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张謇社会改良实践的失败：安一域而无以安天下

    1920年前后，张謇实业建设进入鼎盛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会主任，中国银行董事等等职务。为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张謇还先后与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芮恩斯磋商，重新规划、建立中美合办银行及太平洋航运业。

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工业初创伊始，即险象环生，纷纷失败的困难时期，唯有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取得真正的成功，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系统。它犹如昏暗中出现的一点星火，在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社会经济变革初期，为摸索前进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一线希望。它向国人证明：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实业家是否具有明确的经营目标、经营思想和经营策略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张謇兴办实业，创建大生纱厂，是为了“通州民生”“民富国强”“图存救亡”。此崇高的目标，给了他历尽千辛万苦、艰难创业的决心和毅力，大生投产以后，他又以高瞻远瞩的企业家精神和风度开拓前进，为大生制定了经营企业的总方针和灵活的经管策略，从而在面对日商和沪商在南通竞购原料棉和推销棉纱的激烈竞争中，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市场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至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1921年，正当张謇踌躇满志地筹备举办来年南通自治会第25年报告会，顺带纪念自己七十大寿的隆重时刻，通海地区突然遭到特大台风暴雨，以后又是连续4天“疾风盛雨”，接着又遇秋潮大汛汹涌而来，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使得张謇苦心经营的盐垦、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业毁于一旦。张謇面对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并不气馁，他决定将报告会时间推迟到1927年作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庆典。

    张謇希望今后5年期间，能够恢复破坏的盐垦、水利工程，使大生资本集团更加繁荣兴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是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华的经济掠夺，通海关布庄销路大大萎缩，使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布庄生产这个棉纱市场。

    1922年，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大生企业系统的两大盈利企业一厂和二厂都出现严重亏损，一直被张謇视为财源利薮的盐垦事业，由于资金需求重大，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决，如遇风潮大灾，多数赔累不堪，只好将这种“盐垦拖欠”转嫁到大生纱厂账册上，永无归还之日。由于大生纱厂历来实行“得到全分”的方针，严重削弱了企业本身的资金积累，特别是大盈之年自治锐进，又使大生企业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事大本小”的尖锐矛盾。因此面对巨额亏损的困境，大生资本集团只有到处求援借债，以求苟延残喘。张謇在穷途末路时，只好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他先后与日本、美国商谈贷款事宜，均未成功。

    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大生资本集团，不但销路受阻，更因这些军阀多次来通，频加勒索，已处困境中受到投石下井的致命打击。

    尽管国内形势如此险恶，张謇对欧战以后东西方列强的对华扩张计划仍未失去警惕，对日本的侵华图谋格外关注。1919年，他通电反对皖系政府的亲日卖国外交，痛骂他们“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1924年，尽管他正在加紧谋求日、美两国给予巨额贷款，但仍然公开谴责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他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协定等等。但是他的呼吁与劝说，在列强分赃、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上，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摘编自刘培林、张德义《张謇传》）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两弹一星”郭永怀

胡晓青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因故不能成行。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他仅用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中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从此，郭永怀开始了最艰苦的研究工作，通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郭永怀重于在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1945年，他以坚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评价道：“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这一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闻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行速度并不理想。而解决“声障”问题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这一概念还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渴望用平生所学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个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理论探索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而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都会增加身体的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周恩来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尽量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一叠纸，从两人紧贴的胸部掉了下来——是那份无比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焦黑难辨的尸体，完好无损的手稿……面对这种情形，所有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

    而此时，他的妻子李佩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正在接受所谓的政治审查。那天，她没有流泪，只是凝望着窗外，长久地，一言不发。

    在郭永怀牺牲后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在他牺牲不到两年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永怀赤诚；后来者，永怀感佩。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很少提起郭永怀。“两弹一星”奖章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他的遗物，也悉数捐给了力学所。她只是固执地守着60年不变的家，哪儿也不去。有个学生这样回忆：“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明白，李佩老师所从事的、竭尽身心的教育工作，其实是郭先生事业的延续，郭、李实际是一个人。”（摘自段雨《做个铺路人》）②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主张，见解独到，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摘自《中国现代科学家（六）》纪念邮票发行资料）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

    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