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迟子建

    ①上世纪70年代，山村的孩子大约没有没看过露天电影的。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可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有三处，一个是种子站，它就在我们小镇的西头，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是部队，一个是十三连，一个是十七连。

    ②在种子站的广场放露天电影，下午时候，一些老人就把座位摆好了。老人们胳膊上挎着一个或两个板凳，抽着旱烟：慢悠悠地朝种子站走去。由于他们眼神差，又大都佝偻着腰，必须要坐在前几排，所以提前把座位占好是必须的了。那些板凳高矮不一、颜色各异地排列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杂牌军。他们放好板凳，会回家做他们的活计，等到电影快开演了，他们才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走来，一副首长的派头。

    ③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都不在我们小镇，它们是驻扎在山里的部队，一个离我们稍近一些，有五六里的样子，是十七连：另一处则要远很多，在打石场那一带，距离我们起码有十五里的路途，是十三连。老人们是绝不会去这两个连队看电影的，他们的腿脚经不起折腾了。而大人们就是去的话，也是选择十七连的时候多。能够去十三连的，都是如我一般大的孩子。大家相邀在一起，沿着公路，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达连队时已是一身的汗，而电影往往已过半场，看得个囫囵半片的。回来的时候呢，山路上阴风飒飒，再赶上月色稀薄的夜晚，森林中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们就会被吓得一惊一乍的，得手拉着手行走才觉得心不慌。所以一去十三连看电影，就有小孩子回来后生病。高烧后说胡话照理是正常的，可家长们非说是走夜路时撞上了鬼，至于鬼长得什么样，想必他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说去十三连看电影，家长都不乐意，我们只有偷着去了。

    ④因为驻扎在我们小镇附近的这两个连队经常放电影，我曾经认为世界上过着最幸福生活的就是那些当兵的人。连队的战士格外欢迎孩子们来看电影，他们会把自己的板凳让给我们坐，还会用茶缸端来热水给我们喝。当然，战士们对待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的态度，比对待我们这些十一二的毛头小孩更要热情，他们喜欢围坐在大姑娘身边看电影。

    ⑤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姑娘，叫青云，青云是个大姑娘了，她喜欢去十七连看电影。凡是有关电影的消息，最早都是她发布的。因为十七连的战士跟她很熟。要放电影了，总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个子很高，腰肢纤细，头发又黑又亮，喜欢梳两条大辫子。她眼睛不大，眉毛浅浅淡淡的，肤色白里透粉，非常有韵味。她带着我们去十七连看电影时，神情中总是带着几分得意，好像回她的娘家似的理直气壮的。到了电影开演的时候，她往往看着看着就不见了。我们都以为她去小树林解手去了，可她一去就不回来，直至剧终。所以若问她电影演了些什么，她只能说出个大概。

    ⑥爱上青云家的，是小钟和小李，他们总是结伴而来。小李好像是部队的文书，不太爱说话，又黑又瘦的。小钟呢，他不胖不瘦，浓眉大眼，肤色跟青云一样白皙，在十七连当伙夫，所以有时他会偷上一些豆油带给青云家。青云一烙油饼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十七连的人又给她送豆油来了。青云那时中学毕业，在家务农，那年的秋天她去看护麦田，得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不久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小钟正回南方探家，他回来后并不知道青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一直在连队没有下山的小李也不知情。等到又要放电影的时候，小钟和小李来到青云家，听说了青云的事后，两个人都呆了，小钟还落了泪。人们依据泪水，判断青云跟小钟是一对，小李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⑦青云没了，我们得知电影消息的源头也就断了。从那后，我们很少到十七连去看电影了。不久这个连队就换防到别处去了，他们留在营地的，不过是几顶废弃的帐篷。我们采山经过那里的时候，总要看看那两棵悬挂着银幕的大树，当时树间的那方白布曾上演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树还在，故事也在继续，只是演绎着这故事的人已经风云四散、各自飘零了。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月下美人泪

肖建国

    惠州城有两大养花高手，一个叫黄金，一个叫季献民。

    称得上高手的，总得有点绝活。

    先说黄金。

    从黄金记事起，他家就是花匠。别人养花大都为了观赏，而黄金家是为了生活。他家以种花卖花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靠花。所以黄金从小就跟着家人干养花的活。八岁，黄金去上小学。刚好学校的校园在翻整，墙角要种一排花。有员工过来问，种什么花？校长沉吟一会说，种白鹤仙吧，陆游不是说过“芳兰移取偏中村，余地何妨种玉簪”吗？

    校长对古诗词有研究，这玉簪就是白鹤仙。

    黄金一听，就说不行不行。这玉簪不能种墙根，炕都会炕死。少儿雌黄，校长哪放在心上。果然种上不多久，这玉簪全都晒死了。

    校长对黄金刮目相看．黄金读到初二，辍学了。他成绩不好，整天就想着如何侍弄花草。校长说，你回去也好，花草有本心，说不定能让你黄金万两。

    校长也真说对了。十多年后，黄金成了惠州城花卉行业的大佬。他不种一般的花，只种奇花异草。比如兰花走俏时，惠州城里的花匠都去养。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京门的王胡子竟养出了猴脸小龙兰。一茎一花一雷公，粉面蒜鼻红头发。嘿，奇了。轮到黄金出手，养的是蝴蝶兰。品种虽一般，可花蕊里包含着一只展翅欲飞的白鸽！栩栩如生，绝了。

    再比如，养昙花，也叫月下美人。

    黄金能让昙花在白天开放。这个，稍有养花经验的人都会。将昙花用黑布蒙起来，不让其见光。到了晚上，则用射灯对着照，照得昙花“阴阳颠倒”。一个星期后，昙花彻底蒙了，不得不顺从人意，在白天开放。

    虽然都会，然而都没黄金的昙花开得艳，开得大，开得多。黄金的诀窍在哪里？据王胡子说，黄金爱搞嫁接，不是一类的花，也硬要把它们“嫁上”。

    黄金的昙花供不应求。为防假冒，他在每盆花上都系个标牌：黄金之花。王胡子有次在黄金家喝了点酒，对他说，你养花虽好，可比不过季献民。黄金心里咯噔一声。

    季献民是教书匠，退休后回到家里，开始养花。他只养四种花，梅花、兰花、昙花、菊花。可能因为竹子不方便“院养”，就换成了昙花。他养的花不卖，只送人。

    送人也看对象。王胡子同季献民认识多年，也只得到过一盆。

    季献民养花好在哪里呢？黄金想去看看。

    季献民家住在东江边，门前有棵木棉树，老干横枝，雄姿英发。据说每到春天，木棉花开，这树冠就成了燃烧的火焰山。

    有同行来访，季献民忙迎出屋外。黄金开口便说，听说你的花种得很好，特来向你请教。按照黄金的想法，若季献民不愿意，稍稍皱下眉头，他寒暄两句便走。毕竟有技艺的都怕外露。

    没想到季献民非常高兴，连说岂敢岂敢，今日你来得正好，晚上我有昙花盛开，正好一起品赏。

    季献民的花种在后院，有三四个屋地大小，木架上按品种分类，养的全是花。有幼苗，有成品，有的正热热烈烈地开放。花香扑鼻。

    黄金仔细嗅了嗅，这花香与他那里香得不一样。香得纯粹，甘甜。真是奇怪了。

    再看昙花，黄金更为惊讶。有很多盆都是他家的，“黄金之花”标牌还在呢。季献民说，这都是别人丢掉的，我捡回来重新修整。昙花期短，可它命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花一命，它知感恩。

    这高论，黄金第一次听说。晚上，季献民刷牙漱口、洗面洗手，清理好自身，才进入后院．后院里没有灯，星月辉映，影影绰绰。黄金莫明地感到一阵心虚。

    就这样赏花？

    对。不过，你坐着，我还要做点事，来，看着这盆昙花，今晚她将为我们绽放。季献民边说边拿出一管笛子来。黄金发现今晚要观赏的，正是从前他的昙花。

    笛声响起，婉转悠扬，伴随习习凉风，如清水般掠过黄金心田。黄金不懂旋律，更不懂诗文，但此刻，这如怨如慕的笛声让他觉得身心变空，身体在变轻盈，有一种想飘起来的感觉。

    醉了，还是晕了？黄金想不明白。他只想随着这笛声向上走，向上飘，最好能飘到云端去，再也不回来。然而，笛声戛然而止。

    昙花开了。

    在月光的映照下，悄悄然，昙花的花蕾慢慢翘起。随着笛声的缠绵，昙花如同少女一般，很害羞地将淡紫色的外色慢慢打开。一层层，一片片，有序地展现洁白芬芳的玉体。当花心褪到最后一层时，忽地，满院飘香，如雪般的大花朵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绽放了。最让人惊奇的是，每朵花片上都凝聚一滴晶莹的泪，在月光下闪着温润的光，并当着黄金的面滴落而下。有的落到了黄金的膝盖上，沁人心脾的凉！

    黄金彻底呆了。好久，他才醒悟过来。

    月偏西，黄金告辞季献民回家。转身，他发现季献民家门口贴了副很显眼的对联：

相看何须尽解语

爱花最是惜花人

    这联，进去时怎么没看到呢？黄金自言自语。

（选自《百花园》2018年第5期）

蒯金匠

杨海林

    清康熙年间。县令董其在关帝庙内建演戏楼，特书“摹古绘今”四字，命砖雕艺人季洪阴刻入砖，填以花青，嵌于照壁。

    董氏每字起笔皆作“渴笔”，显得虚灵秀峭，运笔则侧锋直行，宛如折带屈铁。通幅清隽流丽，遒劲有力，非常人所能及。

    为表对关帝虔诚，董其有将此四字贴金的想法。可能做成事儿，但费用不从财政上支出，这才是做官儿的能耐。

    董其脑筋一转。主意就来了：他腾出戏楼临街的一间作为门面，想租的人。不但要付租金，还得先把那四个字贴上金。

    安东城不乏殷实的生意人。要贴金。肯定是有人花得起的。

    主要是大家把董其的意图想复杂了——堂堂一个大老爷。恐怕不是让你多花几两银子吧？

    蒯金匠本来是个在街头支摊的主儿，现在听人这么一说，他的心痒痒了。

    他来找董其。

    老蒯，本来我想把这个事弄得好玩一点儿，你来了，那就不好玩了——那么大的几个字，要全贴上金。至少得一二两金子吧？你砸锅卖铁，能凑得齐？

    蒯金匠就自我解嘲地笑，我就一个混日月的手艺人，身上有个一两钱金，足够用了。

    那你怎么贴？

    贴字的金不都是箔吗——箔不都是金碾的吗？

    县太爷的一口热茶差点喷出来：好好好，老蒯有本事，一两钱金子，你能碾多大？

    耳屎大的一点全，老蒯拿个锤子不紧不慢地碾了一上午，呀，竞成了大匾大的三片。

    手艺了得！

    在关帝庙前讨得一个门面。生意自然是好得不得了。

    虽然打箔的手艺好。但老蒯几乎不给人打箔。一般他只接化金的生意：客人拿来一副耳环，嫌不好看，要化了，重新打一枚戒指——这个活，老蒯接。

    接到这种活。老蒯会把客人的耳环放到一块操作板上，躬身先到关帝庙烧一炷香。

    操作板是硬木的，可能是为了好玩。老蒯在中间嵌了耳屎大的一坨金。

    黄亮亮的。晃眼。

    客人就在心里“嘁”一声。这个老蒯，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一点家当。

    但这个念头客人仅仅是一闪。他就看到老蒯拿出一支喷枪。喷枪里喷出一根火线，瞬间就能将操作板上的金熔化掉。

    ——操作板是木头的。不会被烧煳？

    往往客人这样想的时候，他要的戒指已经出现在老蒯的手上了。

    老蒯在戥子上称了重，客人伸过头一瞧，跟在家里秤的一模一样。

    客人竖起大拇指：老蒯这人，做生意地道。

    实际上呢，老蒯的手法快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在化金的过程中（当然是在客人的眼皮他先是熔了客人的真金。再熔了自己嵌在操作板上的假金，又让金汁局部冷却。留下耳屎大的一坨重新凝固到案板上。

    不知不觉。便偷梁换柱了。

    安东府衙离关帝庙不远，所以县太爷的生意老蒯也做得到：县太爷喜欢金。巴结他的人自然会以金相送。

    县太爷一面和送礼的人攀谈，一面命娘子匆匆忙忙地跑了来，请老蒯化金。

    化掉以后做什么呢？

    还是做原来的东西。

    还做原来的东西？逗我呢吧？

    有时候老蒯会自己将重做成的金子送到县衙。

    “好东西呀！”县太爷把热乎乎的金器拿在手里抚摸“我的喜欢和你们不一样。我就喜欢金器刚从操作台上拿下来时的那股热乎劲。”

    一会儿，金器冷了。县太爷刚才的热乎劲也没了——他退还了金器。

    咋还有这样的怪癖？送礼的客人大惑不解。

    这样的怪癖。有意思。老蒯笑了笑。

    董其做了三年安东知县。老蒯靠金匠的手艺攒了不少钱，买了房，娶了妻，算上是小康之家了。

    即将离任的时候。董其来到了老蒯的作坊：“这几年你没少赚吧——我的东西呢？”

    老蒯弯腰先啐了一口痰，这才朝董其拱拱手：“您的东西一点不少，都攒着呢。”

    看到那一枚枚耳屎大的碎金。董其眯起眼睛拿在手里抚摸：“好东西呀，只可惜还是太少。再做几年知县就好了。”

    “大人您想要多少？”

    “至少三十两吧。安东地势低洼。而老城墙多处倾颓，春夏屡遭古淮河水患——三十两。该能修好了吧。”

    想起水漫安东时董其带人戽水的好笑场面。总是咳嗽的老蒯忍住了快到嘴边的一口痰：“放心吧，不够的部分我来出。”

    “你？”董其睁大了眼睛，“那么大的事，你老蒯掺和就不好玩了——三十两黄金，把你老蒯当个猪卖了也远远不够呀。”

    “嘁——”老蒯晃了晃手中的锤，“我会碾金。一碾，金就多了——不仅仅是面积变多，重量也会变多。”

（选自《小说月刊》）

一个老百姓

赵 新

    村里人把在国家机关正式上班的人叫作公家的人。他就是一个公家的人：市政府上班，名张亦然，男性，35岁，举止文雅，某某局办公室主任。

    过了中秋节，草木上有了一层霜雪的时候，张亦然到郊县下乡。办完公事开着车往回走，张亦然看见了大路旁边红了叶子的柿子树，红了叶子的柿子树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大柿子，那柿子就像灯笼一样，红得耀眼，红得透明，红得热烈。正是傍晚时刻，夕阳西下，山野苍茫，那一棵又一棵的柿子树就是一团团烈火，就是一簇簇落霞。

    心里一激动，张亦然就把轿车靠路边儿停了下来。张亦然是个喜欢吃柿子的人，张亦然的夫人是个非常喜欢吃柿子的女人，张亦然12岁的女儿是个特别喜欢吃柿子的孩子。他们一家三口，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都喜欢吃硬柿子、脆柿子。

    下了车，立在田埂上看了看，前边的村庄炊烟缕缕，朦朦胧胧，有饭香时隐时现地飘过。张亦然感到很有诗意，也感到很是奇怪：这么繁茂的一大片丰收的柿子树，怎么没有看护人员呢？

    张亦然笑了，抬手在树上摘了三个柿子，心里说：“够了，我们家一人一个，拿回去尝尝新鲜，意思到就行了，切不可‘人心不足蛇吞象’，摘了一个又一个。”张亦然走了几步又返了回来，又从树上摘了三个：啊，我反正是来了，反正是摘了，那就好事成双，一个人吃两个吧！

    这一次他拔腿要走时，背后响起一声怒喝：“站住！你为什么偷我的柿子？”

    张亦然浑身一颤！回头一看，一位老汉从柿子树后面转了出来。老汉中等个头，黑红面孔，身板硬朗，60岁左右。在一片落霞里，手里握着的镰刀寒光闪闪，给人冷飕飕的感觉。

    张亦然立在那里，低头说：“大叔，您好。我错了，我不该摘您的柿子。”

    老汉走到张亦然跟前：“光天化日，你那是摘吗？你重说！” 张亦然血红了一张脸：“老人家，是偷，是偷。”

    老汉不依不饶：“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无非是拿出一些钱，赔偿人家的损失罢了。张亦然很虔诚地问：“大叔，您说吧，您要多少钱我给您多少钱！”

    老汉从头到脚把他大量了一番，然后问他：“你能给多少钱？”

    张亦然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一伸手递到了老汉面前，他想早些回去。

    老汉斜斜地看了张亦然一眼，啐了一口唾沫说：“你很有钱是不是？你太小看人了，我几个柿子能值那么多钱？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张亦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把那张100的换成50的。

    老汉把张亦然的手推回去：“多，多，多！”

    张亦然又换成20的。

    老汉把脚一跺：“多，还是多！”

    张亦然真的迷惑了。他说：“大叔，我还急着赶路呢。求求您，您老人家高抬贵手！”

    老汉缓和了口气，很认真地问他：“看你也是一个公家的人，你说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吗？”

    张亦然马上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政策，还有章程，还有纪律，还有思想觉悟，还有真诚和友谊，还有人格和品质……”

    他把那六个柿子掏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老汉面前。

    老汉说：“还有规矩，还有教训，还有良心！同志，你给我5块钱算了，5块也不少啊！”

    张亦然把一张10元的钞票塞到老汉手里，说自己身上再也没有比这小的零钱了。

    老汉说：“你一位国家干部，为什么要在野地里摘人家的柿子呢？”

    张亦然很难堪，很羞臊。他眨了眨眼睛，低下头回答：“大叔，我老娘已经上了年纪，她非常喜欢吃新鲜柿子，作为她的儿子，我……”

    老汉挥了挥手：“明白了，你走吧。同志，我想搭你的车回家，到前边那个村你给我停一下，行吗？”

    张亦然拍手欢迎：“大叔，那太好了，您收拾收拾，就来上车吧。”

    想了想，张亦然又问了一句话：“老人家，您挺好，您是村干部吗？”

    老汉摇了摇头：“哪呀，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就知道耕种锄耪收获庄稼！”

    太阳已经落山了，山野一片烟霭，一片朦胧。老汉坐上张亦然的车之前，张亦然足足等了他15分钟。

    第二天张亦然上班时突然发现他的车里有个鼓鼓囊囊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红得透亮的柿子。张亦然倒出来数了数，一共18个。还倒出来一张10元的钞票。

    张亦然沉默了，心里却波涛滚滚：这柿子是给老娘吃的吗？可老娘远在乡下，有千里之遥。这柿子不给老娘吃吗？可那话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张亦然拿出那张钞票看了又看，倏忽之间，闻到了一股汗腥。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