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还有的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

    什么是公德与私德？关于公德，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私德，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公德和私德作为道德行为，我们往往注意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精神状态，即他是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与信念。但是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

    大约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在国人的伦理行为和生活中，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在血缘亲情生活圈子当中，非常注重自己如何做人，注重自己成为人际关系很好的人。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当中，都很精心。但这种对自己亲人的孝顺、甚至是舍身的道德品质，一旦脱离血亲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天地，也就是他人的环境中，它往往会产生不易察觉的另一方面：对他人的冷漠和自保。今天与陌生人交往的国人，当发生和自己没关系的事件时，往往表现出冷漠、旁观的倾向。另一方面，像挤车、抢位子时，则是以为不挤、不抢会吃亏，表现出自保的心理。实际是缺乏公共道德，也就是梁漱溟所指出的缺乏公共交往生活习惯。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伦理，就是以血亲为辐射中心放大扩展开来的亲族关系伦理。

    血亲伦理，因人而异，是“对人不对事”的具体权变伦理，而不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性伦理。归结起来，就是私人关系的道德优先于社会公德。中国的传统伦理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关系学、私人关系学混为一体。而超出私人关系的公共关系，一方面作为私人关系的延伸放大，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涵摄，也要把它放在其次的地位。

    关于公德有必要强调三点：现代公德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无私。公德的前提是现代个体人格。他有他的自由的信仰，自主的选择。因而不是从集体方面对个人单方面的规定，而是个人自由的选择，因而这样一个主体和自觉选择的道德，实际上不是传统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中意指的公德。一个现代个人，他遵守公德，体现了一种情操，一种职业的操守，体现了一个人的自律，恰恰体现了个体的人格的尊严。他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表现出高尚的职业的操守。这里的公德是以单数第一人称做出选择的。因此这也成为现代私德的起源，是以现代人格的自我意识即民主、自由、自主为内涵的。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国人说的公德往往是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绿灯、上车要买票等等。这些消极的具有底线意义的公德，当然属于公德的一种。但是公德的本意，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关怀，是一种公共精神，是超出个人的界限，关怀超出个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领域的事情。这是公德最初的意义。这个意义集中的体现是政治。如果把公德仅仅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文明礼貌之类的个人修养，实际是贬低了公德的意义。公德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现代文明的体制。比如说对于腐败，对于社会的进步，包括对于国家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你是否有足够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被迫的、不是别人给你灌输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做出决定的。有这种公共精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德。

    公德与私德在现代条件下还有一个特点，它们之间是分化的：在公共领域建立一种规则、制度，然后你要遵守，但是要保持公民权。相应地也要求在社会生活空间中给私人留有私人领域。一个人，在私人的领域，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都是受到保护的，同时社会生活有真正民主和法制的公共空间。

（尤西林：《漫谈社会转型中的公德与私德》，有删改）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辉煌与寂寥：墨家学派衰落成因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墨子，兼爱》〉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 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肢、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删减）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它可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并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体系。乐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初朝廷明确把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风靡。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军阵，也出现在汉画像砖作品中，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板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战略。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更加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陆贾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椎结①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 ， 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越则杀王已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问：“我孰与皇帝贤？”陆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尝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之间，譬若汉一郡，何可乃比于汉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陆生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为太中大夫。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

（节选自《史记•南越列传》）

【注释】①椎结：同“椎髻”，发髻梳成一撮，形状如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