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记琴家管平湖先生

    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号太空船上，放置着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世界名曲唱片，在这张短短90分钟的神奇唱片里，就有管平湖先生演奏的古琴曲《流水》，使中国古琴第一次响彻太空。

    管平湖(1897-1967)，名平，字吉庵，仲康，号平湖，古琴演奏家。江苏苏州人，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其父管念慈是清代宫廷如意馆画院院长，既精于绘画，又擅长弹琴。管平湖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与古琴结下不解之缘。

    有一次，他听说福建武夷琴派名家悟澄和尚到苏州游玩时住在天平山一座寺庙里。管先生赶奔天平山访名师学艺。他渐行渐近，耳边隐隐传来清脆的琴声。顺着琴声的方向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他透过密林看见一座庙宇，琴声正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管平湖紧走几步来到山门前，从紧闭着的门缝望去，只见一位老和尚正端坐在佛殿前的苍松下全神贯注地弹琴，那灵活稳健的指法，潇洒动人的旋律，使其钦佩不已。弹琴者便是悟澄和尚。在悟澄的指导下，琴艺渐趋成熟。不久，他告别悟澄离开苏州北上，途中又慕名到济南拜访了川派琴家秦鹤鸣，向秦鹤鸣学习了川派名曲《流水》。从此《流水》就成了管平湖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

    然而，管平湖在生活上却是多灾多难的。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学，深夜作画，还担负着3个女儿上学的开支，经济状况十分窘迫。有时，为了卖一把扇面，从北城步行到南城荣宝斋。他也曾做过故宫博物院的油漆工。尽管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苦生活，他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古琴音乐艺术的探索，每天都坚持弹琴、打谱和教学，数十年如一日。

    生活的磨难让他的手也遭了罪，以致指甲生病，几乎不能正常弹琴。一个琴家没有正常的指甲，就好比画家缺少眼睛、舞蹈家失去双腿，这种痛苦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但管平湖并没有就此放弃弹琴。没有指甲，他就用手指的指肚代替，直到把柔软的指肚磨出接近指甲硬度的老茧。凭着非凡的毅力，经过千锤百炼，他的演奏反而形成了雄健潇洒、含蓄蕴藉的风格，就像唐代大诗人李白所说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那样气势磅礴。

    古琴曲的记谱方法非常特殊：它不记录音高，只用一些“减字”记录左右手的动作。所以，古琴谱看起来特别像“天书”，让人费解。而能够破解这些“天书”(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作“打谱”)，把这些“减字”变成声音，也就意味着能够在古人的音乐世界里遨游了。管平湖一生都在默默从事着破解“天书”的工作。他查阅了许多古书，常常为了一个指法彻夜不眠，反复推敲。通过他的艰苦努力，《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幽兰》……这些绝响已久的古琴曲，终于一点一点地在他手指下恢复了生命，重新回响在现代人的耳畔。

    古琴也经常会“生病”，尤其是年久失修的老琴，经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操弹，不是音质出现问题就是漆皮脱落，或是声音发闷，令人烦心。要想改正，必须动手修理。而要修理如此珍惜的亲密伴侣，自然是亲自动手才能放心。为此，管平湖练得一手修琴的本领。经过他的悉心修理，一些破烂不堪的老琴陆陆续续焕发青春。他那妙手回春的本领声名远扬，经常有人慕名求助。

    管平湖先生的一生，是为民族音乐艺术奋斗的一生。他在古琴艺术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继承、弘扬我国民族优秀音乐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选自《传记文学》，有删改）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此时正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他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两弹一星”郭永怀

胡晓青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因故不能成行。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他仅用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中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从此，郭永怀开始了最艰苦的研究工作，通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郭永怀重于在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1945年，他以坚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评价道：“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这一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闻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行速度并不理想。而解决“声障”问题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这一概念还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渴望用平生所学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个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理论探索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而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都会增加身体的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周恩来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尽量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一叠纸，从两人紧贴的胸部掉了下来——是那份无比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焦黑难辨的尸体，完好无损的手稿……面对这种情形，所有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

    而此时，他的妻子李佩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正在接受所谓的政治审查。那天，她没有流泪，只是凝望着窗外，长久地，一言不发。

    在郭永怀牺牲后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在他牺牲不到两年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永怀赤诚；后来者，永怀感佩。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很少提起郭永怀。“两弹一星”奖章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他的遗物，也悉数捐给了力学所。她只是固执地守着60年不变的家，哪儿也不去。有个学生这样回忆：“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明白，李佩老师所从事的、竭尽身心的教育工作，其实是郭先生事业的延续，郭、李实际是一个人。”（摘自段雨《做个铺路人》）②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主张，见解独到，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摘自《中国现代科学家（六）》纪念邮票发行资料）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选自2016年第1期《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如愿

茹志鹃

    天还没大亮，何大妈猛然坐起身，伸手在枕头下面，摸出那个对折起来的大红封套。红封套上用浓浓的墨笔，写着四个大字：劳动光荣。下面小字是：玩具小组组长何永贞同志收。

    她想不到，自己快跨进五十的人了，竟然第一次挣得了薪水。

    十五年前，那时还没解放，阿永才六岁，就死了爸爸。年轻的何永贞咬着牙，抚养着儿子，好容易进到附近一家丝厂做工。快到月终领水时，一天，家的方向冒起了火光，想到阿永，她发了般冲出工厂，向家里奔去……

    第二天，她被开除了，连那二十八天的工钱都被扣除了。

    何大妈呆呆地坐在床上，忽然看见天已大亮，这才惊动起来。

    “对，我得快，快起来到厂里领原料去。”何大妈一掀被子，急急地起来梳洗。

    “妈，你礼拜天还有事啊？”阿永在里间问。

    “嗯！”何大妈应了一声，还是忙自己的。阿永知道母亲的牌气，不过他总觉得母亲苦了一辈子，应该好好享享福。所以母亲出去工作，他有些不以为然。现在他看母亲星期天还要出去忙，暗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叫了一声“妈”。何大妈一听便不高兴，说道：“你是不是不高兴我出去工作？”

    “不，我是说，你星期天还起这么早，不多休息一会。”儿子一听娘的口气，话便马上拐了一个弯。

    “忙啊！你别看我们生产组小。领原料，送产品，检查质量，开会，哪样不要花工夫？你当只有你们大工厂才会忙呀！”

    “哪里，厂越小倒是越忙，特别是小组长，更加要操心。”阿永知道母亲特别喜欢人家讲这一类话。

    果然，何大妈高兴了，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从前，厂里会有人急急地骑了脚踏车，赶到家里来叫儿子去商量一件什么要紧事情。每当这时，何大妈心里又觉得骄做，又会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后来当里弄一组织生产组，何大妈第一个就参加。现在，何大妈最高兴的，就是也常常有人会急匆匆来叫自己。

    梳洗妥当以后，她又摸出那个大红封套，正想再仔细看看，旁边床上的小阿英一骨碌坐了起来。

    “奶奶，你是昨天答应的，今天要带我去买玩具啊？”

    “阿英最乖，奶奶要去办一件工作，办完了再带你去买。”小阿英身子扭了几下，干脆地说：“不要工作嘛！”

    “这怎么行！工作！你懂不懂？就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事情，你怎么能拖后腿？”何大妈有意加重了声音

    “什么叫拖后腿，奶奶？”

    “……”何大妈不知这怎么说好了。忽听里间儿子说道：“妈，你就带她去吧！今天上午我还有些事要去办一下呢！”

    这一说，何大妈又不痛快了：“你怎么不带她去？哦！只有你的工作才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就能随随便便带了小孩子去的。”何大妈嘟哝着，还是和小孙女手拉手出门了。

    谁知一进工厂大门，就被传达室的同志挡了驾。

    哦！何大妈才想起来，管委会是叫自己明天来的啊！

    何大妈拉了阿英走到外面马路上，店铺正好开始营业了。

    “奶奶，我要苹果。”小阿英忽然站在水果店门口不肯走了。

    “我要苹果！”这个声音使何大妈怔了一下。那也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每当她从丝厂回来，儿子在胸边啼泣，她总是安慰儿子说：“等发了工钱，妈妈给你买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但工钱终于没有拿到，苹果也就没有买成。

    何大妈拿出那只红封套，手止不住地有些抖，从自己第一次发的薪水里抽出一张钞票，买了两只又大又红的苹果。一只给了阿英，还有一只她要给儿子。二十五年前的心愿，今天偿还了。何大妈又激动，又有些酸楚的余味。

    回到家，何大妈把苹果交给阿英，说：“给你爸爸去。”自己就在一旁默默坐下。阿英举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飞到爸爸身边，朝阿永手里一塞，说道：“爸爸，奶奶给你买的苹果。”

    “给我买的苹果？”阿永拿着苹果，迷惑不解，抬头看看妈妈，妈妈正在那里对自己点头微笑，说：“你想想，你小时候，不是常常向我要苹果么？”

    阿永全身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捧着那只苹果……

    那时妈妈在丝厂里做工，每天，阿永就在昏暗的灶拨间里，到夜里，人家都熄灯睡觉的时候，阿永才听见妈妈的声音，摸到妈妈那双温热的手。阿永朝妈妈哭，妈妈就会拍着阿永说：“乖，不哭，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阿永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吃。”

    但是，妈妈被开除了。妈妈曾经讲过多少个晚上的苹果，永远只是在阿永的梦里出现。

    现在，阿永已不知吃过多少次苹果了，但是妈妈还是买来了，用自己第一次的薪水买来了。

    “妈妈……”阿永激动地叫了一声，心里像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哪句说起。

文本一

家国图

聂鑫森

今夜，秋风飒飒，月亮很圆，月光好像是被风吹进窗口的，照出一地凉凉的银白。

满头华发的刘岳江和两鬓微霜的妻子张晓岚并排坐在床头，痴痴地望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家

国图》。

他们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回老家去了。

老家在湘西吉首乡下的天风镇。

他们在这工业重镇株洲，一待就是十五年。

老家的房子由一个远房侄儿看管，他经常会去打扫、通风，房子随时等待主人归来。儿子儿媳为他们置办了崭新的被子、床单、毯子和四季衣物，都已快递到家。随身带的行李也早料理清楚。到明天上午出发前，再把这幅《家国图》取下来，折叠好，放进行李箱就诸事齐备了。妻子忍不住说：“《家国图》一眨眼挂了十五年。我们来时，孙子正好三岁，要上幼儿园了。”

刘岳江点点头，说：“那年，你五十五岁，我六十岁，正好退休。儿媳来电话，说她辞退了保姆，麻烦我们去帮忙一阵，我们就来了。”

“在天风镇的天风中学，你教地理，我教数学，还有点儿名气，领导想延聘我们再干几年，可带孙子也是大事啊！这‘一阵’，就是十五年。”

“我教了一辈子地理，哪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山形水势、物产气候我不烂熟于心？但去过的地方少，大多是从书本和图册中读来的。读万卷书我做到了，行万里路却差之甚远，没时间也没有经济实力。我们一直教的是高三毕业班的课，连寒假、暑假都要为学生补课。”说罢，刘岳江叹了一口气。

张晓岚也跟着叹了一口气，说：“儿子出生后，你从古诗‘行行重行行’中顿出两个字，叫他刘行行。想不到他倒是出行不止，大学毕业被招聘到株洲的光明数控机床厂，搞的是售前调试和售后服务，隔三岔五地出差。我们来了，才体会到年轻人的不容易。”

“儿媳也是，在旅游部做事，经常要去探访、考察国内的各条旅游线路，留下我们陪伴孙子。孙子上幼儿园时，常常做梦都哭喊要爸爸妈妈。其实我们也挂念儿子儿媳，古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也是。”

“于是，你买来二米乘二米的高档牛皮纸，用毛笔蘸红颜料画出一幅中国地图的外轮廓，再用浅灰线勾勒出各省的位置。然后，在湖南省的西端用绿色笔写下‘吉首’二字。再用蓝色笔在湖南省东部写出‘株洲’二字。你说我是教数学的，画线画圆都可以不用尺和圆规，先让我画一条从吉首到株洲的紫线条，表示我们从老家来到了新家。”

“乡愁是同等的，你不能缺席。”

“以后呢，待孙子睡了，往往是十点后我们就‘上班’了。出差了的儿子或儿媳，有时他们双双在外，这时候会有电话来，说他们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就用红铅笔画线标出儿子从株洲到了某地，然后又去了某地，儿媳则用绿线。”

“如果他们时间充裕，我就在电话里介绍这个地方有什么奇山异水、名胜古迹、经济开发区、新城区，得闲时可以去看一看。”

“你说，这可以让人生发一种实实在在的家国情怀，所以这个地图叫《家国图》，当然，也寄托了我们对后辈的关爱与牵挂，还让我们沉浸在本职工作的氛围里，快活得很哩。”

“对，记得吗？孙子读初中时，有一夜，他在梦中醒来，蹑手蹑脚来到门外，听我给他妈妈讲新疆的葡萄沟、魔鬼城、火焰山、坎儿井。谁知第二天上午的地理考试竟有相关的题目，他全答对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回事，是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孙子说的。”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起来，是拼命压住声音地笑，很开心。

“《家国图》是第几张了，晓岚？”

“数字我不会记错。基本上是两年一张，以前的七张你都寄回老家了，由侄儿代收再锁进你书房的一个箱子里。这是第八张，今年元旦启用的，儿子的红线，儿媳的绿线，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条。儿子如今是总工程师，主要精力放在厂里，抓全面的技术工作；儿媳当上了工会主席，也不用经常出差了。图上属于我们的紫线，依旧标着从吉首到株洲，只是又新添了一条从株洲回吉首的紫线。但孙子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你让我画了一条由株洲到北京的金线。”

“孙子毕业后，会到哪里去打拼，那么这条金线就会延伸到哪里。可惜我们年纪大了……但我们可以珍惜有限的时日，‘行行重行行’，去好好地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让那条紫线标示在图上。”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我者，岳江也。”

“睡吧，睡吧，早过子夜了。”

“……好的，好的……”

老两口回到了湘西吉首天风镇的老家。

走的时候，儿子儿媳恳请他们不要带走墙上的《家国图》。回到老家的他们，在探亲访友、畅叙别情之后，开始了有计划的旅游。

第一次出门远游，去的是云南昆明，登大观楼，访石林，去西山谒拜国歌作曲者聂耳之墓。晚上，在下榻的宾馆，刘岳江打电话向儿子报平安，还说了许多感受。不一会儿，张晓岚的手机上出现了视频，是儿媳发来的：《家国图》上，她画了一条从吉首连向昆明的紫线！

“老头子，他们在牵挂我们哩！”

“他们要留下《家国图》时，我就知道了。紫线他们还会画下去的，我相信。”

（有删改）

文本二

作为散文体的小说，必有闲话的设置。闲话是指不直接去描写和表现故事情节的文字，但却能从不同角度去增加故事和情节的魅力，多侧面展示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性格特征、胸襟气度，而不像有的小说的写法——贴着故事和情节写，贴着人物写，体现的是一种散文化的从容而儒雅的格局。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重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不注重用过多文字写环境（包括天气、地理、民俗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环境也就是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写山神庙也是极简单的，却对表现人物形象有独到的作用。到了《红楼梦》则有很大的改观，在闲话的设置上有许多启迪读者的地方。

闲话尽管不直接描写故事和情节，但绝不是可以天南海北地乱扯胡说，或炫博学广闻，或只为增加文字的数量。小说的闲话，有一个大体的规范，虽不直接写故事，但对故事行进有一种暗示的作用，对情节的铺排有一种渲染的效果。

我们在阅读一些闲话艺术运用得极好的经典小说之后会发现，闲话在小说各个部分的奇妙使用，使简单的故事变得异彩纷呈。一方面减缓了故事和情节发展的速度，甚至使其暂时停顿，因而使故事的长度扩展了；另一方面营造了故事和情节的暗示意味，使其在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色上，凸显更多的瑰丽风韵。

此外，闲笔的运用，因为它不是直接描述故事和情节，也就减少了故事和情节成为小说主体的常例，使小说的文体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改变了小说的文体性质，使之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使虚构的成分变得微不足道，因而更让人信服其真实性。

散文化小说，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闲话艺术的纯熟运用。

（摘编自聂鑫森《小说创作的闲话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