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节选自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的一次演讲》）

鸳鸯跳

王春迪

    海头帮，指的是一帮在码头上靠扛活为生的脚夫，凭着一股子不怕苦不要命的狠劲儿，练就了一身脚夫的真本事，挤走了旁门外姓，吃起了这碗独食。

    老街是鲁中南地区有名的商业集散地，国泰民安、商贸繁盛的时候，那一条条来自江南甚至南洋的货船，黑压压地挤在码头上，远远望去，似鱼鳞般密集。先装卸谁的，不装卸谁的，都是海头帮说了算！啥叫强龙不压地头蛇？管你多大来头，瞅你不顺眼，让你的货霉在船里、烂在岸上，那都不叫个事儿！就连老街首富海爷，都被他们整过！

    那几年，海爷走南闯北，生意蒸蒸日上。一次年关，海爷设宴备礼，酬谢各条道上的老大们。一忙，就把海头帮的钱老大给忘了！

    年后，海爷从南方运来满满三大船的货，有茶叶、药草、布匹、香料、木材……全是些怕湿怕霉的娇贵玩意儿，不想遭遇了连日的雨雪，急着找海头帮卸货，可他们要么以先来后到为由，要么以雨天脚滑为由，磨磨蹭蹭，就是不靠海爷的船边儿。

    没办法，海爷这天亲自到钱老大的船上求他，钱老大得了脸，还不忘摆回谱。那时，连接船和陆地之间的是一种一步宽的木板，人在上面走，木板就跟着你弹来跳去，码头上叫它鸳鸯跳，把握不住鸳鸯跳节奏的人，站都站不稳，稍不留神就把你弹到水里去。得知海爷到来，钱老大还故意在鸳鸯跳上泼了一层豆油。

    海爷默默地脱了鞋，然后俯在鸳鸯跳上，爬了上去。

    眨眼几年过去，到了咸丰五年，太平军把整个水路截得几乎连条鱼都游不过来，一路上关卡林立。因而各行各业，纷纷改水路为旱路。因为好久都没啥生意，码头上那些个鸳鸯跳，都起了厚厚的青苔。

    一日，一条货船劈浪而至。

    往年，是先交钱，再卸货。如今哪还管这一套？钱老大这边正和船上的掌柜在袖筒里合计价钱，那边，海头帮的爷儿们在不到两袋烟的工夫，就利利索索将一船粮食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岸边。

    这时，有一个轿子，从远处嘎吱嘎吱地晃了过来。轿子里刚露出一个头，钱老大的脸，唰地就绿了。

    竟是海爷！

    海爷目不斜视地上了船，随后，掌柜站在船板上对钱老大吆喝：“咱东家说了，银子有的是，可要钱老大自个儿来拿才行！”

    说罢，眼睛盯着钱老大，手里一杯油，滴滴答答地淋在了鸳鸯跳上！

    钱老大望着身旁海头帮的弟兄，衣衫褴褛、一脸菜色。他回过头，牙一咬，鞋一脱，扑通一声跪在了鸳鸯跳上……

    进了船，钱老大头别到一边，也不看人，手一伸：“拿钱！”海爷笑笑，说：“听闻钱老大当年为争这码头当家人的位子，曾从滚水里取铜板，怎一个勇字了得！兄弟们的工钱，就在那个盒子里，够胆量的，你就试试！”钱老大一瞧，是一个一臂高的盒子，上面露出拳头大的洞，里面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

    钱老大琢磨着，这里头一定有蛇蝎一类的东西，取吧，保不准被咬；不取，空手下船，咋和快饿死的兄弟们交代？

    钱老大心一横，袖子一撸，顿时青筋暴出，伸手就冲盒子去了。手还没到盒子口，钱老大两行热汗已顺着赤红的腮帮子淌进了下巴茂密的胡须里……

    忽而，钱老大眼如铜铃，手在里面搅了几圈，啥也没有。他怒吼一声，盒子一甩，想冲上去对海爷动粗。海爷哈哈大笑，而后大手一挥：“送钱老大下船！”

    钱老大被推搡出船舱，刚要破口大骂，可随之而来的景象，闪了他的眼。

    岸上，海爷手下的人，正把刚刚卸下来的整船粮食，一袋袋地分给海头帮的弟兄，弟兄们接过粮食时，那曾经硬邦邦的双膝也都软塌塌的了。

    下船时，钱老大看脚下的鸳鸯跳，干净如洗。钱老大一声长叹，扭头对着海爷抱了抱拳，大步而去。

    几年后，朝廷又重新夺回了水路，随着商道畅通，码头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兴盛。有所不同的是，每每海爷的商船驶进码头，那些海头帮的人，好似迎亲一般，争先恐后地冲上去卸货，甭说啥先来后到，也甭说你财大气粗有多大来头，只要海爷的船来，统统站一边去！

    谁都别委屈，人家钱老大说了，这是他们海头帮的规矩！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第3期）

时间

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丽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衡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上挂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新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删减）

梨花白

刘建超

    梨花白在老街唱红时，年方十六岁。

    梨花白六岁开始跟着师傅学艺，拜在梅派名师门下。在老街首次登台时，正值梨花满天，一院春色，师傅便给她起了个艺名梨花白。

    梨花白登台唱的是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梨花白扮相俊秀，嗓音甜润，念白、唱腔、舞蹈、水袖，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深谙梅派风韵，把老街人听得如醉如痴。

    梨花白走出戏楼已是午夜，一轮弯月苍白地挂在丽京门的檐角，青石板路泛着幽幽的冷光。一辆车轻轻地来到她的面前，拉车的是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

    老街人歇息的早，天黑收店，吃饭睡觉。半夜里是不会有啥生意的，尤其是个拉车的。

    “这么晚了，还没有收工？”

    小伙子憨憨地笑笑：“我是在等你，天黑，路上怕不安全。”

    梨花白好生感动。说了句：“去怡心胡同。”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轻快地颠簸起来。

    老街的戏园子在城外两里地。从丽京门到戏园子，一色的青石板路。青石板路在戏班子唱戏时才热闹一下，沿街两边卖各种小营生的摊贩忙碌着，多半是些卖小吃、水果的。在这里可以吃到纯正的不翻汤、浆面条、绿豆丸子汤。戏散人静，青石板路便又恢复了冷清。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微微颠簸，却很舒适。许是太累了，梨花白在轻微的颠簸中闭上眼睛睡了。拉车的小伙子放慢了脚步，双手攥紧车把，让车子走得更平稳些。怡心胡同到了，小伙子不忍心叫醒梨花白，车子拐过头又跑了回去。梨花白醒来，看见小伙子气喘吁吁，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

    梨花白连忙表示歉意，小伙子乐呵呵地说：“没事，我爱听你唱戏。只要你有戏，多晚我都等你。我姓程，你叫我程子就中。”

    程子真的每次都等着拉梨花白，并且说啥都不收钱。梨花白说急了，程子就呵呵笑，说：“那中，啥时候你给我唱出戏就中了，我爱听《贵妃醉酒》。”

    一个雨夜，程子送梨花白回家，发现胡同门口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程子也就没走，躲在一个屋檐下。

    梨花白住的二层木楼上果然传出了动静。程子飞一般蹿过去，跑上二楼，推开了门。几个汉子满嘴酒气，梨花白单薄的身子缩在床角发抖。

    几个痞子对程子来搅和他们的好事极其恼怒，三五下就把程子打翻在地。程子满脸是血，依然倔强地站起来。

    痞子头儿说：“看来你真是想逞能了。那我成全你，今天我要不了女的就要你。你是干啥的？”

    “拉车的。”

    “靠腿脚吃饭啊。那好吧，今天我废了你的腿，就放过这个小妞。”

    “咋都中，你们别欺负女娃。不然，就是打死我，我也拽个垫背的。”

    痞子掏出了刮刀，程子的一双脚筋被他们生生挑断。

    虽然那几个痞子后来被法办了，但是，程子只能坐轮椅了。

    程子学了剪裁手艺，在丽京门下开了“贵妃醉裁缝店”。每天接送梨花白的是她师兄洛半城。老街人都说梨花白和她师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就是等不到他们结合的消息。

    动乱的年月，剧团由造反派接管，梨花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黑苗子遭受批斗，发配到街道去扫大街。

    程子转着轮椅，找到“靠边站”的洛半城，说：“我听着剧团里演李铁梅的那主嗓子不中，不洪亮。英雄李铁梅声音不洪亮咋能鼓舞咱老街人们。你和剧团头头说说，可以让梨花白伴唱，这也是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嘛。”

    剧团头头觉得革命群众说得有理，就把梨花白抽回团里，在幕后为演李铁梅的演员伴唱。老街人知道后，都去听梨花白唱戏，听戏的人多了，剧团头头挺高兴。

    中秋时节，梨花白发烧，嗓子不佳，她和剧团头头请假。头头瞪着三角眼不允许——中秋节快到了，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死了都要唱。

    结果梨花白在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时，倒了嗓子。剧团头头说梨花白故意破坏，还是想着那些才子佳人。在戏园子的土台子上，不但批斗打骂梨花白，还要她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一百遍。

    梨花白直唱得气若游丝，昏死过去。从医院出来，梨花白彻底失音，别说唱戏，说话都如蚊子嗡嗡。洛半城气愤难平，把剧团头头狠狠揍了一通，从此不再唱戏。

    一个艺人，不能唱戏，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梨花白来到了洛河边。圆月朗朗，秋水依依。梨花白的脚刚刚踏进河水，却听到洛河桥上传来《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竟然是程子。梨花白哭倒在程子怀中。

    动乱过后，梨花白又回到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她退休后常常推着程子去广场听大家聚会唱戏，两人真的是发如梨花。

    又是一个中秋夜。老街戏园子那座土台子上，梨花白和洛半城着装重彩，冰冷的月光下，演着《贵妃醉酒》。

    台下没有观众，静静的场子里，只有一部空空的轮椅。

（选自《市井人物·出门是江湖》）

卖书

宗璞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时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虽不小，但大部分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但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时，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便混入众书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我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可以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我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我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我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1807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都从马上得天下，也知道以后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搬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了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趁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嘛！”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之作，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选自《读者》2020年第9期，原载《散文》1989年第1期）

一天的等待

[美]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既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治疗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尾，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赛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