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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江苏省无锡市天一中学2020-2021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期中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文学手法方面,科幻文学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关注并思考未来。 B、既然科幻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就应该具备一般文学的基本特征,遵循普遍的创作规律。 C、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其内容在时空上拉开距离使之客观上具有超越现实的特征。 D、科幻元素是科幻文学的标志,因此含有科幻元素的文学样式都可以算作科幻文学。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科幻文学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科幻文学不是恰当的方式。 B、我国有较高质量的科幻文学作品为数不多,科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小众化和边缘化的。 C、不少青年作家因生活、工作压力不再“留守”类型文学,致使我国科幻文学发展后继无人。 D、科幻文学具有社会教育意义,如科技伦理小说,深入探讨科技伦理问题,这值得关注与鼓励。
(3)、下列选项中,不能支撑材料二所论观点的一项是(   )
A、刘慈欣称新生代作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陈楸帆的《荒潮》为当代中国科幻界最有影响力的小说。 B、有杂志评论:“科幻文学的语境不是人文的,而是冰冷冷的理智和逻辑的”。 C、作家舒乙认为,奇幻武侠小说作家龙人的创作仍属通俗小说范畴,质量不高。 D、刘慈欣把阿西莫夫的作品给一位小说编辑看,对方认为阿西莫夫的作品是初中生水平。
(4)、科幻文学有哪些主要特点?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
(5)、如何使我国科幻文学健康发展?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日知录》是一部“资治”之书,是他学术和思想的结晶。“日知”,出自“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至于成书过程,顾炎武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复改定……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初刻本完成后,他仍不断新写札记,充实内容,纠正讹误。他说著书当如“采铜于山”,而不可“废铜铸钱”,急于求成。他看到了明朝末年社会弊病丛生,风气日益衰败,民生凋敝的景象,于是将自己的“经世”见解——“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寄于书中。他引古人言论,必加“立言之人”,还说“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点。他认为改朝换代、权力更替,属于“亡国”,肉食者谋之,与百姓没有大的干系;而败义伤教、无君无父、道德沦丧则会使整个民族陷于衰败,属于“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里提出的“天下兴亡”其实已不再是针对反清复明,而是在于捍卫社会的道德、公平与正义,事关民族的命运。他认为以天下之大,仅靠君主一人是管理不好的,而应该扩大民间百姓的权力,重视民众的力量,突出民众的地位,民心向背是治乱根本。他以“封建”和“郡县”制度为例,说封建制变为郡县制,这是历史的必然,当郡县制的弊端又到了极点,就必须顺应时势进行变革,否则,危机将一天比一天严重。“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阔矣。”这是他历史盛衰思想的又一基本观点。他还说:“国家之所以长治而不乱者,人才也。”缺乏人才,就预示着国家的衰亡。

(节选自钟岳文《〈日知录〉: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陈光磊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大力推行”与“规范使用”要更加有力、更加深化地结合起来、融通起来,要日益注重和不断提升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审美性。

    首先要逐步提高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职业语言工作者的普通话水平。他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引领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带动更广泛的普及。这就要把普通话测试进行得更有成效,其要求应有所提高,比如有些省市考虑把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者对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相应提高一个等级,如此等等。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要向更多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扩展,尤其是对公务员和服务行业更要提高要求。

    普通话的推广要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其水平的根本指标就在于合乎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程度。现在已经研制和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已有200多项。但是,其中不少常用的、重要的规范标准在社会上的知晓率和执行度并不高,甚至是极低的。

    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就在于对普通话能自觉地、有效地加以“规范使用”。而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有着两个层面:一是语言本体结构的规范,即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规律的呈现;二是语言社会使用的规范,即语言交际的伦理原则、礼貌原则、情境适应等修辞语用规则的显示。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当今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建设的总纲。在这个总纲的指引下,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引导下积极普及。让我们致力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有效地提高普通话水平,使祖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更加优美。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0日12版,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伙”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和霍凯特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

    虽然自198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熙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编自陆俭明、沈阳《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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