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大相国寺，……自大内（注：皇宫）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街南桑家瓦子（注：娱乐场所），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夜市直到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宋元时期）由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市民化的特征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宋元时期尤其是两宋，在中国文化趋于精细内省的同时，不仅孕育了新的思想体系

——理学，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一个高峰——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一：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材料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认为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唐代中叶开始，……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以上材料转引自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材料三：……于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并联络了骑士和市民，于1215年6月迫使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公开阐明了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指出王权必须受到监督，提出了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13世纪，英国的城市早已兴起并有所发展，已经出现了市民阶级，……商品货币关系开始渗入农村，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少数农民通过货币赎得人身自由……雇佣劳动制度在农村中发展起来……。

——转引自郑庆云《简明英美史》

材料一：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城市，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

——包弼德《唐宋巨大历史变迁的现代意义：对国家观念的重新思考》

材料二：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这就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500年前后，许多事指向农业文明的解体，比如说，农奴制解体解放了人身，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精神，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则把人推向全球，第一次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就把自己的疆域封闭起来，使它与外界隔离，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顾基督教大世界中其他兄弟的景况如何。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这样，原先基督教大世界中社会经济状况基本拉平的情况就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发展与社会的根本变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

请回答：

材料一：宋代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开始聚集于城市外围地区，形成了所谓“草市”的新居民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把汴京城外的居民区划分为八个厢，重新设置官吏进行管理。这是宋政府用行政手段将汴京城外的居民区正式纳入行政区划，承认其是汴京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城池外新居民区的普遍形成和发展壮大，说明城市的空间范围超越了城池郭墙的限制更广地延伸开来， 城市的规模扩大了。这些新城区并不只是居民区而已，同时它基本上也都是工商业生产较为集中的地方。

——摘编自陈宇光《宋代农村人口流动探析》

材料二：清朝统治末期，原有秩序漸漸松动，被突破的禁令越来越多，地域空间的划分逐漸模糊，内外城的区隔，甚至皇城与京城的界限也被打破，民人进入内城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明显增强。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开始对城市实施改造，拆除城墙、规划市区道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城固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城市新形态。……早在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开辟新区。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选择香厂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经过几年的建设，逐漸形成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处的具有近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区。

——摘编自王建伟《清末民初北京的域市化进程》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竞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三

嘉靖时期的吏部左侍郎靳学颜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用于流通计价的功能并无明显区别。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铜）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纸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

——摘编自徐永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