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材料一：

人工智能推动“媒介生活”

马凌

    不久前，中国记协发布的2016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指出，“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原来以新闻为核心的“媒体生活”，将全面进入以信息为导引的“媒介生活”。

    有人读报、有人读屏，信息的载体虽然多样，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不再是单向度传播的信息载体，而是“个人移动终端”“人机互动的交互界面”乃至“身体的延伸”。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媒介生活”，意味着手机等媒介开始进入人和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发挥中介作用。更进一步说，媒介之“介”，在于它允许多元主体的共存，在于它可以跨越旧有的藩篱，融合各种手段、激发人们生活与想象的诸多可能。

    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势必将“媒介生活”推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以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比如依靠智能算法的信息精准推送技术，腾讯、阿里巴巴和今日头条三家互联网公司，都开展了“寻人”公益项目。从2012年底至2017年初，腾讯发布走失人口信息1444例，成功寻回437人；阿里巴巴协助公安部于2016年5月上线“团圆”系统，一年中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17条，帮助找回1274人；今日头条2016年2月启动“头条寻人”项目，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找到2500人，最快1分钟找到北京一位离家出走的女孩，找到的走失时间最长的一位已经离家57年。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寻找失踪人口方面有望做得更好。百度宣布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达到99.7%的识别率，如果智能机器人通过海量数据库的深度学习，掌握了跨越年龄的人脸识别技术，比如根据一个失踪孩子3岁时的照片推算他成人后的样子，精准寻人无疑会更上层楼。而应用算法服务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又一个例子，是诸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正在开发应用的网络辟谣功能。例如，今日头条于2016年底上线了辟谣功能，腾讯网在2017年上线较真事实查证平台，微信也在2017年6月推出辟谣助手小程序，用户可以主动搜索查证，阅读或分享过的文章一旦被鉴定为谣言，也能及时收到提醒。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推进后，这些新应用有望对互联网空间的清朗化、信息筛选的高效化产生作用。

（节选自201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当今社会媒介技术革新从未止步，媒体边界不断消失，功能综合、多样的视听媒介接连出现，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比如，电脑控、手机控、游戏控等群体不断出现，人们每天被各种无用信息占据大量时间，网络中人的非理性冲动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等。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早就指出，大量的信息媒介是“时间的窃贼”，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甘愿让这个窃贼盗走时间。如很多人痴迷于各种娱乐信息，他们关注各种娱乐动态，搜索明星八卦，如饥似渴地期待娱乐头条，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在媒介生态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精密的现代社会，信息沟通交流的便利不仅没有拉近人们的距离，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孤独更隔离，更容易紧张和焦虑。因此，身处信息海洋之中，我们如何根据个人需要选择有用的信息，避免被各种杂乱无用的信息占据宝贵的时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必须理性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变化，在信息海洋中获得主动权、选择权，使新媒体更好地为人服务。

（节选自2017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特殊艺术，是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三代夏商周秦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把天和人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时产生的几种学说非常显著的具有这个特点，比如阴阳五行说、灾异说、分野说。这些学说成为了早期中国学术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对后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当时这种注重天人关系的实际表现，比如孔子作《春秋》，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命和人事之间关系的，他用很隐晦而曲折的写法劝诫人们行人事时要知天命、重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鼓吹天命观，就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政权的合法性也和天的受命联系起来，后来两千多年来的皇帝在这一点上就几乎没有改动的加以继承了；而司马迁写《史记》，也说他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寓人事于天命的天命观，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但是无可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尤其是此后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培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初期发展得非常完备的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非常浓厚的重视天命的文化观念的长期作用下，很自然的，人们的视野就会投向广阔、神秘而深邃的自然。因为自然，就是天地和人最接近最现实的部分。从而天人关系，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转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现在流行的人与自然的提法有概念上的不同。它沿袭了天人感应的一贯精神，主要是在于人和自然精神交流这个意义上的，而现在的提法则更注重人和自然实际间相处的关系，还有物质使用方面的关系。）。而对这种人和自然精神交流的思考，也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在方法论上，孔子已经把人的思想性情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人的性情在自然界中找到了相应的意象象征，从人而为仁，想到这种仁就像山一样的宽厚；从人而有智，想到这种智就像水一样的灵动。这实在是孔子思想光芒里最闪耀的火花之一！类似的说法多见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行事的精神必须和天保持一致，向天学习。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强调一点，那就是人的精神追求甚至行为方式都应该和自然找到共通点和契合点。这种人和自然的思维方式是从天命论演变过来的，但又是对天命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将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对本文的主题书法艺术产生多么深远而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