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幼年熟读经史，在南开受新式教育，喜读科学，在美初习电机工程，任教清华后专研物理。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却又重温中国经史典籍，于中西文化密切接触体会中，融合中西学问之精华。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园任教，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他的夫人韩咏华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理科和工科，执教清华初期，教的是物理、数学、英文等课程。梅贻琦早年的学生浦薛凤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联系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后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施嘉炀回忆说：“我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高等科二年级学习时，梅贻琦先生是我的物理学老师。现在回忆起来，梅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学生解释课本上和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靠人格魅力，并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如春风华雨，润物无声。梅贻琦就是这样，熏陶了一大批清华学子。他最初的教育教学活动，为他以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其同意后，于九月廿三日提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长期治校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选自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语）

②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略谈陈三立

傅璇宗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也就在这一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长期居于湘中，对当地民情甚为熟悉，又激于时势风云，积极推行新政。陈三立此时也返湘，协助其父，并推荐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但是正当湘省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八月份北京变法宣告失败，清廷下令，陈宝箴父子均革职，且永不叙用。这是陈三立一生的转折点。他随即陪侍其父归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为其父所写行状，以极沉痛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陕西，就在这世难亟变之际，陈宝箴在焦虑抑郁中去世。此后，陈三立移居南京，并经常来往于武昌、南昌、庐山、上海等地，虽然其间他曾一度与其家乡江西修建铁路事情，但始终远离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诗人自许。只是他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而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读意，则愀然若有深忧。”而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记此事，更谓：“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毕辄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语。一日深夜，忽于梦中狂叫，喊杀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八十五岁的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看似和康梁的变法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尔戈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王晶晶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搞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关中处于陕西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四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故事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10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内心忐忑地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二十四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里千百年来最深厚积淀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故乡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笔老腔。

（摘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13期，有删节）

在慕尼黑的爱因斯坦

聂运伟

爱因斯坦喜欢寻求远离繁华都市的乡村作为居住地。即便在流亡美国之后，他住在普林斯顿，住房四周也是有一座大花园，住房像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人们常以为这是爱因斯坦生性孤癖、不善交际的表现。其实，就文化背景来分析，爱因斯坦父子对慕尼黑郊外纯朴、自然的风景的神往与欣赏趣味，有着浓郁的时代感。在爱国斯坦诞生前100年，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就已为爱因斯坦准备了优良的文化个性基质。毫不夸大地讲，爱因斯坦日后无与伦比的创造性思维正源自于他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感应和醒悟。没有身处原始自然风光中的自由呼吸，人是很难让个性自由伸张、让思维进发出创造火花的。慕尼黑郊外的自然风光在爱因斯坦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下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种子，同时，也过早给他带来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那种人生的痛苦感，而是一种有强烈人格意蕴的自由、创造品性。

如此强调独立的个性既催生出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又让爱因斯坦的生活方式显出许许多多常人眼中的怪癖。1946年，业已67岁的爱因斯坦在《自述》中依然毫无顾恳地说：“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连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迟，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

爱因斯坦只会永远按自己的个性以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评判一切。所以，他并非想鹤立鸡群而显得孤独，而是他从来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去效法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群人在黑暗中摸索出路时，所有的人朝一个方向前进，而爱因斯坦独自一人走向另一个方向，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信念的坚定使得爱因斯坦从不惧怕孤独的痛苦，他只想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人们： 看，这才是正确的出路。当然，童年时代的爱因斯坦还不可能向世人解释自己个性的内涵。他独来独往，时常故意躲开小伙伴、同学，即使同亲人在一起，他也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谁要是破坏了他独处的心境，一向沉静的他会突然爆发出激烈的情绪。不爱和人交往的小爱因斯坦偏喜爱那些需要耐心和坚韧的游戏，比如用薄薄的纸片搭房子，不成功绝不罢休。

对于童年的爱因斯坦来说，独主的个性还只是一只“空筐”，它需要充实精神、文化的内涵。第一个装进这只“空筐”的是什么? 是音乐。爱因斯坦三岁时的一天，母亲波林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游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 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 ”爱因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三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不爱说话的小因国斯坦对音乐入迷了，六岁起练习拉小提琴。几年后，爱因斯坦唯一的消遣就是音乐。在母亲的伴同下，他很快就能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了。

音乐以它那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吸吃着人类文化最计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想象力。1931年，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学和艺术的互补性与统一性。使音乐成为爱因斯坦的“ 第二职业”。

（摘自聂运伟《爱因斯坦传》）

【相关链接】爱因斯坦的母亲像大多数犹太女性一样，贤慧能干。她家境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极高，爱好文学，更爱好音乐。

小爱因斯坦生病时，父亲交给他一个罗盘玩，发现他对罗盘上的指北针有强烈的好奇心。父亲给他讲清了指北针的原理，还表扬了他善于动脑。以后，不管工作多忙。父亲都挤时间和他玩，搞建筑，造机……

共同的爱好使得爱因斯坦的父母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给爱因斯坦营造了一个充满温馨和谐的爱之屋。（摘自《中外名人家教》）

吴祖光：旷世才情不平则鸣

    吴祖光，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戏剧导演牟森曾这样评价：“吴祖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极具名士风范。”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父亲吴瀛是位饱学之士，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母亲也识文断字，经常念诗给他听。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他酷爱戏曲，常泡在戏园里看戏，接触了大量戏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二十岁的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该剧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该剧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部剧作，曾得到当时戏剧大师曹禺的大加称赞。曹禺称他“一出手就是战士”。但对这部剧作，晚年的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让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完全是旧戏里公子与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

    随后几年间，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正气歌》、《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年游》和《风雪夜归人》等声震文坛的剧作。其中完成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集中体现了吴祖光以戏曲思维创作话剧的另一种思路，他将中西戏剧“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艺术上久负盛名，吴祖光还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作为剧作家，吴祖光连续撰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称之为“奴隶的审查制度”。他抨击国民党删除曹禺之作《蜕变》中“打游击”的情节；他嘲讽蒋介石因自己是秃头而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改成《猴儿大王》；他愤怒自己创作的《正气歌》被国民党删去关于朝廷昏庸的所有内容。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吴祖光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1945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为此他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杀。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拐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也会深随其中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1957年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对于这种不期而来的遭遇，他以诗明志。诗云：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以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不死。“生正逢时”，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词语。

    唐代王维在《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但吴祖光即便到了晚年也绝非万事不关心的人。1991年12月23日，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贸中心购物，遭到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的侮辱。关于此事，吴祖光写了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一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这就是吴祖光，虽然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要说出来。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选自《大公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黄佐临在《吴祖光剧作选》序言中评价道：“他的每个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字里行间都洋溢出来一种诗情，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从中挖掘出一种美来。”（摘自百度）

②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这样评价吴祖光：“吴老是一个在艺术上要求极为严格的人。记得当时我曾因不理解他的剧本而将其中的念白做了改动，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我剧本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可以说是字斟句酌。”（摘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