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连缀了若干个取经故事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说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人所谓的“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摹拟这种“话本”的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元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的说唱体的艺术形式，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选自吴小如《古代小说鉴赏》有删改）

    文艺批评是整个文化生态中重要的一环，是富于智慧的人们对于文艺现象的评说与解释，批评言说的必要，在一个文艺蓬勃发展的年代里显得尤其突出，这是出于精神创作生产规律的一种必然需求——一切来源于人类精神创造的自觉冲动，因为，只有精神创造能够使人类更加明白自身的使命与高贵，知道这个世界的无限丰富多彩及浩瀚可靠。正是文艺批评，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与作家艺术家们精神创造的努力同行，以自己的见识、智慧、力量，含蕴历史烟云、揭示人类内心，见证时代进步的一些关键时刻，助益于人性进步。但要意识到，批评很可能是一种最讲究发现的艺术，优秀批评家须像法国作家法郎士指出的那样，延伸各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不落后于时代与艺术，从而让自己的言说经得起时间考验。

    文艺评论之为探险，其中一个题中之义，是要找寻有益的价值。文艺创作作为饱含价值取向的精神劳动，是由艺术地反映生活，审美化地评判生活来实现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价值裁定和是非观的文艺作品，正如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话语一样。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过，真正的批评“应当像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又向读者指出应当赞美和不应当赞美的地方”，文艺评论要增强价值评判意识，是由其言说的理性、引领性所决定的，批评主体按照一定的理论主张和标准，对文本和文艺现象进行分析、鉴别、阐释、判断，从而作用于文艺现实，通过理性评判，对作品和文艺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对其文本意义进行适当的价值裁定，表达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才能完成文艺评论的使命。

    人们需要文艺批评，很大程度上在于希望看到文艺评论对文艺现象、思潮、作品的理性评判和估价。没有价值判断的文艺批评会使言说陷于无灵魂、琐碎与苍白。鲜明的价值立场能够点亮文化言说。目前在文艺评论实践中，那种将艺术言说蜕变为细致解读的批发所、华丽辞藻集散地的情况是普遍的，在涉及价值评判的问题上变得言不由衷和不及物，是文艺评论的一大弊端。有位法国学者说过，批评是一种老得最快的东西，对抗时光的磨损，要积极弘扬在变当中其实永远不变的那些价值，以热情批评的真诚和人性体温，匡正创作风气，提振诗性精神。

    增强价值彰显意识，要加强文艺批评价值、评判标准建设，缓解文艺批评的文化、理论与精神价值的资源短缺紧缺状况。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的精神，坚守主流价值，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开展文艺批评。要积极吸收古代文论的有益资源，以作为文艺鉴赏、评论重要尺度、依据和标准，鲜明体现中国人的善恶美丑观、义利观、责任观，体现中国文化的爱憎与是非观，发挥先进价值观引导文化思潮的作用。

（节选自梁鸿鹰《批判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2014年7月22日《中国文化报》）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第九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活起来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非遗是独特的。为大众熟悉的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选取特定材料，用传统技艺进行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信息和情感投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种独特性，恰好是这些非遗项目的市场价值所在。将这部分非遗资源转化为物态化的产品，既能为非遗的保护传承造血，也可以让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产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分享非遗文化蕴涵。传承保护得益于此，非遗的创新发展也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在不少地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用得当，无疑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多赢之举。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不是“开发”。所谓“生产性保护”，其核心依然是保护，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开发”文化遗产的表述，长期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对文化遗产而言，“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开发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让非遗走样，最终伤害的还是非遗本身。

    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融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要用机器大批量生产非遗产品。看到机器压的皮影、剪纸，机器印的年画，人们会有这样的困惑：这些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能叫非遗吗？一些号称非遗的产品，采用化工原料快速染制，低价卖给游客。游客多非专业人士，就是到此一游，图个便宜、买个新鲜，既不了解，也不会挑剔制作方法。

   殊不知，这种成本低、来钱快的好办法，却是在自我伤害。仅从生产技艺上看，机器生产不仅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生产效率、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如此竞争，真正的非遗产品自然吃亏，李逵也就打不过李鬼了。如此偷梁换柱，用工业文明替代了手工文明，非遗产品也就徒有其名了。

    这种现象的流行，当然与商家重利的投机心理有关，也与人们对手工价值的忽略有关。真正的非遗产品，且不说材料的难得，仅手工艺人的培训和制作过程，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一双内联升的手工纳底布鞋，恪守每平方寸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需要耗费1个熟练工人3天的劳动。这样的非遗产品怎么能与胶底布鞋或者运动鞋等价？

    优秀的手工作品，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价格，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全球公认的奢侈品品牌，无论汽车、手表还是皮具，在品牌文化之外，强调的都是稀有的材质和精良的手工。只有当优秀手工制作的价值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非遗鲜活起来、大放异彩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手好车，弹得一手好琴，还管理过仓库、畜牧，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内容是“六艺”（御、射、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