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於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於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果。导弹、卫星、嫦娥、北平。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在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舞台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勛科学家孙家栋收获如此评价。

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相连。求学时，他被选派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1958年，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1967年又被钱学森点将，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从此与中国卫星结下不解之鰾。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系列原总设计师戚发对这位老朋友敬佩不已：“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

成发轫的总结令人信服。在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时，为了确保核心任务顺利完成，孙家栋紧紫抓住“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这四个要求，凡与此无关的技术试验，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国得以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的这一“特点”感受颇深。“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去完成“绕’的目标。孙先生常说，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建设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有两条路摆在了大家面前：一是一步建成全球乃至世界主流，但不符合中国实：二是分步优先建成区域系统，但世界尚未有先例。

中国的导航系统如何建设?孙家栋独具慧眼，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该验、后区域、再全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呢?”谈及当时的决策，孙家栋解释说，“首先，卫星的数量可以少，我们集中精力为我们国家本土加上周边来服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最需要的事情。步子相对迈得小一点，可以摸索更好的经验来推动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北斗系统优先建设区域组网成功提供优质服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目前，日本、印度也纷纷采取此种建设方式，中国北斗系统的建设为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样脚路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地“务实”，在同事和下属的眼中，是搞科学该有的精神。“科研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能求全求大，不能好高骛远。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总能运筹惟，统领全局，是个睿智的老头。”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北斗“女种”徐颖如是说。

2009年，孙家栋寿辰时，钱学森给他寄来了贺信，80岁的孙家栋成了钱老口里的年轻人：“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表心的祝贺!”

（摘编自宋雅娟《孙家栋：航天赤子心》）

（相关链接）

①1974年底，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孙家栋表示，这次发射失败对自己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火的原因。但是最后把这原因查出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的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

（摘编自《新京报》2010年1月12日）

②“两弹一星”功勤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国家勋章”……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70年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9月23日）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 ，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邪?”蕃乃谢焉。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甚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贪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诘。滂睹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里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滂后事释，遂还乡里。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弭，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滂从父归黄泉，得其所矣。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选自《后汉书》，有删改）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树”倒是常见的，例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里又说：“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