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

何炳棣

    孔子说过，一个人的血气与他的年龄有内在关系，少年之时，血气未定，壮年之时，血气方刚，老年之时，血气既衰，其行事特点也应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血气是笼统说法，若细分起来，似应包括体质、精力、斗志在内。常人大多如孔子所说，所以老年人通常与和蔼可亲、慈祥平和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何炳棣青少年时代志存高远，由南开中学到清华大学，勇猛进取，成绩优异；壮年时代，在欧美学术界东征西讨，成就斐然，为一代名家；到了耄耋之年，宝刀不老，思考大问题，开辟新领域，鸿篇迭出，新见纷呈。所写回忆录，亦是大气磅礴，滔滔雄辩，气势如虹。岁月的风雨，似乎一点也没有消磨他的血气锐气，他永远是那么精力旺盛，一往无前。

    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生在天津。其父为前清秀才，曾习日文及法政，在宁波、天津等地担任法官，到48岁时才有了独生儿子。少年何炳棣在父亲的呵护和督责下，自小就对史学和英文有了兴趣，并打下了基础。父亲是有志气、有眼光、懂教育的人，他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培养儿子的兴趣，在儿子读小学时就叫他到夜校里学习英文，在儿子读中学时又叫他圈点《史记》。父亲谆谆教育儿子要有大志气，好好读书，进清华，留洋。

    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资料功夫，是何先生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所引史料多为第一手资料，令答辩老师大为叹服。以后，他的研究领域回到中国，举凡上古土壤结构、耕作方式、先秦思想、六朝城市、宋代土地、明清人口、会馆制度、扬州盐商、甘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之传入中国，都是他的课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课题背后，都有他宏大的学术关怀，有的开宗立派，自树一说，如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独到看法；有的推陈出新，前进一步，如写《中国会馆史论》，对会馆的创设年代、社会功能的研究都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有的考证翔实，廓清迷雾，如写《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近四千种方志，并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得出许多不易之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的数据则成学术定论。

    自学进修，永无止境，是何先生成功的另一因素。人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懂得那么多知识，殊非易事，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持久的坚韧性是办不到的。在何先生那里，从没有什么壁垒，需要什么就补什么，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训诂学，他都有涉猎。在回忆录中，可以时常看到他向人请教的记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辩论，即古代华北地区到底是实行“砍烧法”的游耕制，还是村落定居的定耕制，事涉“蒿类孢粉”与土质关系等极为专业的学问，令外行人望而却步。何先生则专门向美国地质学权威请教，获得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果一个聪颖的人，自信的人，成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性情中人，则免不了得一“傲”字。何炳棣正是这样。在他读小学时，老师就诫勉他“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先生到老感慨，自己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相处。这样的人，远望可畏，近看可敬，因为他真。读了回忆录，你会不时地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忆父亲，忆老师，忆同学，忆好友，一片真情。他回顾自己，剖析自己，一片诚恳。回忆录的写作，也是极其认真，一字一句，自出机杼，有些数据、资料，他还一一核对，自称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特别是书中对雷海宗先生的回忆，述其博学、卓识、真诚、宽容，师生之间的交往，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自称一生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恩师的无限深情，令人读后感慨不已。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游侠李白

    李白的生命是由西域移植到大唐版图的。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宇宙——天地间只有逆旅和过客。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笔。吾亦坦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传说中他曾手刃数人。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此游侠行径。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将，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有这份超乎功利之上的痴情，就是一位真正的游侠了。即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无赖的游侠脾气也不会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待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鲁仲连功成却拒绝平原君赏赐给他的富贵功名，因而取得了不仰视权贵，进而折服权贵的资格。李白大呼要功名，要富贵，要酒，要女人，要朋友，却仍然要求权贵与平交，不得小看他。这个李白呀，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妄想！

    在喀什、若羌、阿勒泰、伊犁这些西域城市之间跋涉，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都给我有力的震撼，几十个世纪以来，这片广袤的大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游牧者后裔的单纯与猛烈。昆仑山、天山、阿勒泰山，像横亘中亚细亚的三架竖琴，将咚咚的马蹄声传递到最遥远的地方。骑士们贲张的血脉不理会任何荒凉。成吉思汗的马队从塔尔马哈台从伊犁河从阿勒泰山掠向中原，将浩瀚的里海变成内陆湖。多么凶蛮单纯而强烈的节奏啊。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可真是大手笔啊。李白从另一个方向来了，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他为他精神的马队。他不在意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大笔横扫，狂飚突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粹，令所有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沿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下子飞扬起来。

    游侠李白飒沓而来，他的双脚和诗生动了大唐山水。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的文章的稿费积攒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他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活动中荣获“杰出贡献奖”而得到的一笔巨款，也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 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 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的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这些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棵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的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为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巴金险情过去重返正式病房后，才被准许前去看望巴金。

巴金见到济生，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但无法更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济生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的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巴金最重友情，他的朋友也最多，虽在重病中，巴金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虽柯灵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隔了两天，济生又去病房看巴金，恰好小林正守候在巴金病榻边。他想起了前些日子读到的张光年在《沪苏日记》一文中说的“回想四月初巴老心情不好，拒绝吃药……”，就忙问小林是怎么一回事。小林说：“爸爸在险境过去，病情稍趋稳定后，从昏睡中醒来，看到自己眼前的处境，觉得自己没用，一切全听别人摆布，有违自己心愿，确实曾感到十分烦躁不安……”他明白了，巴金似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挣扎，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现在，巴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按时看电视节目了，但小林她们仍让他听录音，为他放音乐。小林还特地打电话给音乐知音、家中藏有大量录音带的作家赵丽宏，请他帮忙。小赵很快给巴老送去二十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终于和千万读者一起迎来了21世纪。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而今，巴金百岁大寿来到了。老人百年耕耘，果树遍地，在我们享受他的丰盛收获而感到无限欢愉的时刻，我们自己该怎样挺起腰来奋发图强呢？

（选自徐开垒《巴金传》，有删改）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金庸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巔峰。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凤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擒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绍、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时代。

    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逸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