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品与市场

    古往今来，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具有不朽的魅力。“文章千古事”正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市场竞争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精品呢？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艺术作品只有受到受众的喜爱，具有接受上的优势和强劲的市场号召力，才能成为精品，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把精品与市场反应完全对应起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市场有“一时”和“长久”之区别。我认为，精品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要有穿越时空而愈增其审美价值从而也具有了市场价值的潜质。

    既然是文艺精品，就不能只是拥有当下的市场，而一定是也要拥有未来的市场。只有当下的市场而没有未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成为文艺精品的。到今天成为脍炙人口的文艺精品的，如《红楼梦》、《哈姆雷特》等，都拥有当时的市场，且拥有此后许多年代的市场。精品必定是具有能穿越时空并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的。

    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具有穿越时空而又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呢？我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文艺精品无论何种艺术门类或艺术体裁，通过一定的符号载体来表现人们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则是共同的。真善美作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追求是共同的。诗词、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以至于电影电视中的精品，能够真正受到最广泛的喜爱的，无不具有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如屈原《离骚》、绘画《最后的晚餐》、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胜枚举。

    文艺精品，无论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也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其他门类的，都要显现出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或人格魅力。对于作品情节的投入，首先是基于对人物性格的认同。叙事性文艺精品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如此。现在的电视剧更为突出。因为主要人物的性格丰富而与人们情感密切相关，才能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也才能使人们关注情节的发展；如果只有故事，没有丰富的、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人们很少甚至不会对它的情节发展有什么兴趣，这也是某些叙事类作品不能成为精品的重要原因。非叙事性的作品，没有人物和情节，但却是应该体现出作者的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绘画《江山如此多娇》等。

    文艺精品还应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即便是同一门类的艺术家，只要他是成熟的、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同是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艺术语言不尽相同；同是画家，吴冠中和林风眠的艺术语言是不同的；同样是电视剧导演，李少红和高希希的艺术语言也颇有不同。人云亦云的模式化作品，不可能成为精品。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也才能有市场，既有当下的市场，也有未来的市场。当代小说中，周梅森《国殇》、路遥《人生》等，可称为精品，都是以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为其重要标志的。

    在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分析中，注重文艺精品的市场化因素无可厚非。而依我的浅见，精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也许和依凭于市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说并不是志在市场才能出现精品，而是真正的精品拥有市场。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甫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罄。文物曾“无人问津”，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充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几百件有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中国千年前的广告》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 “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①我们平时关注的“亚健康”，指机体虽无明显疾病，但呈现出活力降低，适应力呈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第三状态，也称灰色状态。殊不知，“精神亚健康”更可怕，它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②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精神亚健康”的影子，而且它已经蔓延到各个角落：一人遭受车祸后横躺马路，行人纷纷避让；乘客公交车上遭人偷窃，周围众人漠然而视；大学生沉沦网络不可自拔，终至退学；“文化名人”华威先生到处讲学，贩卖“口水式文化”……

    ③“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④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的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所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于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身心交瘁。

    ⑤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

    ⑥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⑦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节选自《新华日报》，有删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提供支撑。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主要倚重当地特色资源开发，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体制改革浪潮中大批转企改制的影视、出版行业翘楚脱颖而出。第三阶段则是以创意经济为主的时期，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意创新是文化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向。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驱动力。时尚产业是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经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深挖，难以实现传统符号和现代时尚的完美融合。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将文化因素介入时尚设计、开发，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为此，应在实践中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给设计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文化意涵。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我们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在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时尚产业发展、时尚产品生产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引领人们形成简约、平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一、要注重文化引领。只有立足中华文化，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更有厚度、广度和深度，才会在本质上有别于他国，展现出独特风采。二、要注重品牌建设。原创性是时尚产业的生命，品牌建设是激励优秀创作理念保护原创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时尚产业走向世界的名片。三、重视本民族文化宝藏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推动创新资源共享、创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我国时尚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性，使其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