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林清玄：心美一切皆美

    记者：您30岁之前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直到不再参赛，此外，您还是台湾最高产的作家，除了众人以为的文思泉涌，还有别的诀窍吗？

    林清玄：我很喜欢一句古诗：书到今生读已迟。就是说，这辈子你要读书已经来不及，都是上辈子的积累。我想这种积累重要的是怎么坚持，每天写一点，一个月以后回头看，会觉得性情上有变化，这种慢慢积累的过程是快乐的。

    记者：从乡下奋斗到台北，您的经历也是比较坎坷的。小时候，您随父兄在田间地头流汗受苦，这段经历对您今后的成长有何影响？

    林清玄：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什么情况都能适应。从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没有一餐饭吃不香，随时都能笑得出来。因为小时候在大山中长大，生活很苦，心思也单纯，天黑上床马上睡觉，你不会有欲望，有欲望也没用，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慢慢久了，你对欲望就不会太敏感。

    记者：在您的环境里面，显然没有成为作家的条件，但您成功了。

    林清玄：的确，我家代代都是耕农，可是我对文字有非常深刻和敏锐的感受。记得有位文人叫张潮，他讲，“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你把地上的东西看清楚了，那就是一篇文章。我小时候的成长不可能像一般人所说的，学富五车，而是一门深入。我记得小时候读每本书，拿过来都珍贵得不得了，抱着，枕着，经常拿到什么就很用心地看。小学三年级以后，每天我要抱着一本书，才睡得着；每天一定要读到一篇好文章，才肯睡觉。

    记者：在经历5000年未有之变局之后，拜金拜物对传统价值观的疏离逐渐明显，在这样光怪陆离的时代，怎样才能活出真正的优雅？

    林清玄：其实这是一个向欲望倾斜的时代，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看报纸会看到一个爱玛仕的包卖到100万人民币，荒唐！但大家已经习惯了，不以为怪，它是名牌，就值这个钱，那是因为你已经迷失了对事物的真实判断。

    人的肩膀挑着一架天平，一边是欲望，一边是心灵的满足，你的心灵应该有足够的砝码来保持平衡。人在中间，一边是一个人加一个山谷的“谷”，一边是一个人加一个山谷的“山”，俗和仙如果能够平衡，你就能做一个平正的人。

    当然，要想不被欲望捆绑，就应该有自己心灵的寄托，要花一些时间来充实我们的心灵世界，比如文学。

    记者：对于生在这个时代有着多种价值可供选择的青年来说，文学在他们生活中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林清玄：第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 ， 其实在青年的成长中，文学也是他们最好的化妆。因为如果有内涵，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美。我有两句话，“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你的心灵美丽了，你看到的世间一切都美；如果你的情感深厚，你会觉得世间万物都很深刻。所以，如果要使你的生命、外表、气质变得更好，你的心就要美，你的情就要深，文学正好是容易进入的途径。

史学大师许倬云

    许倬云1928年出生于无锡大族，出生时手脚弯曲，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长大后肌肉不发达，终生借助双拐行走。小时候，许倬云没法上学，只能在家自修。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许风藻，人文学术素养很高，经常给儿子随机指点：给他讲数学、讲历史、讲语文，教他有关战争史、政治学与外交学等。许倬云起初爱看武侠小说，许风藻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于是许倬云从十来岁开始读《史记》《左传》，读了许多古书。

    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荆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因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见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只有七八岁的许倬云，因毋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一夜之间长大。当时许倬云父亲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许家人也枕经常随着军队转移，或者随着难民逃难。很多时候，许倬云被摆在一个土墩、石磨、板凳上，作为一个旁观者。满目所见，尽是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知道了什么叫饥俄，什么叫恐俱。也因此。许倬云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1949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间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再加上当时上课常常是一个人一班，等于几个名师一起训练许倬云。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给他一些东西，他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受每位老师很大的影响。

1957年，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负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芝大的五年，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除了历史以外，他还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两岸三地，许伴云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山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几十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根据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而成，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一—关注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收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摘编自云君《许倬云：旁观者的深思》、冯俊文《许倬云：一位历史学家的奥德赛》等）

温顿列车

    二战爆发前，尼古拉斯·温顿，这个普通的英国人组织了8列火车，将669名犹太儿童从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国，使他们与集中营和死神擦身而过。近70年过去，这些“温顿儿童”及其子孙，约有6000人因温顿而得以存活于世。这位英雄也因此被誉为“英国辛德勒”。

    1938年，29岁的温顿受朋友之邀，新年前夕临时取消去瑞士滑雪度假的计划，改道前往布拉格。25万刚从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挤在这座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城市里。很多犹太父母自知难逃厄运，想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温顿成立了专门负责救助儿童难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接待前来登记孩子信息的犹太家长们，而后马不停蹄地游说各国当局接收这些孩子。只有英国同意接收这些小难民，但要求温顿必须为每个犹太儿童在英国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后，政府才会同意颁发签证。

    “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我想，如果你所做的事本质上合理，就一定能办到。”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假期结束回国后一个一个落实收养家庭，不仅办下了签证，还为每个孩子募集到了50英镑的旅费。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悄悄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进入捷克首都。签证迟迟不到，温顿开始伪造入境文件，从3月到8月，先后8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地狱。

    第9列火车没能跑过德国的闪电战。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于当天出发的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大道上，结果等到的却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而懊悔不已。

    1.5万名捷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温顿儿童”们基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时，这669个“勇敢的求生者”走下温顿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

    多年后，捷克总统赞扬温顿给了捷克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获得生命和自由的机会。然而整整50年间，温顿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了。”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在失去父母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获救的“温顿儿童”们发现自己的“再生父亲”尚在人世，从此，温顿多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孩子。

    2009年，温顿100岁时，孩子们沿着当年的路线，4天后抵达伦敦利物浦火车站，温顿早早地在车站等，与他们长时间相拥而泣，场面极其感人。

    拉克索娃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可是人人都往温顿身边挤，她好不容易握到了他的手，吻了一下，准备的礼物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那是一幅木雕的小版画，上面是一列正穿越欧洲地图的火车，从捷克到伦敦，从东到西。

    被救儿童难民维拉·吉辛是战后定居于英国的作家，她所著的《童年的珍珠》就记叙了那段历史。她说：“与温顿见面，拥抱他，感谢他，是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他拯救了我们这一代捷克犹太人中的大多数。”

    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在给温顿10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你的生命因众多原因而非比寻常。”

    他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这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却把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归结为自己活得太久了，“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挺伟大，可我当时做的时候真没觉得怎么样。”他不喜欢被称为“英国辛德勒”，认为自己当时没遇到什么危险，在捷克避开盖世太保耳目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其他人都已不在了。

    这位世纪老人常说：“一切在理论上可能的事，就是办得到的事，只要你当它是一回事，并决意去实践它。”

（有删改）

【注】①温顿爵士的功绩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广为传颂。2015年7月1日，被誉为“英国辛德勒”的尼古拉斯·温顿爵士在医院因呼吸系统衰竭溘然长逝，享年106岁。②奥斯卡·辛德勒，德国商人，德国战争时期，利用雇用廉价的犹太人做工，保护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这些人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左右。他用战争期间赚来的金钱买下一个个必遭集中营厄运的犹太人：卓斯纳、维恩、罗斯纳、费佛堡、费雪、夏法、伍兰克、霍洛维兹……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农博网《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大约10年的时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