,卢鹤绂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物理,辅修数学。第二年,卢鹤绂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为此,他发明了时间积分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锂7.锂6的丰度比。他的发现被当地报纸报道,惊呼“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他当年所测定的数值,被国际学界沿用了50多年。

    1941年,卢鹤绂的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通过,这篇论文被美国政府列为涉及“制造第一批原子弹与原子反应堆”的绝密资料,直到战后的1950年才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美国《核科学文摘》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在蜜月中的卢鹤绂,毅然决定抛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国参与抗战。1941年11月,卢鹤绂抵达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任理学院教授。

    1942年暑期,卢鹤绂夫人生下了长子,出院后,卢鹤绂开始操劳家务。每天,他背着孩子劈柴,做菜;地上鸡屎、牛粪满地。一日三餐忙完后,卢鹤绂在油灯下备课。在一座古庙里,他给大学四年级学生讲授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

    1944年,卢鹤绂相继被流亡中的广西大学、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在向西途中,路经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当地土匪出没,烧杀抢掠,大家都不敢前行。卢鹤绂当即带上一个体育教授就上了山,成功说服土匪头子。第二天,土匪头子派人把卢鹤绂一行送下山,还送给他们代表土匪间“特别通行证”的杏黄色小三角旗,以保卢鹤绂一路畅行无阻。

    即使在战乱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学术札记在炮火中也从未间断。他于1942年写成、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7年,卢鹤绂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在《美国物理月刊》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一文,在世界上首次阐明了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

    1955年,卢鹤绂进入了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教过的学生。

    卢鹤绂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和“中国核能之父”。

    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资料,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2014年7月23日《新民周刊》,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试题。

史学泰斗

何炳棣

    孔子说过,一个人的血气与他的年龄有内在关系,少年之时,血气未定,壮年之时,血气方刚,老年之时,血气既衰,其行事特点也应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血气是笼统说法,若细分起来,似应包括体质、精力、斗志在内。常人大多如孔子所说,所以老年人通常与和蔼可亲、慈祥平和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何炳棣青少年时代志存高远,由南开中学到清华大学,勇猛进取,成绩优异;壮年时代,在欧美学术界东征西讨,成就斐然,为一代名家;到了耄耋之年,宝刀不老,思考大问题,开辟新领域,鸿篇迭出,新见纷呈。所写回忆录,亦是大气磅礴,滔滔雄辩,气势如虹。岁月的风雨,似乎一点也没有消磨他的血气锐气,他永远是那么精力旺盛,一往无前。

    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生在天津。其父为前清秀才,曾习日文及法政,在宁波、天津等地担任法官,到48岁时才有了独生儿子。少年何炳棣在父亲的呵护和督责下,自小就对史学和英文有了兴趣,并打下了基础。父亲是有志气、有眼光、懂教育的人,他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培养儿子的兴趣,在儿子读小学时就叫他到夜校里学习英文,在儿子读中学时又叫他圈点《史记》。父亲谆谆教育儿子要有大志气,好好读书,进清华,留洋。

    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资料功夫,是何先生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所引史料多为第一手资料,令答辩老师大为叹服。以后,他的研究领域回到中国,举凡上古土壤结构、耕作方式、先秦思想、六朝城市、宋代土地、明清人口、会馆制度、扬州盐商、甘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之传入中国,都是他的课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课题背后,都有他宏大的学术关怀,有的开宗立派,自树一说,如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独到看法;有的推陈出新,前进一步,如写《中国会馆史论》,对会馆的创设年代、社会功能的研究都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有的考证翔实,廓清迷雾,如写《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近四千种方志,并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得出许多不易之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的数据则成学术定论。

    自学进修,永无止境,是何先生成功的另一因素。人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懂得那么多知识,殊非易事,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持久的坚韧性是办不到的。在何先生那里,从没有什么壁垒,需要什么就补什么,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训诂学,他都有涉猎。在回忆录中,可以时常看到他向人请教的记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辩论,即古代华北地区到底是实行“砍烧法”的游耕制,还是村落定居的定耕制,事涉“蒿类孢粉”与土质关系等极为专业的学问,令外行人望而却步。何先生则专门向美国地质学权威请教,获得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果一个聪颖的人,自信的人,成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性情中人,则免不了得一“傲”字。何炳棣正是这样。在他读小学时,老师就诫勉他“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先生到老感慨,自己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相处。这样的人,远望可畏,近看可敬,因为他真。读了回忆录,你会不时地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忆父亲,忆老师,忆同学,忆好友,一片真情。他回顾自己,剖析自己,一片诚恳。回忆录的写作,也是极其认真,一字一句,自出机杼,有些数据、资料,他还一一核对,自称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特别是书中对雷海宗先生的回忆,述其博学、卓识、真诚、宽容,师生之间的交往,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自称一生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恩师的无限深情,令人读后感慨不已。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阅读下面的文本,完成下列小题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

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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