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批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建构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汉字的衍生和分类也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通衢大道，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此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郦波教授的新著《五百年来王阳明》对王阳明其人其思的解说，行文虽有“亲民”之浅白，内里却不乏“明明德”之深刻，因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两个终极问题：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两者作为核心主题统摄全书，使读者带着问题深入王阳明的人生变迁和思想发展，并以此为镜，观照自身。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指向了王阳明，也指向了儒学两千年的根本：内圣与外王、修身与平天下、克明俊德与协和万邦的融贯。它不是要营造“无牵累的个人”的“小确幸”，而是要让人在时代中、在家国天下里反省自己的内心。

    完人之问的核心，或可在书中所载王阳明与乔宇的对话中管窥。乔宇本人正如王阳明一般，爱好广泛，才学不凡。但后者却为他下了断语：“世人多巧，心茫茫然”。这不由让人想起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不可或缺，但道是根本的统摄。这甚至可与西方哲学中的源头主题“知识即美德”相互参照印证——知识指向终极的理念，“意见”所涉则是纷繁的事物。王阳明给乔宇三个字：专、精、正；若能由诸艺之专精着手，或可升华为正道；这大约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格物致知，是王阳明早年格竹而不得之后的大彻大悟，也与西哲所思并无二致：超越“意见”之上，才可窥见普遍性的理念。

    当然，对于阳明心学而言，“知”并非全部，知行合一才是成就完人的根本。郦波教授此书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将王阳明之德、言融于剿匪戡乱等不凡事功之中，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全书反复提及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大约就是“事上练”。中国传统里对知行关系的讨论，至此可谓大成。有意思的是，自苏格拉底之后，西哲也分为两派，一派偏重纯粹的哲思，另一派则注重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实践对美德的认知——以反省内心之《沉思录》流传于世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罗马皇帝奥略留，大概就是西方“事上练”的最佳代表。

    客观而言，郦波教授在“心学之问”上的展开，似不如“完人之问”那样详尽丰富。因为这所涉及的，已经远远不是阳明心学本身，而是其背后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因何无力这一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主题。作为一本介绍王阳明其人其说的通俗读物，郦波教授此作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系统、缜密地作出解答，而在于为读者开启了两条思路。其一是中日行为之对照。其二是中西思想之对比。此书虽以阳明心学为主题，其中两处涉及西学的文字却尤为让人印象深刻。

    《五百年来王阳明》，虽立足历史，却以“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这两个终极问题指向当下、指向未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王阳明的智慧，大约并不不只会诗意地栖居在神州大地上，也会与四海先哲的思想，共栖于世界，与天壤而同久。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4日16版，有删改）

    墨香阅读和指尖浏览，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这个问题不仅关乎阅读方式的选择，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即阅读场景的变革。以前，人们的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克服“阅读危机”，正确的方式不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APP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增加了文化厚度。

    当今时代阅读场景的变快，提示内容制造方必须以更加用心的方式装订内容，给人们提供新的阅读体验和知识服务。今天，制造信息的技术鸿沟已被网络填平，人人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这也是自媒体崛起的背景。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提升“单位面积”内的阅读质量。网络时代的阅读，可以更精彩。

（2016年08月04日是《人民日报》）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当前的节目市场异彩纷呈，游戏竞技、户外游历和生活体验等娱乐化的主题内容常常成为荧屏主调。相比之下，着眼于严肃主旨的节目品类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作为文化类节目重要分支之一的科学类节目，其助推科学大众化传播的立意对于社会意义重大，但受限于自身的专业性与传播难度，加之传统的科学类节目较为单一的表现形式，并没能充分释放出此类节目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因此，科学类节目若想摆脱枯燥的刻板印象打开新局面，除了要在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观照方面继续深耕，还需让科学性和娱乐性有机互动，最终在寓教于乐中为大众喜闻乐见。

    一方面，节目应当守住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基本底色。无论尝试用何种新的传达手法，节目内核的发掘始终需要严谨与精准。例如，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已走过6个年头，尽管每一季的节目形式都在不断迭代升级，但“最强大脑”的基本立意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对选手的空间能力、推理能力、计算能力、观察能力等方面的考查贯穿节目始终，由此为观众展现人类脑力的无限潜力与多种可能。央视的《机智过人》用精彩的人机大战将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最新成果逐一展现，进一步引人思索“人们如何正确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命题……一批有亮点、有特色的科学类节目活跃在当下，它们首先做到了“立得住”，然后产生了“传得开”的旺盛生命力。

    另一方面，创新是科学类节目存续的关键。科学类节目并不能只有“科学”本身，若想让观众真正愿意看、喜欢看，也需要有一系列更时尚、更大众化的元素和手法来构造节目形态。从既有实践来看，已形成不少经验供借鉴。有的节目用更前卫的视觉体验来描摹科学的魅力，如新一季《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继续贯穿“让科学流行起来”的宗旨，借用了许多或壮观或精致的舞台道具，用更直观生动的视觉元素来介绍艰深的科学知识。有的节目则让舞台变得更“开放”，包括《加油！向未来》等在内的科学类节目，素人是科学的“主角”，明星仅仅作为见证者、旁观者为节目展现锦上添花。在节目中，无论是谁都在不断学习和体悟中感知科学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普通科学爱好者时常能在节目中大放异彩，他们的科学情结更能唤起大众的广泛共鸣。

    科学类节目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看似远离生活、深奥复杂的科学知识以通俗化、流行化的形式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寓教于乐既是效果追求，也是创新方向。就现状来看，成功的科学类节目还只是零星尝试，但我们从这些实践中已经能够看到，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的科学类节目，可以让科学传播走出厚重的教科书和一板一眼的讲述，迎来更多新变化和可能性。

（摘编自何天平《“寓教于乐”应成为科学类节目创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