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方言，守望乡愁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为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选自2015年12月《人民日报》，有改动）

    医学上的失语症是指一个人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出现严重病变，他的语言认知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他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道德失语症不是指一个人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而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借助道德语言能力表达其善恶判断、善恶评价和善恶选择。医学上的失语症患者确实没有语言能力，而道德失语症患者是拥有道德语言能力但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发挥这种能力的人。医学上的失语症是非选择性的，而道德失语症是选择性的。

    道德失语症患者的“道德失语”具有习惯性特征。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某个原因(如善恶判断失误)偶然性地道德失语，他还算不上道德失语症患者。道德失语症患者是那种对善恶不辨习以为常的人，他们习惯性地不以善为善，习惯性地不以恶为恶。因此，每当有具体的道德语境需要他们扬善抑恶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不发声。在应该弘扬善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在应该抑制恶的时候，他们也缄默不语。何以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语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勇气要求人类具有维护和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力。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一旦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行为，他们就是患上了道德失语症。

    道德勇气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意德”是人类基于他们的坚强道德意志力而形成的一种德性。拥有意德的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勇于捍卫善的尊严，敢于贬抑恶的存在价值，他们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纵然是在善恶进行激烈博弈或尖锐斗争的语境下，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挺善抑恶。如果全社会的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气，挺善抑恶就难以蔚然成风，善恶不分则必然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道德风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道德勇气不足是一些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上不愿意或不敢发表意见的根源，也是他们患道德失语症的根源。

    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个体需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特别是应该致力于锻炼道德勇气，以使自身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能够明辨善恶和扬善抑恶。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集体需要不断加强集体道德建设，特别是应该在集体内大力弘扬以明辨善恶为荣的良好风尚，以使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推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自觉地、勇敢地趋善避恶。善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种道德生活图景中，人类必须善恶分明。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善性难举、恶性膨胀的世界。治疗道德失语症患者是任何一个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的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个人和集体勇于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是一个社会道德昌明的重要标志。

    ①每年农历7月初7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即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媒体给予了相当热情的关注，商家也借此推出种种“情侣消费”，回归传统的热潮似乎在传统节日上找到了“灵魂附体”的感觉，人们也似乎感到了传统复苏的力量。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兴盛？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②人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热”的一个表现。和读经、穿汉服、讲国学、祭祖先等行为一样，过传统节日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存、延续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我们是谁”的困惑越来越多，而答案的寻找离不开回归传统。虽然，在近代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命运多舛——既被当作封建社会的“余孽”而遭排斥，也被认作旧时代的“象征”而受清算。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人们确立自我定位和民族认同的资源，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不会轻易消散。因而，当下对传统节日的倡导，重点不在于恢复一些旧有的仪式，而在于发现其中蕴涵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等可以塑造思维、行为模式和确定身份的“基因”。正如人们所言，通过具体的传统文化形式去宣扬其内在精神，这是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

    ③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含有一种尊重传统文化的心态。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应有较好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然而，现实中很多人把对某些具体文化形式的粗俗模仿当作尊重，甚至以尊重为名行谋利之实，破坏性极大。这几年，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怪象：一方面，一些地方或是大兴祭祀活动，或是争夺历史文化名人、神话传说的“产权”，传统文化热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却频遭破坏，悲剧一次次上演。一边是煞有其事的“保护”，一边是毫无顾忌的破坏，传统文化在利益图谋和责任缺失的夹击下，处境并不令人乐观。此外，传统文化热带来的商机也可能使文化活动变成商业秀，成为商家包装的“文化快餐”，非但不能起到滋养的作用，反而坏了人们的胃口。因而，传统文化由冷到热，固然有可喜之处，但里面的陷阱也着实不少。如果没有纯正的尊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度，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④通过“七夕”之类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转化历史文化传统，使之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这个过程不是一味呼吁回归传统或者抵御外来影响就能实现的，而恰恰是考验人们智慧和耐心的地方。

材料一：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短短一句话让网友兴奋了。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消息，EAST核聚变装置在2018年实验中又有突破。

    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核聚变实验方案叫“托卡马克”——用超强的磁场约束高温的核燃料。EAST又称东方超环，是中国研制的世界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它使用超导体，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强的磁场。EAST近年来一直走在国际竞争最前列，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方面成绩傲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万宝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次大家关注的‘1亿度’，是电子温度。媒体喜欢简化成‘等离子体温度1亿度’。”

    “EAST就好比一个炉子，”万宝年说，“炉子越大，越容易提升核心温度。EAST比较小，实现电子温度1亿度比较难；将来ITER（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用同样的办法实现2亿度，就容易多了。”

    万宝年说“实验在8月份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因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重新校核所有的测量设备和大量计算。”

    “得到实验结果时，我并没有太激动，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万宝年说，“这次的实验是我们长期计划中一个点上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是10月下旬在印度举办的第27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公布的，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消息在国内发布后被广为转发。

（摘编自高博《电子温度1亿度，中国人造太阳“内力惊人”》，《科技日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人造太阳指的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的人造太阳又称为“东方超环”。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这是热核聚变试验堆的一个里程碑。

    人造太阳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与现有的核能（核电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核聚变，后者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的能量来发电或作为动力驱动，如核动力航母等。

    但是，核电站的核能存在核废料的处理、核辐射、核燃料铀的开采和提料难等问题，安全问题更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之相比，人造太阳的安全问题可以控制，而且聚变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行都比较安全。聚变原料取之不尽，其主要燃料就是海水中的氘和氚。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

    要想让人造太阳的产能和供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1亿度以上的高温，二是长时间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中，三是有足够高的密度。在高密度条件下，当等离子体温度达到1亿度以上，可使数目可观的粒子具有足够动能克服原子核之间的斥力而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可观的聚变能。

（摘编自张田勘《中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运行，意味着什么》，《新京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为推进可控核聚变研究，各国联合推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近日在科技部举办的中国加入ITER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科学家就“核聚变是能源的美好未来吗”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从一种原子核变为另外一种原子核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核聚变能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时释放的能量，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太阳的中心温度极高，气压达到3000多亿个大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的两个“同胞兄弟”——氘和氚聚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极高的温度。氘核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温度须达到5000万摄氏度以上。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第二，充分的约束。即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充分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改进磁场的形态和性质，从而能够实现长时间的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并解决等离子体的加热方法和手段，达到聚变所要求的温度。此外，在此基础上，解决维持运转所耗费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的问题。

2017年7月，EAST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5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了核聚变的世界纪录。

    罗德隆说，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参与ITER项目10年，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踏步前进发展。如今，我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喻思南《走近“颠覆性技术”：核聚变是终极能源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卢德谬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

    对    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摘编自刘方喜《从“机械复制”到“机械原创”：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生产革命》）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