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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5-2016学年河北省武邑中学高一上期中考试语文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氯喹”是青蒿素药物出现之前的老一代抗疟药的代表,它的“抗疟”效果远不如青蒿素药物显著。 B、《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给了屠呦呦启发,使她意识到可能是煮沸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开始进行低沸点提取实验。 C、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为了得到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信心,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不仅表现了他们献身医学事业的决心,也反映出当时我国医学研究的条件之差。 D、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将在青蒿中提取的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后经进一步提纯研制出一种强抗疟药物“双氢青蒿素”。 E、文章以《诗经》开篇,以描写青蒿作结,不仅增强了传记的文学色彩和可读性,而且也暗示了屠呦呦的思想品质。
(2)、屠呦呦身上具有哪些可贵的品质?请结合分点概括。

(3)、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屠呦呦在抗疟药物研究中的发现和发明创造分别指什么?试简要说明。

(4)、从屠呦呦的“抗疟”之路中,你得到了哪些启示?请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小溪巴赫

肖复兴

    我一直想写一写巴赫。许多次拿起笔,又放下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于巴赫,只有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不说一句话。”像我当然要三缄其口了。

    巴赫确实太伟大了,太浩瀚了。他的音乐影响三百年来人们的艺术世界,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以言说,难以描述。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巴赫。但我又实在想写巴赫。

    鼓励我写下去的原因,是我偶然间看到一个资料,巴赫(Bach)德文的意思是指小小溪水,涓涓细流却永不停止。似乎这个德文的原意一下子解读开巴赫的一切,我豁然开朗。

我听到的巴赫的第一支乐曲是《勃兰登堡协奏曲》,还只是其中的片段。因为这里面有经威廉汉姆改变而异常动听的《G弦上的咏叹调》。但当时勃兰登堡对它根本不屑一顾,将这支乐曲曲谱的手稿混同在其他曲谱中一起卖掉,一共才卖了36先令。可以说,如果没有1829年门德尔松重新挖掘并亲自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恐怕巴赫的音乐到现在为止还只值36个先令。

    但这样说并不准确,如果没有福尔克、门德尔松,还会有别人将巴赫音乐的真实价值挖掘出来告诉世人的。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即使看来弱小得像潺潺的溪流,也是埋没不了的,也不会因时间久远而苍老,相反却能常青常绿。这确实是音乐独具的魅力,它同出土文物不一样,出土文物只能观看,追寻,钩稽,对比,它却能站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塑造起形象来,抖落岁月覆盖在身上的一切仆仆风尘,让人们刮目相看。时间只会为它增值,就像陈年老酒一样,时间和醇厚的味道融为一身,互成正比。

    这就是小溪的意义吧?小溪,涓涓细流,就那样流着,流着,流淌了三百年,还在流着,这条小溪的生命力该有多么旺盛。

    大河可能会有一时的澎湃,浪涛卷起千堆雪。但大河也会有一时的冰封,断流,乃至干涸。小溪不会,小溪永远只是清清的,浅浅地流着,永远不会因为季节和外界的原因而冰封,断流,干涸。我们看不见它,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问题:近视,远视,弱视,色盲,白内障,瞎子,或只是俯视浪涛汹涌的大河,或只是愿意眺望飞流三千尺的瀑布,而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溪的存在罢了。而小溪就在我们的身旁,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它穿过碎石,草丛,隐没在丛林,山涧,行走在无人能达到连鸟都飞不到的地方。

    在险峻的悬崖上,它照样流淌;在偏僻的角落里,它照样流淌:在阳光月光的照耀下,它照样流淌;在风霜雨雪的袭击下,它照样流淌……小溪的水流量不会肆意狂放,激情万丈得让人震撼,但它让人感动是持久的,不会一曝十寒,不会繁技容易纷纷落,不会无边落木萧萧下,而总是一如既往地水珠细小却清静地往前流淌着。它拥有着巴洛克特有的稳定,匀称,安详,恬静,圣洁,和旷日持久的美。它的美不在于体积而在于它渗透进永恒的心灵和岁月里,就像刻进树木内心的年轮里。它不是一杯烈酒,让你吞下去立刻就烟花般怒放,烈火般燃烧;它只是你的眼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珍珠项链般地挂在你的脖颈上,或悄悄地湿润着你的心房

    这才是小溪的性格和品格。

    这才是巴赫的性格和品格。

    有人说巴赫伟大,称巴赫为“音乐之父”,说在巴赫以后出现的伟大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滋养。贝多芬,舒曼,利姆斯基一科萨科夫,雷格尔,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

    无数后代音乐家对巴赫无比敬仰和崇拜,甚至专门创作出有关巴赫的主题音乐,以他们钟情的乐器的鸣奏,向巴赫呼唤,表示着对巴赫的敬意。

    听巴赫的音乐,你的眼前永远流淌着这样静谧安详、清澈见底的小溪水。

    在宁静如水的夜晚,巴赫的音乐(那些弥撒曲和管风琴曲),是孔雀石一样蓝色夜空下的尖顶教堂正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教堂旁不远的地方流淌着九曲回肠、长袖舒卷的小溪水,蜿蜒地流着,流向夜的深处,溪水上面跳跃着教堂寂静而瘦长的影子.跳跃着月光银色的光点……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巴赫的音乐(那些康塔塔和圣母赞歌)是无边的原野,青草茂盛,野花芬芳,暖暖的地气在氤氲地袅袅上升,一群云一样飘逸的白羊,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从朦朦胧胧的地平线那里,流来了这样一弯清澈的小溪,溪水上面浮光耀金,带来亲切的问候和梦一样轻轻的呼唤

(山东中学联盟节选自《音乐欣赏十五讲》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

    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小题。

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张露

    如果说有一种人生华丽而不刺眼,铅华洗尽,返璞归真,历尽世间的奢华百态仍清澈如水,那么这种人生非李叔同大师莫属。少年时,他是上海滩有名的翩翩公子,风流儒雅,气度不凡,“二十文章惊海内”;留学日本,李叔同以敏锐的艺术灵感创造了很多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学成归,先后在天津、上海、浙江教书。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课期间,他以其高尚的品格、精湛的艺术、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启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新局面。

    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形象地称“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大师在留学日本期间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竭力提倡 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一首《送别》意蕴无限,最后传唱于大江南北,家喻户晓,那含意深邃、意境悠远的 歌词,那恬静典雅、抒情流畅的曲调,传唱了一个世纪,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灵。淡雅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凄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

    在近现代美术史上,大师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执教一师期间,为了改革中国美术课历只授临摹画帖的状况,他开设了室内室外写生课,以训练学生绘画基本功。1914年他在教课时采用了男性裸体模特写生,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

    提到中国近代戏剧史的发展,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留学日本期间,他在东京组织成立了艺术团体“春柳社”。1907年该剧社演出了法 国小仲马编剧的《茶花女》第三幕,李叔同饰演女主人公。日本有一位老戏剧家松居,他对李叔同的演技极为欣赏。他说看了这个戏,他想起在法国蒙马得尔小剧场 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

    李叔同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而瞩目文坛。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间的20多首诗词编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 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词家寇梦 碧在《读李叔同先生诗词》中说:“叔同先生词,则兼婉约豪放之长,而题材之博大,内容之深广,实为突起异军,超越乡贤。”

    李先生严谨而不拘束,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一样,像一样。”执教一师,他脱下西装,穿上黑马褂、布鞋,戴上金丝边框眼镜,为人师表,他一丝不苟。

    他的艺术成就为古老而禁锢的中国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中国艺术融入了世界文化,他严谨而美学化的教育精神为这个浮华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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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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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评传》 《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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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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