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二：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太祖实录》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材料二：唐初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杈，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以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契机，唐太宗开启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吐蕃地区的大门，其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创立儒学、占卜、历算、工巧等的贡献相媲美，唐太宗和符号化的孔子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至高性”和“重要性”就成为这二人所具有的共同点，唐太宗与孔子都可以算作汉文化的代表。

——摘自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

材料四：

材料隋唐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唐朝时，对传统乡里制度进行了全面变革。乡官多由县司选取“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并免其课役”，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官，地位也逐渐降低沦为士绅。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甚至一度有职无官。安史之乱后，乡制基本丧失其作用。唐朝还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规范和整顿，从名称上统一为村，并在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使“里”以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不断强化。武德时期颁布的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村在中国历史上正式作为一级基层管理组织而出现。村制度的推行，是对郊野聚落自魏晋以来三百年间离乱局面的一次大整合，是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的有力举措。

———摘编自高学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