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 “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仍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竞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竞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从脸谱说起

叶秀山

    脸谱在京剧艺术中不可或缺，实在是我国艺术家对世界艺术作出的特殊贡献。不过，以前也常听批评家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说人物没有个性，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则斥之曰“脸谱化”。

    其实，脸谱与概念、公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公式是抽象的，但脸谱却不能归结尾抽象。我想，批评脸谱公式化、概念化的，其中有一点未曾深察的是在那个“谱”字上。

    “谱”有标准、准则的意思。我们常说某人说话、行事“没谱”，是言其做事说话不遵守一定的规则、无法沟通、交流，也无法理解。“谱”是要大家都能遵守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谱”还有谱系的意思。谱系是历史性的，是一种传统。历史不同，传统不同，谱系也就不同，于是有各种不同的家法、流派。京剧的脸谱，也有不同的家法，同样是曹操的脸，勾画上也是大同中有小异。此外，凡称“谱”的，都是有待去实现的。“谱”自身是实践的“本”，好像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方案。光有个脸谱不能成为“活曹操”“活包公”，要成“活某某”，还看演员如何去演。

    现在书店里有许许多多菜谱，分属各种不同的菜系：四川的，淮扬的，上海的，广州的……但菜谱不是菜，不能吃。菜谱给人一个规范，有的很详细，看起来也很死板，如加盐多少，文火炖半个小时等等。这个指标，对于普通家庭主妇而言，是帮助她做出中等水平的菜看来，不至于不堪入口。但厨艺上乘，在于把握火候。火候，是一个综合性的分寸，不是 “30分钟”“35分零5秒”那样死板的，到一定起锅。“火”曰“候”，乃是一种征候，是靠操作者的经验体会感觉出来的。把握火候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因而不仅仅是实用性的，而且是艺术性的。就实用性而言，做出来的菜，有个中等水平，能吃就行；但就艺术性而言，火候是必须掌握的。舞台艺术中也有火候，是把各种“谱”——包括曲谱、身段、脸谱……都艺术地“兑现”出来，是要艺术家把这些“谱”用活了，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像厨艺一样，舞台上也有中等水平的演员，他们按部就班地把各种“谱”“做”出来，就算是完成任务，刻苦地也会用相当的功夫，就是缺少一点灵气。像灵气、气韵等并不是能“谱”出来的，而是艺术家的一种创造。然而，就道理来说，各种“谱”，并不是要限制人的创造，而只是要使人创造得更好。做不好菜不能怪菜谱，演不好戏不能怪各种程式，人物没有个性也不能怪脸谱。再往深里说。各种“谱”不但不企图限制艺术家的天才，而且还可以防止天才的流产。“谱”规范着那不易规范的天才，使其不仅有天才，而且有成就。

    记得十几年前奚啸伯先生对我们说，舞台艺术要做到“有规律的自由”，他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选自《叶修山文集》，有删改）

梭罗的树林

熊培云

    ①《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

    ②物欲症使人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了金钱，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禀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人们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速度，永远是速度。

    ③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在物欲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

    ④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坐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⑤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堆死后并带不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⑥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透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做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⑦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那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在那里，你可以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在那里，你可以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枝系苍穹。

（选自《自由在高处》，有删改）

    散文作为自由的话语、最初就是历史学和哲学叙述的文体承载方式，与历史学和哲学有着亲缘性关系，但是，人们常常关心其诗学和美学意义，而很少关心散文和哲学之间的关联。散文中可以有哲学的思维、认识和发现，但是，散文文体毕竟不能真正代替哲学文体，散文中有哲理，或哲学中有散文，应该是二者关系的基本表达。在话语表达中，散文必须以情感表达为主调，而哲学必须以理性解释为主调。这就是说，散文是情感与思想的自由谐和，仅有思想而没有情感，不是散文的本质性要求。

    哲学与散文之间的关联是内在的，表现为思想与情感间显示着最本原的生命亲近，《庄子》与《孟子》就标志看中国哲学与散文之间最古老的联系。庄子不是借助纯粹概念的分析来表达思想，而是善于借助形象和寓意之间的关联，揭示深刻的人生奥秘，虽然他的散文中也有一些概念。孟子的说理，带着人生的全部激情，并正视人性的善良和伟大说理，因而，情感因素的参与，使《孟子》本身具有抒情的力量。中国古代思想的诗歌源头和散文源头，使古老的思想始终保持激情创造与诗意抒情的力量，当然，思想发展到后来，逐渐与诗性分离，走上了专门化道路。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导致这一转变的文化英雄，则不太容易确定。但是可以肯定，是哲学家导致了这种根本性转变。

    在西万，哲学与散文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获得深刻说明。尽管柏拉图排斥诗人的合法地位，但他的思想确实始终富有“纯洁的诗思”，而且，历史生活实践也在不断证明着这种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的生命活力。由于思想和情感分属不同领域，确有根本性区别，因而，纯粹的哲学史，往往给予人异样的错觉，仿佛哲学家都超越了人的情感。从他们的非哲学性叙述中，不仅能够获得哲学性体悟，而且能真正地理解他们的人格精神、生存勇气和文化气度。

    亚里士多德彻底抛弃了思想与科学中的“诗性因素”，使哲学表述获得了自身的思想逻辑，从而形成了纯粹的对话形式。思想获得这种逻辑形式，虽变得确定，但这种思想的理解与接受，也因此变得困难。思想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背离了诗性的智慧，这实际上让情感的领地由文学家独占了。一部分哲学家既然热衷于“诗性思维”与“逻辑思维”，就只能双向思维了，即在作纯粹逻辑思考时，就以“诗性智慧”作些调节，而在进行诗性思考与表达时，又不得不赶紧回到纯粹逻辑思考的领地，因此，内心的冲突，在这种智慧表达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从中可以看出，散文与哲学之间，具有亲密而紧张的关系。一方面“诗性”使“哲思”充满魅力，另一万面又阻止哲学变成“纯粹的思”，扼杀了枯燥的概念的强权。相对而言，对人类思想产生广泛影响的，仍是那些葆有诗性智慧的思想家。

（摘编自李咏吟《创作解释学》）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 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 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 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材料一：

像牛一样耕耘  像牛一样奋发

陈凌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牛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并赋予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以新的时代内涵。

古往今来，中国人民爱牛、敬牛、颂牛，或咏之、或绘之、或塑之。在唐朝诗人柳宗元看来，牛是“日耕百亩”的勤劳符号；在宋代名将李纲眼中，牛代表的是“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的牺牲精神；在现代诗人藏克家笔下，牛具有的是“深耕细作走东西”的开拓品格。体悟牛的品格、弘扬牛的精神、激发牛的干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人民精气神的具体精现。

“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曾以这样饱含真情的诗句歌颂牛。千百年来，牛都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象征。这也是人们爱牛、敬牛、颂牛的一个原因。画家李可染便曾将自己的画室堂号定为“师牛堂”，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何喜欢画牛：“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不辞劳苦、不计得失，脚踏实地、默默奉献，这是牛身上的品格，也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精神。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古人历来将牛视为开天辟地的力量之一。人们之所以赞颂牛，也在于牛所拥有的这种勇于开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恰恰是我们在攻坚克难中奋进、在披荆斩棘中前行的力量所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在年逾花甲时，仍干劲十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回答：“属牛的。”以牛自况，不仅仅在于他生肖属牛，更在于他性格属牛——像其父亲钱玄同所寄望的，始终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也正是这么一股子“牛劲”，让他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作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这股子“牛劲”永不过时。

古语有言：“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牛之所以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还在于它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品质。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给自己起过一个“耕砚牛”的绰号，勉励自己要像牛一样勤奋耕耘。他还经常对人说，“不教一日闲过”，甚至还给自己立下每天必须画5幅画的规矩。正是因为像牛一样勤奋，他才最终收获“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的真功夫。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不教一日闲过”中耕耘出来的；每个梦想的实现，都是在“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中拼搏出来的。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牛年将至，很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寄语：“2020，'鼠'实不易；2021，'牛'转乾坤。”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拼搏奋斗正当其时，牛年就要有一股子“牛劲”，就要使出“牛力”。学习牛的品格、发扬牛的精神，像牛一样耕耘、像牛一样奋发，每个人都“牛劲十足”，新的一年必定“牛气冲天”。

（摘自《人民日报》，2021年2月11日）

材料二：

人类驯养牛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是家牛最早驯化地之一，东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均有相关考古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牛的特殊地位和精神价值愈发凸显，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我国先民对牛的崇拜早在史前就已存在。传说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神农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象；蚩尤“人身牛蹄，头有角”；大禹每治好一处水，就要铸铁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这些神话传说中明显带有牛崇拜的文化信息。

在传统社会中，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常作役力之用，也被民间视为财富的象征，用作交换媒介。在汉字中，与驯养动物、农业耕作相关的不少字都属“牛”部，如“牵”“牧”“特”“物”“犁”等，由此可见牛在我国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牛与铁犁的结合成就了农业社会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推动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牛有着极高的象征意义。《周易》中有“坤为牛”的记载，将牛视为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的象征物。在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牛的形象几乎随处可见。人们以牛明志，以牛喻事，以牛喻人，创作出大量文艺作品，从诗词歌赋到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无所不包，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体现了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牛也从生存发展的工具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产生着深远影响。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人与牛形成了亲密的共生关系，人们将任劳任怨、奉献、勤恳、敦厚等优秀品质赋予牛，形成了大量有关牛的隐喻表达，通过文艺作品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如唐代柳宗元的《牛赋》中“抵触隆曦，日耕百亩”“牛虽有功，于已何益”，歌颂牛低头耕耘、不计回报的精神。臧克家笔下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歌颂牛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鲁迅笔下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歌颂埋头干、不计得失、为人民服务的人，这些特质构成了牛文化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孙佳《牛年漫话牛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