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修，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遇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听茶

叶梅

    ①茶是有声音的。这是我到了福建安溪之后才突然领悟到的。

    ②秋分过了，转眼己是寒露，北方的雾霾不期而至，天灰蒙蒙的。老天爷沉着脸的样子，实在让人无奈。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应到了安溪，扑面而来的青山绿水顿时让人眼前一亮。

    ③山的名字为戴云，有着古来的诗意，试想那云字用繁体书写，会更为美妙。山的模样，千姿百态，从来不会让人觉得疲倦，吸引你走近，与之细语，交付心事。转身时，便会有了种种牵挂，忍不住一次次回首相望，却也不能停步，人生只能朝前。还好低下头来有一缕茶香飘然跟随，那便是与这山相伴的古茶，有着贴心的茶名，叫铁观音。

    ④从小喝惯了茶，各种茶的味道都略微知道一些，但这沁香扑鼻的铁观音，咽下去熨帖可心，似乎能使人感觉出一种格外的温暖。中国茶业，最初兴起巴蜀。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叶或茶叶文化的摇篮。要说巴蜀之地，古来当属巴国，那一带大山峻峭起伏，人们喜好种茶，随口唱出的茶歌数不清。“正月采茶是新年，手拿金簪点茶园，一点茶园十二卯，采茶姑娘笑开颜……”有首《顺茶歌》从正月唱到了十二月。

    ⑤但其实，是安溪人一贯的开放和笃定引来了这些异乡的歌声。安溪早年素以农业为主，境内山多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后来，于明末清初创制出的乌龙茶，传至闽北，后又传入台湾，渐渐名扬天下。多山的安溪才一年年繁荣起来，得到“小泉州”的美称。而今这座建筑于唐宋时期的古城可谓茶都，天下名茶汇集，人与茶不离不弃。行走之间，可感觉到空气里的茶香弥漫，馥郁芬芳，又奇妙的掺合着稻谷花生的蕉香，成熟醇厚，正如这秋日的山野，让人纵然是不喝也醉了。

    ⑥再上得山去，便可看出安溪人对茶的娇宠，一垄、一排排的茶园，修剪得如时尚人儿的美发，可见人们用尽了心思和功夫。在安溪的山上，也有那高大的古茶树，好些已过千年，总在云雾山上静观人间，看似淡定却经历无数风雨，天性娇弱但执拗不衰，时光流逝愈加高贵不凡；也有那后起之秀，满树嫩枝叶儿，青翠欲滴，若是伸手去，片刻就染了指。难怪采茶女扬起的手总是绿的天真，仿佛也成了摇动的茶枝

    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唱不完的茶歌。“十月采茶下长江，卖茶挑起花萝筐，一担茶叶一担歌，挑起百货转回乡。”

    ⑧从山上回到茶庄，迫不及待地将嫩叶倒在桌面大的竹筛上。茶师傅摇晃竹筛，通过旋转使叶片碰撞，激活芽叶酶的分解，使茶叶产生一种独特的香气。这个过程叫摇青。接下来是杀青，以高温将茶的青味炒退，大力搓揉至不再出水为止，时辰把握一点都不能耽误。茶工们为此常常连夜守候，小心翻弄，直到天明。

    ⑨香茶好喝树难栽，更难侍弄，但得如何和谐，才能交付一缕馨香呢？人问茶，茶有声。那话语只有真正爱茶的人才懂得。我想起家乡一位能够做出绝品“玉露”茶的聋哑师傅，他听不见人语，却能听懂茶音，将珍惜与抚爱渐次融入茶意，茶晓得他的亲昵，因此成为绝品。

⑩人与茶的对话，从种茶开始，培茶、采茶、制茶，经历了无数回合，一直到最后，那饱满成颗粒的茶叶，色泽珍绿，状似蜻蜓头、螺旋体、青蛙腿。再用细细的文火焙炼，如凤凰涅槃，就是人们期待的铁观音了，面世之前的梳妆是免不了的，去掉杂芜，留下精粹，是人与茶共同的愿望。

    ⑪这时亲取一撮放入茶壶，便清晰可闻当当之声，这是它在真正的绽放之前，小小的序曲。其声清脆为上，声哑者为次，俗称“音韵”，只有理会的人，才能听出那茶韵的山高水长，余音缭绕。高明的茶师则不仅可以听出茶的优劣，还能听那茶出自何地，树龄几何，甚至为哪位大师所制。

    ⑫茶经道：“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说的是苍天养育万物，都有奥妙，人类所知道的不过只是一点浮浅的皮毛而已。一片小小的茶叶尚且如此奇妙，那天地之间该有多少奥秘不为人知？人类对大自然的探求从来没有停歇，但敬畏之心断然不可无，只有谦恭地聆听他们发出的声音，读懂他们的表情，才能求得彼此的和谐。

    ⑬这也是茶传出的声音

（选自《人民文学》2017年3月，有删改）

丰子恺故居—一钩新月天如水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他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缘缘堂则是他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

    在与他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我是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阁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功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 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  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 “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征用狗皮的命令下达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

霞光灿烂的早晨

陈忠实

    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饲养员恒老八准定在五点钟醒来。屋里静极了，耳边没有了骡马踢踏的骚动声音，也没有牛倒嚼时磨牙的声音。

    恒老八坐起来的时候，猛乍想起，昨日后晌，队里已经把牲畜包养到户了。他昨晚睡在这里，是队长派他看守一时来不及挪走的农具草料。

    窗外很黑，隐隐传来一声鸡啼。他又钻进被窝，却怎么也不能再次入睡……

    编上了号码的纸块儿，盖着队长的私人印章，揉成一团，掺杂在许多空白纸块揉成的纸团当中，一同放到碗里，摇啊搅啊。队长端着碗，走到每一个农户的户主面前，由他们随意拣出一只来……队里给牲畜核了价，价钱比牲畜交易市场的行情低得多了，而且是三年还清。这样的美事，谁不想抓到手一匹马或一头牛哩！八老汉早在心里祈愿，要是能抓到那头母牛就好了。可惜，这牛到了杨三家里，明年准定生出一头小牛犊，人家的小院里，该是怎样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派……他嫉妒起杨三来了。

    杨恒老汉为公社整整喂了十九年牲畜了。十九年来，他睡在塬坡上的这间饲养棚里。无数个日日夜夜，牛马嚼草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和谐悦耳。牛马的粪便和草料混合的气味，灌进鼻孔，渗透进衣裤的布眼儿……可惜！没有抓到一头！这样的生活今天完结啰！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在自个的责任田里劳作了。

    木格窗户透出一缕缕微微的亮光。山野里传来一声声沉重的吭哧声，伴和着车轮的吱吱响。一听见别人干活，恒老八躺不住了。他拉开门栓，一股初冬的寒风迎面扑来，让他打个寒颤。从村庄通到塬坡上来的小路上，有人躬着腰，推着独轮小车，前头有婆娘肩头挂着绳拽着。那是杨云山嘛！狗东西，杨庄第一号懒民，混工分专家，刚一包产到户，天不明就推粪上坡了。勤人倒不显眼，懒民比一般庄稼人还积极了。他想笑骂那小子几句，想想又没有开口。既然懒民都赶紧给责任田施冬肥，恒老八这样的正经庄稼人还停得住么？回，赶紧回去。

    恒老八下了坡，刚到村口，老伴迎面走来：“人家都给麦地上粪哩，你倒好，睡到这时光！”

    “八叔——”玉琴跑着喊着，挡在当面，“我那头黄牛，不吃草咧，你去给看看——”

    不等老八开口，八婶转过身来：“各家种各家的地，过各家的日月了。他给你家去看牛病，谁给他记工分？”

    “你这人——”老八瞪起眼，盯着老伴。这样的话，居然能说得出口来，还说她贤明哩！

    “嗨呀！我说笑话嘛！”八婶勉强笑笑，算是圆了场，转身走了。

    牛只是夜里受了凉，没什么大碍。八老汉给牛扎了针，又叮嘱了几句。婆媳二人要留他吃饭，挽留不住，说着感恩戴德的话，送到门口。他在饲养室里多少次治好牛马的小伤小病，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如今却受到这样的款待，真是叫八老汉感慨系之。

    老远就看见公社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还笑着说着什么。郑书记一大早到村里来，有啥事呢？

    “老杨，听说你舍不得那些牛马，还落了泪？”郑书记哈哈笑着，“是吗？”

    老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信哩！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有感情哩！”郑书记蹲下来，掏出烟袋。“分了牲畜后，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问题很普遍。我今日来，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讲讲牛马经。”

    “我说不了话……”老八着实慌了。

    “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郑书记说，“我还得找队长，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到公社来，我在广播站等你。讲一小时两块，按教授级付款！”

    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雾气已经散尽，冬日的阳光，温暖灿烂，街道里的柴禾堆，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红的或蓝的房瓦，光秃秃的树枝，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

    “跟你商量一件事。”恒老八对着扑出灶堂的火焰点着旱烟，给老伴说，“咱得买牛。庄稼人不养牛，抓摸啥呢？一年务育一头牛犊，两年就翻身了。现时处处包产到户，牛价月月涨。我没旁的本事，喂牛嘛，嗨嗨……”

    老伴端出一碗荷包蛋，放到老八面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嗔声媚气地说：

    “吃吧！吃得精神大了，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

    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