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义净（635－713年），七岁入土窟寺修习佛教内典。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式出家为僧，先后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修习佛经。此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高宗成亨二年（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搭乘商船远赴印度取经求法。在印度十几年间，义净向当地名僧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大约在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归国途中，义净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书中记述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海各地的资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国，并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金刚座真容一铺和舍利三百粒。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长安的寺院翻译佛经。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享年七十九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别名），令李道宗持节送公主于吐落。弄赞平其部兵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娇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把脸涂成红色），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旧唐书·吐蕃传上》

材料二：“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作出努力。唐太宗的《修晋书诏》写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痒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唐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他数次下诏修纂前朝历史，又命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官修历史制度的先河。《帝范》为何而作？首先，这是唐太宗给皇太子的政治遗嘱。他在序中明确写道‘汝以幼年，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学者瞿林东认为，①唐太宗是“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②《帝范》是唐太宗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提炼出的重要认识。

——据瞿林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一代明君的君主论》等整理

材料一  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致使相权逐渐削弱，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齐涛《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三  中国古代官制，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如汉、唐那样的地方分权时代，抑或明清那样的高度集权时代，都没有改变帝王的独裁专制性质。

——《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史记·陈丞相世家》

材料二

唐三省六部分工图

材料三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唐代文明是否兼收并蓄，有如下评价：

“唐代的社会和文化吸收此前数百年间的历史遗产，能够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

——（《The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A.Wright D.Twichetted 1973 YA Le）

“尽管在宗教、艺术、器物等方面，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等文明，对于唐代的习俗、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唐代的官职、兵制、刑法、赋役等主要制度都渊源于先前的王朝，并没有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的改变。”

—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当时的兼收并蓄，是为了追求大一统的极致，是要在差异中求一统，而非真正鼓励多元化的发展……开放趋势与保守倾向并存。”

——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唐代史知识，围绕“开放”与“保守”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