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我为何写作

余华

    ①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②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的，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③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⑤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将我调进了文化馆。’

    ⑥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在文化馆里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自由自在和幸福。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⑦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⑧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说明文学或者说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时候，他的心灵也会经常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的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⑨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有删改）

相关链接：

余华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余华以他的批判题材出名，写作很有洞察力和吸引力。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张露

    如果说有一种人生华丽而不刺眼，铅华洗尽，返璞归真，历尽世间的奢华百态仍清澈如水，那么这种人生非李叔同大师莫属。少年时，他是上海滩有名的翩翩公子，风流儒雅，气度不凡，“二十文章惊海内”；留学日本，李叔同以敏锐的艺术灵感创造了很多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学成归，先后在天津、上海、浙江教书。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课期间，他以其高尚的品格、精湛的艺术、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启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新局面。

    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形象地称“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大师在留学日本期间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竭力提倡 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一首《送别》意蕴无限，最后传唱于大江南北，家喻户晓，那含意深邃、意境悠远的 歌词，那恬静典雅、抒情流畅的曲调，传唱了一个世纪，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灵。淡雅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凄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

    在近现代美术史上，大师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执教一师期间，为了改革中国美术课历只授临摹画帖的状况，他开设了室内室外写生课，以训练学生绘画基本功。1914年他在教课时采用了男性裸体模特写生，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

    提到中国近代戏剧史的发展，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留学日本期间，他在东京组织成立了艺术团体“春柳社”。1907年该剧社演出了法 国小仲马编剧的《茶花女》第三幕，李叔同饰演女主人公。日本有一位老戏剧家松居，他对李叔同的演技极为欣赏。他说看了这个戏，他想起在法国蒙马得尔小剧场 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

    李叔同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而瞩目文坛。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间的20多首诗词编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 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词家寇梦 碧在《读李叔同先生诗词》中说：“叔同先生词，则兼婉约豪放之长，而题材之博大，内容之深广，实为突起异军，超越乡贤。”

    李先生严谨而不拘束，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一样，像一样。”执教一师，他脱下西装，穿上黑马褂、布鞋，戴上金丝边框眼镜，为人师表，他一丝不苟。

    他的艺术成就为古老而禁锢的中国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中国艺术融入了世界文化，他严谨而美学化的教育精神为这个浮华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①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②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③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陈寅恪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④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⑤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⑥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⑦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⑧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