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层次认同和层次攀升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有助于增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领“攀升性”的自觉。

    文化素质是对于一个人有无“文化”进行评价的基础层次，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我国先哲关于“仁者人也”的精要表述，就包含着人的文化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相互建构的社会理想。

    我们常能听到说某人“有水平，有文化”。“文化水平”作为对人的一种评价，是关乎“文化高低”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的是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的是个体自身的文化形象，那么文化水平则更多地体现在个体面向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但实质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以每一个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攀升为前提的，而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高，又必须体现为他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认知乃至创造能力上。努力成为高水平的“文化人”应成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其间人的认知和创造能力都会归结为“文化水平”。如同文化素质的不断完善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断攀升的文化水平作为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并且，主体完善文化素质的自我建构与其在改造客体之时的文化水平提升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并且也是一个共进的过程。

    把“有涵养”视为一种文化人格评价，是较之“有水平”更高一层次的文化评价。与文化素质的评价相比，文化涵养似乎提升到对人的品位与格调的关注。在这个层次上来透视文化人格，你会发现“附庸风雅”者颇为多见。风雅者，风度雅量之谓也。文化涵养是一种内涵的养成而不是外表的矫饰，它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往往更需要情操的陶冶，它是一种文化人格，更是一种道德人格。也有人视“无故加之而不怒，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具有高度“文化涵养”的特征。文化涵养其实也是文化人的一种陶塑和一种充实，善陶塑、能充实才能攀升到“文化境界”的层次。

    古人论诗曰“有境界自成高格”，文化境界当然也是对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对于大多数文化人而言，其实也是缘自人的文化良知的一种追求。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有无”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高低”的问题，文化涵养关乎“厚薄”的问题，那么文化境界关乎的是“阔狭”的问题。说某人“有境界”是对其文化人格做最高级的评价。要达到理想的文化境界，有两个重要的取向：其一，面对民族智慧数千年的文化积累，要力求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去攀升。在文化“泛漫化”的热浪中，我们能否搭在巨人肩上甚至搂在巨人腰上都不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于文化境界的攀升确实有“路漫漫”的感觉。其二，面对人民大众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要力求投身这一大潮中去“弄潮”。不去顺应潮流、驾驭潮头，如何能预见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文化境界呢？

心理的调整

梁漱溟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内涵

田青

    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必须要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因为一个中断了历史和传统的民族，不可能仅仅依靠全面“移植”外来文化而再现属于自己的辉煌。而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则是认识、学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步。目前，很多人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学，而且只讲典籍，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窄化和不全面的认识。我曾经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概括为“三根柱子两层楼”。

    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物理原理，不能少于三根柱子才能撑起一个物体，所谓三足鼎立。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就是儒、释、道。这三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所谓“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儒释道三者在构成中国人的人格方面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缺一不可。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每个家长让孩子读书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有出息，在中国人看来，最大的出息莫过于治国平天下。

    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教。佛教进入中国有2000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超过许多人的认识，如果从我们现存的汉语当中去掉佛教传来的语言，我们恐怕就不能说话了。为什么？汉语中很多都是佛教中传来的词。比如我们常常说的“世界”这个词就是佛教词汇。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古代雕塑，从敦煌、云岗、龙门，到乐山大佛，大部分来自佛教，如果不讲佛教雕塑的话，中国几乎就无法撰写雕塑史。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其共同载体是汉字，是借汉字传承的中华文化。一提传统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但是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楼下还有一层。这个底层不是低下的意思，其广大，其高远，其丰富，其精彩，都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部分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即主要由口头传承的文化，其特点就是口口相传，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不同，包括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手工技艺，民俗、节日等等都是。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根与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DNA，是我们民族的标识和符号。我曾经在一个大学讲课的时候请学生们设想一下：在传统社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子弟，不识字，甚至只有一个乳名，他是传统社会中几亿人中的一个。但是，他不但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知道勤俭持家，还知道孝顺父母，知道“二十四孝”故事，甚至，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知道“精忠报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他会给你滔滔不绝地讲杨家将，讲岳飞传，他知道赵子龙，知道关云长，也知道秦桧……他爱恨分明，有强烈的道德感，邻居家有谁不孝顺父母他会谴责，会不齿！请问：他从哪里知道的忠孝廉耻？从哪里知道的仁义理智信？他听说书，他看戏，他过传统节日！他在这些丰富的，和中国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不但建立了深层的道德感，有了生动的历史知识，还有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就是这些使每一个中国人保持着他的基本人格，他会健康地度过一生，他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从而保持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基本的结构和文化的传承。

    5000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既为复兴传统文化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把传统视为陈旧、落后、“土”的东西迅速抛弃、抹掉的现象，只有把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充分认识，认真总结，才能找到我们自信与自豪的支点，抛弃自卑与自残的思想与行为，在不断反思中前进，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2015年12月04日 《光明日报》）

生命的节奏与教育的节奏

    ①学校生活是一段生命的旅程，教育则是一场深入生命的探险。那些对生命充满好奇的探险者，如蒙台梭利、怀特海、维果茨基，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了学校旅程中最重要的秘密：生命是有节奏的，睿智的教育期待着与生命的和鸣共振。

    ②自然拥有自身的节奏，如日月盈亏，寒来暑往；生命拥有自身的节奏，如呼吸吐纳、生老病死。依据自然节奏的启示和生命自身的律动，人类创造了新的节奏，如音乐、诗歌、美术、数学。作为一项面向生命的事业，教育也是一种依据生命的律动而创造的节奏。教育面向生命，就必须探寻生命的节奏，合于生命的节奏，强化生命的节奏，并创造生命的节奏。

    ③教育的节奏要求教育者对生命节奏的敏感。蒙台梭利从生命的节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的敏感期。“当某种特殊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被激起时，它就像一道光线照射到某处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使得那个被光线笼罩的地方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如果儿童不能根据他的敏感期所发出的一些指令行事，那么，一种自然征服的机会就永远地丧失了。”因此，教育需要观察和发现，教育不能等待，不能忽略，不能错过。

    ④教育又必须等待，必须耐心等待生命的生长。维果茨基从生命的节奏中发现了智力的最近发展区和教育最佳期。他用心理学的实验告诉人们，只有当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一定的教育才能有可能进行，这是教育的最低界限。除了最低教育界限外，还存在着最高教育界限，两者之间就是“教育最佳期”。早于或晚于最佳期的教育，或因超出最近发展区而无法对那些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施加影响，或因停留于现有发展水平而不能有效促进心理机能发展。当我们急于造就神童和天才时，当我们因孩子面对“奥数”一脸茫然而怒火中烧时，当我们心灰意冷，要为孩子贴上无可救药的标签时，或许我们应该

    提醒自己：再等等看……

    ⑤基于对生命节奏的哲学解读，怀特海为教育者绘制了一份生命的智力周期图：浪漫——精确——重归浪漫的综合。童年的浪漫为精确阶段积累素材。没有浪漫的冒险，要么是儿童被僵死的知识淹没，并因过早耗尽“内存”而“死机”；要么是教育者面对一个空洞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将已存在于大脑中的活跃而纷乱的思想进行有序的排列，你不能教一个空洞的头脑。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儿童喃喃自语：山坡上开满了妈妈……且慢发出我们的嘲笑——这是一份多么美丽而珍贵的浪漫啊！因此，或许我们更应该这么做：以童年和成年共同的名义，归还童年的浪漫，保卫童年探险的权利。因为儿童是成人之母，童年的生命体验至少与成年体验同等重要。

（《北京教育（普教版）》2009年第6期，有删节）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

    其一，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相比近代西方倡导的构建自由民主世界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长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更为丰富，更加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其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价值原则，为全球治理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提供了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崇德尚义、重礼尊乐，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展对外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

    其二，从认识论上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中国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看待世界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而是强调将主体融于客体，将自己融入世界，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其三，在方法论上，中国倡导中庸之道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吻合。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一种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但是，中庸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与远人交往，不能放弃道德原则，不能舍弃中华文明之主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摘编自赵可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