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儒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为政在人”，“人”即治于人的“人民”和治人的“人才”；为政在人的核心是服务人民的人才与人民的需求要和谐促进。

②为政之首在选人，儒家推重“尚贤使能”，打破亲亲关系。孟子认为，选用贤才时，应当允许关系疏远的人越过关系亲近的人。荀子也宣称：王公贵族的子孙，如果没有德才，那就只能沦为平民百姓。相反，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德才兼备，就应当把他选拔到政府去担任官职；推举贤能只应遵循一条标准，即使他是一位有德才的人，既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仇人而不推举，更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亲属而降低条件。

③其次在管人。儒家认为礼治德教是最根本的。孔子说，平时对老百姓不进行教育，而到他犯了法时就杀他，这叫做暴虐。推论下去，人才也需要时时接受教育，而不能单靠法的威严来慑服他们。礼治德教是建立在人们内心自觉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自觉性的，而每一个人也很难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自觉。尤其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才们，稳定而持久的自觉性更难得到保证。因此，为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带有强制性的法治刑罚，也是不可缺少的。

④儒家强调“为政在人”不是说不要“法”，是说在“法”与“人”二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荀子指出，不用道德教育，只依靠刑罚，法律条令再详细周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相反，如只用道德教育而不用刑罚，那么丑恶就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也是不行的。荀子认为：法是不能独立起作用的，而依法所推衍出来的各种政策条令也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只有有了好的执行者，法令和律条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就没有任何作用。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而有德有才的人则是法的本原。法是需要人去执行的，特别是需要人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去施行的。所以，儒家主张人法并重，重在择人执法的思想，很有积极意义。关于礼与法之间的关系，荀子认为礼是立法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因而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⑤为政的目的是养民。孟子总结夏、商二代灭亡教训时说：夏桀和商纣失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民心。养民莫于养心。那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人民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想方设法给予他们、满足他们，而人民厌恶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他们。当周推翻商纣统治后，周武王和周公旦等认真地结了商朝亡国的教训，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德和失民。因此，他们反复地告诫其子孙须“敬德保民”，然后才有可能长久地保住天下。

⑥荀子说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君主；相反，天设立君主，则是为了人民百姓。其“立君为民”的思想得到了黄宗羲的进一步发挥。黄宗羲认为设立百官是为天下、为万民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为一姓卖命。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但都得为天下万民服务。因此，他们之间应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⑦养民须富民。荀子说使国家和人民富足的重要方法是“节用裕民”。“节用”即严格按照礼制规定，限制各级官吏和行政部门的费用不至于过度。“裕民”是说要给百姓以优厚的政策，使他们得以富裕。如：少收农田赋税，减轻交易市场的税收，尽量少动用民工，绝不能误了农时等。百姓得到优厚政策的保护，生产就会成百倍地增长，人民就会富裕，物产就会丰裕。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也就知礼节了。

                                                                                                         吉之刀

                                                                                                         安石榴

谷子和糜子是堂兄弟，搭伙进山发财。

想要发山里财的人，无非四个路子：沙金子，追棒槌，打茸角，割大烟。这的确是来钱的买卖，弄好了一朝暴富。而实际上却是个万难的事情。不要说不容易得，再说，就是得了，也万难带出山来。发财梦十个九成空。

先说鹿茸角，俗话说鹿“脑袋顶着金钱桌子，屁股蛋子是肉案子”浑身是宝。打茸角在春季，万物复苏。鹿本来不是个有牙爪的东西，可是保不齐你盯住鹿的时候，老虎，黑瞎子却早盯上你了。所谓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啊。追棒槌的人多了去了，你看过几个真的挖到了稀世宝参。在深山老林里偷种大烟，躲开了官家，可是树敌更多。野猪来糟蹋，胡子来掠夺，还有个莫测的年头作怪，弄不好血本全亏。那么沙金子呢？不得，风餐露宿毁了身体，得了，同伙眼红心热，祸起萧墙，互相残杀，金子最终还是丢在大山里了。

谷子和糜子是堂兄弟。两个人十进十出大兴安岭，十年时间两手空空。这是他们第十一次进山。照例他们在山脚下的小庙拜了山神，发了誓言：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两个人进山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苍天眷顾，这一次终于得了。他们追到一个人参娃娃。两个人因为梦想成真而喜出望外，赶紧星夜兼程往山外奔。又走了六七四十二天，刚好翻过一座山的阳坡。有几块岩石裸露出来，暖暖的太阳烘得石面滚烫，二人美美地蜷在上面睡着了。谷子一身燥热地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岩石上。糜子说，谷子哥，是兄弟对你不起了，你有啥话就说吧。谷子哭了。谷子说没什么可说的，说也没用，你给哥弄点水吧，我不想当渴死鬼。糜子就去给他找水。糜子去了，谷子就哭得更惨了，哭了一阵子，谷子想哭也没用，想辙吧，闭上眼睛假寐。糜子回来了，看到谷子睡了，就摇醒他，纳闷：你怎么还能睡着呢？谷子说，是这样，刚才我哭呢，突然一股青烟，地里冒出个一尺高的小老头来。他说你哭啥？我说我弟弟要杀了我。他说杀就杀呗。我说为什么？他说，上辈子是你杀了你这个糜子弟弟，这辈子当然轮到他杀你了。你也别委屈，下辈子又轮到你杀他了。我说，我没杀糜子弟。小老头嘿嘿笑了说，你不承认也没用，我有证据。你看到那个鹰嘴状的岩石了没有？它底下有个空隙，那里藏着你上辈子杀糜子用的刀呢！那里风干，刀还没烂完呢。我说你拿来我看，小老头说我才没那闲工夫呢。一冒烟，小老头又钻回地里了。听到这儿，糜子已经一脸的迷惑与恐惧。糜子奔到鹰嘴石下，不一会儿拿回一把烂掉了木柄生满了锈迹的刀。糜子一脸汗水问谷子：你啥意思？谷子说，要杀就杀吧，反正下辈子我再杀你。糜子扑通跪下了，求天求地又求谷子饶恕。两个人最后七天相扶相持走出了大山，卖了人参娃娃，各自娶妻生子，成了殷实的大户人家。

好多年之后，谷子给老婆讲了这个故事，老婆说，真有小老头？谷子哈哈大笑，瞎掰！那刀是我有一次进山带的刀中的一把，木把劈了，那刀刀身长，没有木把没法用。当时正好走到那儿，就顺手插岩缝里了。后来有几次进山出山没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时又忘了这个事儿，刀就一直没取。恰恰的老天助我，最后一次全用上了。谷子停了一会儿又说，按说呢，每次进山出山都是和糜子在一起，他知道这件事，可是彼时必是贪心蒙了明眼了，他竟然没有想起这个事儿。

老婆听了这个故事半天没吱声，好一会儿后，抬眼望着他，流露出敬畏的神情，娇声说，老爷真是仁义，糜子这样对你，你现在对他也没一个不好。

谷子沉默着，像是没听见老婆说什么。

其实，谷子什么都听见了，只是心里想：在岩石上，我是睡得太实了。如果我先醒来，被五花大绑的人就是糜子了。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1年10期，有删节）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材料一：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高发人群，又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医疗服务供给则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选自《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人民时评）》）

材料二：

    目前会议营销已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会议营销的特殊性则令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十分挠头。

    在会议营销现场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为合法正规产品，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而企业人员在会议现场进行的违法宣传和销售等情形，又面临着定性难和取证难的问题。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会议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往往会产生违反《食品安全法》经营销售、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违法企业用严重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食药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分别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衔接的制度设计，尽可能突破取证、定性难题，防止因职责交叉造成监管缺失。

（选自《保健品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材料三：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偏向情感相关的导向，往往高度关注亲情、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等。而往往那些忽悠人的骗子都有着相似的“套路”：首先打亲情牌，跟老年人唠家常，接着给老年人一些小恩小惠，提供免费体检等服务，再然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年人从众心理在起作用。老年人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往往与主流社会脱节，不能全面获取信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为了使自己不处于孤立、低落的状态，行为都会受“从众心理”驱使，会盲目地购买。老年人相对更容易贪小便宜，且又有着太强的“自尊心”，即便知道被骗后也往往难以向子女启齿。就是很多骗局盯上老年人的重要原因。

    子女可以多多陪在老人身边，耐心、积极地和老年人交流，使老年人感觉到安全与陪伴，并让老年人相信子女才是最可信的人。今后一旦有骗子要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与子女商量，减小被骗的可能性。

（选自《关于老人受骗我们可以做什么？》）

材料四：老年人遭遇骗局后不愿寻求帮助的原因

（选自《理财、保健品处处有陷阱 老年人缘何成诈骗重灾区？》 ）

    ①表面看今天的城市还是过去的样子，但城市的内涵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了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过程，正在迈向智能化的道路。

    ②智慧城市建设在中国落地生根，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国家设立首批智慧试点城市，2013年国家设立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城市。2014年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

    ③事实上，智慧城市内涵也逐渐拓展到了智能城市的范畴。前者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智能城市则要在此基础上，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城市建设和运营中的应用，为城市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搭建起统一的技术底座，实现城市万物互联和数据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将AI与城市场景进行深度融合，驱动城市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升级。

    ④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指出，中国智能城市的发展和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步骤一致，第一阶段是数字化，第二阶段是网络化，第三阶段是大数据化，第四阶段是智能化，智能城市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

    ⑤当前，智能化的城市建设正在各地掀起热潮，也成为各大互联网企业“大展身手”的舞台。阿里巴巴主推的充分利用城市数据优化公共资源的“阿里ET城市大脑”，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管理，已经在杭州、苏州、上海以及衢州等地落地应用。腾讯在“互联网+”的主题下，正在从医疗、人社、警务、交通四个领域切入，推动城市智能化建设。其主导的以“数字广东”最为突出“数字政务”实践，旨在消除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连接更多城市信息。显而易见，互联网企业在智能化城市建设上的深耕细作正让城市变得日新月异，也极大提升了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的效率。

    ⑥未来的智能城市究竟什么样？在业内人士眼里，早已画好了城市智能化的“装备”图景。首钢基金城市更新事业群总裁梁衡义指出：“汽车出行和城市交通将是重塑我们未来的核心入口或场景。当前我们的汽车95%的时间都停在车位上，大城市里停车场吞噬了几乎15%的城市土地，核心区交通拥堵30%以上是由于找不到停车位。S-PARK非常愿意与京东城市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城市停车新空间和出行模式。”智慧足迹CEO李振军表示，基于城市计算平台、数字网关以及双方线上线下的数据资源，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开发了智能选址平台，可以解决实体门店“开在哪里，开多少家”的问题，并制定产品的销售策略，从而有效提升门店的经营业绩。

（摘自2019年3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