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

女真

    李大壮心疼。广州开往沈阳的火车票，两张票多花了二百。二百块钱哪！冯秋萍知道了，更得心疼！在老家，冯秋萍抠门儿是有名的。吃不舍得，穿不舍得。养了一水塘的鸭子，鸭蛋腌咸了，端午那天，一家三口一人一只，剩下的卖给来水塘钓鱼的。他们家的鸭子在水塘里放养，不喂饲料，吃过的都说好。冯秋萍还不舍得穿。五年前的一套红秋衣，已经洗得没底色了，除了夏天，一直套在身上。

    ①车厢里挤满了回东北过年的老乡。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从广州出发时，过道上就有站着的了。李大壮和李强，有座位。李大壮靠窗，李强挨着过道，父子俩肩挨肩，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两年前，年根儿底下，母子俩南下和他会合。李强在鞋厂学徒，冯秋萍给食堂摘菜洗碗。一家三口，年在哪儿都是过，省了路费，还有春节加班的额外补贴，挺好的事儿。没想到，这个元旦刚过，冯秋萍突然肚子疼。肚子疼她向来不当回事儿。肚子疼对女人来说还算病吗？她不肯吃药。忍不住了，买了两盒止疼片。两盒药吃完，还是疼，疼大发了，冒冷汗珠子，发烧，这才舍得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冯秋萍说：“我想回家过年。”

    就为她这句话，李大壮安排了这次行程。

    火车有节奏的晃动让他昏昏欲睡。儿子李强不肯说话。李大壮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还生气呢。那也没办法。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生气，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早带媳妇去医院。问题是：生气有用吗？！

    车过山海关。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透明的空气，那是白天应有的景象。现在，外面一片黑暗，他却精神起来，再也睡不着。瞟了一眼儿子。李强睡得正香。毕竟是孩子啊！一家三口，其实最适应广东气候的，就是儿子。他从来没说过想家的话。过完年李强肯定要回南方。李大壮没想好自己回不回去。临走时，他跟老板说的是活话儿。他还有退路。问题是，他还能回去吗？那个城市，让他心疼！

    火车终于在北站停下时，李大壮的腿，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左手拎着包裹，右手提着旅行袋。儿子扛着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家三口的四季衣裳，还有冯秋萍嘱咐他给老人买的过年东西。

    ②冬天的早晨，冷，心脏好像被冻小了，往胸腔里缩着，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化成白霜，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这样的冷，曾经让他想念，现在，却让他伸出的手很快僵硬起来。

    通往靠山屯的长途汽车上，李强仍旧不跟他说话。他的心咚咚跳着，像一个没经历过世面的年轻人。在北站，他给村里打了电话，庆魁说去汽车站接他们。挂甲屯、毛屯、姚千户、杨千户，然后就是靠山屯了。他们在靠山屯下了车，候车亭前，聚着好几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来接他们的！庆魁冲在最前面，问他：“我二嫂呢？”

    李大壮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上车，第一次有人问他话！家乡话！

    李大壮举起手里的包袱。包袱里是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五百块钱买的。一路上，他没敢打开看，怕惊着周围的乘客。

    “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在沉默而哀戚的目光中，李大壮看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是啊，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广州医院的大夫也这样责问他。止疼片吃完了，还疼，疼得冒冷汗，发烧，说胡话，哭爹喊娘，这才张罗去医院。李大壮的媳妇冯秋萍，这辈子就住过一次医院。大夫说，太迟了，肠穿孔。怎么不早点送来？！

    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乡亲，他忽然明白了，儿子跟他生气是对的。媳妇这辈子活得太屈，吃没吃上、穿没穿上。最后一次，他得让女人活得值，他得大办，请吹鼓手来，请扎纸活儿的来，把村长请来主事。因为村长收回养鱼塘，李大壮跟他翻脸，一气之下去了南方。现在，人家到车站来接你了，你还计较那些事儿吗？看在女人的面子上吧。

    过小年的头一天，靠山屯鼓乐震天。

    李大壮一家，从南方回来过年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秋日，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

张秀超

    早上起得晚了，简单收拾一下，出城回老家。

    老家在康熙、乾隆皇帝当年打猎的塞外皇家狩猎场的大山下，那山太高，当地人叫它坝，老家在紧贴着坝的地方，人们称坝根子，村名叫桦木沟。

    这个地方林茂草丰，四季都有好风光。尤其是深秋时节，浓霜染过的林海，好看得不得了——松树是绿的，老蔡树是紫的，杏树是红的，山梨树是金黄的……层林尽染，任你什么样的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那样唯美曼妙的壮美，海内外的摄影家这个时节总是蜂拥而来，到这里捕捉美的画面。

    每年这个季节，我总要回老家待上几天。

    到家，放下行囊，带上相机，赶忙上山。

    10月的塞外深山里，播种过莜麦、荞麦、土豆的土地，大多都已收获了，只有一些棒子地还没有收割。那小树一样的棒子棵，有的挂着白了皮的黄棒子，有的棒子掰了，只有秧子长在地里。过了一条叫白水的小河，我贴着一块棒子地边的茅草小路往山上走。

    “你站一下。”

    顺着声音，我看见一个身影，拨拉着棒子秧，从地里走了出来。

    这是个瘦高的身影，黑裤、黑袄，驼背，面色黑红，皱纹如犁过的土地一样细密松软。是村里的二爷，80多岁了，是村里最老的人了。

    他在我们村里，是少有的看到过解放前光景的老人。他小时候给大户人家放过猪，后来赶大车，还做过多年的队长，当车把式那年月，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他赶着四套马车，去海边拉咸盐，好多年，一村子人吃的盐都是他拉回来的。他是村里走过远路、见过大世面的人。

    这时，他出了地，坐在地边的一块青石头上，指着对面的一块白石头，让我也坐下。他掏出个白布烟口袋，装了一袋烟，他的烟口袋和烟袋杆子是拴在一起的。当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的时候，那烟口袋就如一个耍单杠的远动员，在烟袋杆子上跳荡。一口蓝烟，飘在他苍白的头顶了，他说话了：

    “咱国家有个写字的，得了那个啥奖了，是偌背耳？”

    “是诺贝尔奖。”

    “那人是山东的？”

    “对，是山东高密的。”

    “是咱老家那儿的。你知道不，咱们这一村人，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那时候这儿开围垦荒，这地都是那时候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

    “那人，你熟不？”

    “不熟，只是读过他的书。”

    “他写高粱，咱这里可没有高粱，尽种莜麦、荞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从老辈子就种荞麦。”

    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他写高粱酒，还写那些老人们的事儿，都是听人说的吧？”

    我有些吃惊：“这你也知道？”我晓得他是不识字的。

    “从电视上看的。”他说。

    “他写的，那不就是老人讲的故事吗？”二爷吐了一口烟问我。

    “不是故事，那是小说。”我告诉他。

    “那这些年，你也写这个？”二爷的眼睛看着我问。

    “对，写小说。有时候也写别的。”

    “他写高粱，你知道咱这里过去是啥吗？那比高粱还有气势！”

    “你知道不 ， 300多年前，这里是原始大森林，一棵松树，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身边的这条河，现在细得像一眼泉水了，那个时候，坐皮筏子打细鳞鱼。后来树就砍光了，四面八方的人，就在这开荒种地。那也有好景致，你知道吗 ， 这里漫山遍岭是荞麦，荞麦你看过吗 ， 那白花一开，一二十里，就像大海上翻卷的波浪……”他的手朝眼前的山梁，画了个很大的弧形。

    “这里打过仗，也来过土匪，这黑土里，埋着一代代的人，哪个人都有故事。埋了就带进土里了。等知道他们事儿的人也死了，那些个事儿可就都死了。”

    “那个人，他现在还在山东？”

    “不，他在北京。”

    “那我看电视说，他老家还有房院，他指定是常在老家待着。我看你回来，把你家那老房院收拾收拾，回来住住，比在城里强。”

    “你不是想听过去的故事吗？我给你说说，多了去了！晚上，到你家去吧。”说罢，老人拿起镰刀，又进棒子地了。

    我的心，似风吹动着一树的叶子，哗哗地舞动着。

    二爷一直看不起写字的。

    而在今年的这个深秋，在中国，有个叫莫言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想到，这个消息竟然在遥远的塞外，在一个叫桦木沟的深山里，让一个80岁的收棒子的老头，我的二爷，对文学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对从事这个行当的我，也有了一份迟到的看重。

    这个事情，在我的心头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一位作家，荣获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奖，从而让一个老人看到了文字与土地、生灵的关系。我想，这就是这个奖对作家、对文学的意义吧。

    这个秋日，在天高云淡中，观如画的山景，闻鸟鸣幽谷，听溪水潺潺，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欢畅，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山涧溪水的歌吟是这样的清脆悦耳……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 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王剑冰

一

    有哪一个县名，是和一个剧种连在一起的？只有弋阳。弋阳腔因弋阳立身，弋阳亦因弋阳腔扬名。“弋阳”二字本身就很有意味，那么，弋阳腔呢？

    终于听到了，那是在一场雨中。很大的雨，似乎要先沐浴才能听曲。满街筒子都是雨水，哗哗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场地，场地里已有不少人等在那里。他们从弋阳的各个方位赶来，湿了鞋子，湿了衣衫，一个个却眼睛明亮，心志高昂，等着锣鼓开篇。戏是《珍珠记》，书生高文举与王金贞悲欢离合的故事。据说是百年老戏，2017年才由弋阳腔剧团复排出来。

    雨的声音不时从门外传来，场内的观众却全然进入了戏中。八场戏环环相连，紧紧相扣，人们有时叫好，有时鼓掌，有时私下里帮腔，直到遭强权拆分的夫妻在包拯的主持下于公堂团圆，才舒心地出了一口气。演出结束了，还有不少人站着迟迟不走。

二

    我来弋阳腔剧团的时候，部分人员正在排戏，排的是新挖掘出来的传统剧目《芦花絮》，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忠孝内容。

    我就和舞台总监杨典荣聊了起来。老杨75了，说话有些漏风，但吐音有力，精神矍铄。喜欢了大半辈子弋阳腔，人老了，还在团里操心。老杨说，弋阳腔是元末明初的时候，浙江的南戏经信江传入弋阳一带，结合当地乡语和民歌滋生出的一个全新地方腔调，后来，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被称为“四大声腔”。弋阳腔是高腔鼻祖，京剧、湘剧、川剧、秦腔等四十多个剧种无不受到弋阳腔的影响。清康乾时代，内廷都以弋阳腔和昆曲为主要演出曲目，乾隆五十大寿，点的就是弋阳腔。

    排练休息时，我见到了《珍珠记》中扮演王金贞的徐小芳，这位1987年生的鄱阳人，读初二的时候上饶艺校去招生，就进了艺校。四年后毕业，考到了新建的弋阳腔剧团。“这个团是新团，年轻人多，同学多，风气正，最重要的还是觉得弋阳腔有前途。”她说。她在这里认识了爱人操正。操正在《珍珠记》中扮花脸，扮相让人印象深刻。小芳说，团里的人现在说起来还年轻，可也都三十左右了，再有十年就四十上下，很快的。我想起演老仆的演员，她说她叫黄青南，才32呢。哦，演得真好，把一个善良的老奴演活了。

    弋阳古戏台数量的众多，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一个个抱得十分紧密的村庄，竟然收藏着典雅精致的秘密，守护着村子长久的信仰。戏台多数是清代的，也有的从明代坚持到现在。这些老戏台，就像固执地开放在乡野的花树，不仅安抚了生活，也闪亮了历史。

    变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不变的理想，那些同外婆的故事一样老的唱曲，还顽固地统治着农村的喜好。戏台与戏曲也是一种未尽的情缘，当锣鼓声从内里响起，一切都成了上天赐予的浪漫。有些戏台的墙上还留着当年演出的剧目，不仅有《三国传》《水浒传》《岳飞传》《封神传》，还有《金貂记》《卖水记》《花蝴蝶》《借亲配》。看着那些戏台，你会觉得弋阳腔的调子已经渗入各个细部，在许多个夜晚翩衣舞袖，牵扯迷离的月光。是的，那一个个戏台，总为一袭长衫虚席以待，敞亮的空间，也最适合装下青春的梦想。

三

    信江舒展地流着，这是一条母亲河，无私地养育了弋阳。

    远远地就看见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戏楼，风风雨雨多少年，依然光彩屹立。村里的孩子几乎都集中到了这里，在戏台上疯耍疯闹，说词唱曲。

    你会见到这种情景，饭盆汤碗在那里放着，戏装粉彩在那里摆着。弋阳腔一开唱，男女老少个个仰着脸笑着、呆着或恨着。听戏本身，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风吹起来，场边的树枝在摇动，一颗果实掉落了，砸到地上有一种深刻的响，又一颗果实掉落了。竟然没有谁在意，他们在意着戏里的事，每个人都要从戏里去窥一窥自我。有的泪水挂在脸上，不擦也不抹，就那么随着戏，感同身受地将自己敞开在这个世界里。婆媳关系不好的，或许会在这一刻各自有了触动，夫妻关系有裂痕的，或许会从剧情里看到各自的毛病。失去的还会回来吗？错位的还会复原吗？

    戏真好啊。那一场场戏，就这么看了下去，一直看到鬓霜须白，看到地老天荒。

    明白了，弋阳腔就是弋阳永久的代言，是弋阳百姓永久的感念。此后再提到弋阳，就会想起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28号，有删改）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

闸门

走下山顶不远，周仆突然停住脚步。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呵！这就是刚才烈士们带着满身的火焰同敌人进行壮烈搏斗的地方！在浅淡的暮色里，周仆看到烈士身上的棉衣，有一些余烬还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他们有人掐着敌人的脖子把敌人撩倒在地上；有人同敌人死死地抱着烧死在一起；有人紧紧地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有人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附近还有几个六○炮的弹坑，弹坑边躺着烈士，成堆的美国人倒在烈士的周围……

周仆再往下一望，从山腰到山脚，美国人遗弃的尸体，乱糟糟地盖住了整整一面山坡。尤其在那个山洼，那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的长大而笨拙的尸体，密集得一个压着一个，一堆连着一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姿势，横七竖八地躺在积了很深的血水里。其中许多尸体，头冲北，脚朝南，看得出他们是遭到突然的反击惊慌后退中被击毙的。郭祥的“闸门”，就是这样把那些远渡重洋的恶狼一批一批地砸死在这里，碰死在这里。看见这种情形，周仆真想大喊一声：杀人犯们！那些以侵略别人的国家、破坏别人的幸福为职业的杀人犯们，那些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无比残忍而在战士面前胆小如鼠的卑劣的野兽们，你们认真地瞧瞧吧，这才是你们迟迟早早必然会得到的下场！周仆站在山坡上，热血上涌，思绪翻腾。眼前仿佛又飞出火人的巨大身影，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他们震天动地的呐喊。这些火人们，这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们，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什么样的战士呵！他们是下凡的天神吗？不，他们不是天神，他们就是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战士，是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然而，他们却的的确确像无畏的天神，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劳苦大众复仇的天神。世界上有任何一种反动力量，可以打败这样的部队吗？没有，过去没有，今后就更不会有，而是相反，它们终究要被这样的战士所打败！周仆沉吟间，只听有人“哎”了一声。

他转眼寻视，只见一个抢运烈士遗体的战士，抱着烈士的头坐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的样子。他赶过去一看，是刘大顺，他低着头，眼泪像小泉水似地涌流下来。

“你，你怎么啦？”周仆忙问。

调皮骡子和其他战士也赶过来问：“你怎么啦，刘大顺？”

①“断了……”他指了指烈士的手指，难受地说。

周仆一看，那位烈士紧紧地抱着敌人，嘴里街着敌人半块耳朵。由于双手抱得过紧，分都分不开，以至烈士的手指被掰断了。

周仆的心，不禁引起一阵酸辣辣的疼痛。在场的人，也都十分难过。停了一会儿，周仆才说：“别难过啦，同志们。我们应该很好地向烈士学习。你看他们对敌人多么仇恨。对敌人不仇恨，或是恨得不够，就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话是对大伙说的，可是刘大顺却觉得，政委仿佛是针对自己讲的。

“政委……”他并没有抬起头，“我，我想找你谈一次话。”

周仆亲切地说：“我也早就想找你谈谈，可惜没有抓紧时间。……昨天在诉苦会上，我见你昏倒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很难过的。”

“我，我……政委，”他被政委的话所激动，流下了眼泪，话也说不成句了，“我越想越不该犯那样的错误（对敌人动了仁慈之心）；看看同志们，我觉得我够不上一个红三连的战士…”

周仆上前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大顺同志，我们决不会根据一时的表现，来断定一个同志的。……大家还是快把烈士的遗体运到后边去吧，免得呆会儿炮火再伤着他们。”刘大顺恋恋不舍地撒开手，②望望政委，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与感激的神情。周仆亲自用手理了理烈士的遗体，由刘大顺他们抬往后面去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北面的战斗越发激烈起来。炮火的闪光，有如打闪一般，照得山谷一明一暗。红色的电光弹在夜空里纵横交叉，来往飞驰。③不一时，敌人的照明弹也打起来了，越打越多，照得山谷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夜航机也轰隆轰隆地出现在阵地的上空。周仆回到山顶的时候，二连已经按照命令前来接防。三连的代理连长乔大夯，班长陈三和代理班长调皮骡子围着政委，要求把他们继续留在阵地上。

“让我们打到底吧，俺们红三连能坚决守住阵地！”乔大夯说。

周仆摆摆手说：“你们已经很辛苦了，下去休息一下再说。”

“战斗还没结束呀，政委，我们怎么能下去哪？”陈三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倒没什么，这是战士们的意见哪！”

“我们人少，顶一个排还不行吗？”调皮骡子也接上说。

“不行，这是命令！”周仆决断地说。

“俺们红三连……”乔大夯又要说他的红三连了。

小迷糊打断他的话，附在他耳朵上使劲地喊：“政委说罗，这是命令！”

大家看政委脸色严峻，才不言语了。④乔大夯慢腾腾地卸下刺刀，插在皮鞘里；又从地上拣起他们连长那把带血的铁锹，扛在肩上；迅速地整理了部队，带着22名战士，走下凸凹不平的阵地。

“真不愧是井冈山下来的连队！”周仆自言自语地说，在炮火的闪光里，望着他们坚强的背影。

（节选自魏巍《东方》，有删改）

注：周仆是志愿军某团政委，郭祥是该团三连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