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1982年，一位美国教授在校园BBS上建议用字符“：－）”来表示笑话，这个由ASCII（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码）元素组成的笑脸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生产力，此后各种各样的表情符号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它被称为“改变历史的一张笑脸”。颜文字是它的升级版，其显著特点是用键盘符、标点或者两者的结合体模拟出人的面部和某种身体姿态，用来方便快捷地表达和传递情绪。以QQ表情中的基础默认表情“小黄脸”为代表的表情符号，被称作绘文字，呲牙“ ”、偷笑“ ”、笑哭“ ”等惟妙惟肖的符号简洁而又形象，极大丰富了聊天时的选择和乐趣。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成为网络主力军后，一些真人表情在网络上竞相出彩，GIF动画表情的传播也如火如荼，标志着网络表情符号进入自定义创作发展阶段。

    在网络社交中，网络表情符号比文字有着先天的优势。从接受者方面说，解读文字容易对信息发送者的语气、态度产生理解偏差，而图文搭配的表情图像，会让信息的准确度和可接受度更加凸显，使传播效果事半功倍。表情符还使人们在交流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建立欢快轻松的“在场”语境，可以加强交流的互动性。其实人的社会互动也是一场关于“自我呈现”的表演。长期处于表情符号丰富的交流语境中，通过独特的表情符号进行自我表达，展现个性，会不知不觉地将“我”塑造为社交所需要的形象。

（节选自胡远珍《网络社交中表情符号的表达与象征意义分析》，有删改）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到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寻求文明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青花瓷展开的契机和过程，与16世纪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时空巨变有着紧密联系。

    16世纪，明代一边是白银货币化，货币经济需求日益增长，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边是市场经济加速萌发，使得瓷业生产达到一个高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发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大量生产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而至万历时大批量生产，由海外市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国的实态。青花瓷的空间发展轨迹说明，在文明成长过程中，青花瓷完成了从地方向大一统国家的扩展，其成长不仅是自身的纵向繁衍，还在对域外的横向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认识和交融发展。在内外市场环境的互动作用下，青花瓷的展开，见证了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传播范围来说吧，青花瓷达于亚、非、欧、美各地；就从事贸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船只。

    若从时间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始直接交往的世纪。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迄今为止，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的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的事实，却鲜为了解——青花瓷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与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文明交流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与融通汇聚于其中。

    梳理青花瓷的时空巨变轨迹，无疑可清晰的看出，青花瓷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流播，不仅向全球展现了中国辉煌的制瓷技术，还展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独步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明是怎样成长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与火的洗礼和文明的冲突，也有着文明的融通与交织成长，从而构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

（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

中国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①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理应彰显本国的特色。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无疑是新颖的研究视角。下面就以唐宋文体为中心言之。

②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③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对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④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

⑤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的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⑥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

⑦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但贯通不是纸上空文，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从人出发，“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似较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睿智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玲珑活络的调整。他们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综合性地融汇到同一文学作品中。这充分体现出大家贯通的视野和超卓的驾驭文体能力。

    ⑧从此类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或许可得出新人耳目的见解和结论，或者说凝练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

(节选自《光明日报》)

    ①人们往往会讴歌“企业家精神”，但却排斥“自利”，殊不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利驱动的，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得回报时，他就难有激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就要肯定人的自利。

    ②人都是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企业家当然也不例外。个体的自利动机既有可能是想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有可能就是想多赚钱，我们不能对这两种“动机”加以区分，事实上也是难以加以区分的。不同的自利动机都有可能促成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不能看他的动机，而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承担风险，具有创造性和判断力等等。

    ③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家越是自利，越有可能发挥才能。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努力服务好消费者，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赢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是使得企业家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既然企业家为他人创造了财富，那么有机会获取利润回报也是自然而然的。

    ④从广义上说，“利他”也是一种“自利”，因为利他也是使自己得到更大满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关心企业家的动机究竟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而是要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的规则。正当的规则保障企业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自利产生公共利益”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便成为规则。货币、语言和法律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规则协调个体的行动，把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

    ⑤在这些正义的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产权制度”。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得到体现，实际上，正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使企业家承担风险，也获取相应的回报。假如没有人为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严格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理的产权制度会把企业家的自利和企业的发展协调起来。假如一种制度鼓励企业家付出，但剥夺他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

    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肯定企业家的自利，在产权设计上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收益权，会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不仅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朱海就《企业家精神与自利》）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