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

毕可生

    之所以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首先是因为：中文的词，不论哪种输入法，也无论是单宇词还是多字词，输入码值至多只有三四键，动态输八每词的码值则平均只有三键。但是英文一般常用词汇码值平均在六键以上，动态码值也在五键以上，科技词汇的码值平均更高达十一键以上。这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中文能进行非全息输入，其他的任何文种只能进行全息输入。第二，世界上的各个文种中只有中文有联想。联想词如果不翻页，就只有一键，加上翻页也不过两键。有人说英文把词根相同的词集合在一起也是联想，其实这和联想毫无关系，与文本的输入速度也毫无关系。第三，英文拼音词与词之间必加一空格，即使不定冠词“a”前后也都要加空格。而中文则无需如此，一篇文章下来，就可以少打数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空格键。这是中文输入的又一优势。

    英文打字讲究盲打，于是一些刻意学习西方的人，在汉字输入上也追求盲打。这实在是不明白两种文字的巨大差别。仍以英文为例（其实欧洲的拼音文字性质都是一样的），英文的词汇总量有四十多万，况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新增。中文虽有六万多字，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历史字和废止不用的异体字，现在用到的简体字就是GB2 312字库那6763个汉字，其中常用字只有3500，如果再加上港、澳、台所使用的繁体字，则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总量不过是GBK字库的那两万一千字。而且，现在汉字大量使用的都是用常用汉字合成的双字词或多字词。从理论上说用3500个常用字合成的双字词就可达11 00万（即3500的平方）。所以，无论社会发达到何等程度，只需用常用字合成新词就行了。而如英文等拼音文字，却需不断造出新的拼音词汇，以满足不断创新事物的需要。

     同时，中文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造字的理据，非常好认好记，所以即使中国的低文化程度的人员通读原文件，也少有什么不认识的新字词，只看一眼原文件就可以记住这一行字或词，也就不需要时时不断看原文件，只需时时注意屏幕的选字框或翻页框，来提高输入速度了。相反拼音文字全无此优势。英文的每个词，如果有前缀的话也只有介词的意思，后缀只表示词性，词根绝大多数全无意义。于是英文的使用人员能认识四万单词就算高水平的文化人了，而要通读原文件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人们在输录时往往需要时时阅读原文件，以了解不认识的新的或其他专业的旧词汇的拼写。再者，英文文件的一横行约有十四五个词，中文文件的一行则约有三十个字词，况且还都是熟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输入时要时时看原文件，不得不进行盲打的原因。

    中国自从王永民先生五笔输入法发明以来，不仅比王云五的十种笔划少了一半，而且一百三十多个部件的键位排列也有序多了。现在王码更将汉字进行了数字化。用王码的五种笔划组合在小键盘上就能敲打出汉字，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完成成篇汉字输入，既好学又好用。同时，汉字完全变成五进制的数字化组合，这不但解决了汉字的数字化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汉字检索的大问题。另外，即使不学任何输入法，只在手写板上书写汉字，因为汉字有联想，那整篇汉字输入速度也是很快的。

    中文在电脑时代本身就存在不可否认和无法超越的优势，如果再能解决上世纪人为造成的繁简分裂，找到使用两种字体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办法，相信这个电脑世纪，中华文明大飞跃的时代必将到来！

                                                 （《汉字文化》2012年第1期有删改）

访草

陈冠学

    我很少访人，却常访草。朋友们都有工作，各忙各的，而草则永远安详地在那儿。我自己便像一株草，总在家里，朋友们来，很少找不到我。

    这个世界若没有了草，人便无法活下去。一个地方若望不见草，对于我来说就成了牢狱。此时我活在草种多到让我有选择的地方，就像食品多到让我只选取佳肴珍馐一般，故我感到十分幸福——虽然对于我自身以外的世界我感到十分不幸。

    我的围墙门，就像陶渊明所说的“虽设而常关”，门闩经常蒙着一层锈，偶尔开门时(有客来时，到村子里去买吃食时，上城市买书时，出去访草时)，就粘满了手。

    单是庭面上便有三四十种草，其中如碎米知风草、小画眉草、线叶飘忽草，便可爱得有如小天使，又如天真稚气的小女孩。有了这些草，我实在可以不必再去拉动那生了锈的门闩到田野去。可是一如家里虽有几橱架的书，时而忍不住还是要出去买几本，这庭面边的草就好像是我的另一橱架的书，每日阅读着、摩挲着，给了我无上的快乐与安慰，然而既已知道外边还有些橱架上没有的，就忍不住要出去。

    各个角落有各个角落的草。有时我不出门，就在屋角边访草，或者反过来说，草到家来访我了。一连下过一二十日的雨之后，那大树底下的屋基或后墙上，就不期然有一片新绿吸引住我的目光，苔藓和小冷水花不知几时来家了。

    萧、艾、蒿是草原三姊妹。艾、蒿庭下就有，萧则已随童少年时光一起消失了，于是它成了我的童少年时光的象征，每怀念起童少年时光就想起萧，怀念起萧就想起童少年时光。那一年我在近山脚的荒地上发现了一小片萧，仿佛见着童少年时光返转。不久再去，已了无踪迹。一个小学生在那里放羊，问我何所寻。我说寻萧。小学生笑着说：“搬家了。”我问：“搬哪里去了？”小学生说：“搬到无人的地方去了。”的确，这个时代有人的地方万物就不好存活。最近我在绝对无人到的山脚溪床沙地上发现了一大片萧。啊，但愿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到，好让我的童少年时光跟萧草群落一起长驻！

    十一月起，小金英(兔儿菜)遍地都是，随着朝日的升起，满田野绽开千千万万黄金似的小花，灿烂地闪烁着千千万万点的金光，仿佛随着季节来到，那土层中含蕴着的金质就凝聚着开成了花，要来增饰南台湾美丽的冬春二季一般。这个季节一到，我就频频拉动门闩，门闩再也不生锈了——而且雨季也过去了。小金英随着日出展蕊，直开到晌午便一齐闭合萎谢，第二天晨光到来它又随之而开。这半年花期的田野，上下午截然是两样世界。下午在田野间走着，会觉得上午直似幻境。但是这一两年来遭村人当药材无保留地采拔，景观已经衰残。

    春天一到，满路满阡陌的黄蝴蝶，一忽儿停在草尖上，一忽儿飞起，千点万点，明明灭灭，起起落落，停下时是蝴蝶花，飞起时是花蝴蝶——我一直将它看成是世上唯一会飞舞的花，是异常珍贵的景观，而它却也已随着童少年时光消逝了。今年年初，我在一处已枯的豆田看见了约五十只的小景观，谛视良久，看到惨淡而且褪了色的童少年时光，不由感到一阵凄然。

    村里每个人都记得全村人的名字，在村道上遇见，不单是点点头或挥挥手，而且还唤名。田野里的草，对于我，就跟村里人一样，在路旁田畔遇见，我总要唤唤它的名字；有的，我甚至会站在一旁告诉它，你晓得吗？你有许多名字，也唤这个，也唤那个。比如萧，也叫香蒿，又叫青蒿，又叫茵陈蒿，台湾农人还叫它蚊子香——农家大量用它来为牛熏蚊，这使得萧很快趋于绝灭；而现在农村没牛了，萧看着可能复苏了。

    英国伟大散文家乔治·吉辛喜欢遇见不认识的植物，借着书本的帮助，下一次看见它在路旁闪耀时叫出它的名字。能够叫出原是不认识的草的名字固然快乐，但熟悉的草，唤着它熟悉的名字更加亲切。

    我不是食草的动物，但我没有草便跟食草动物一样活不下去。我固然喜爱孤独，但若不是天上有千万点星星，地上有亿兆根青草，我一刻也无法孤独下去。其实我有这么多的伴，我并不曾孤独过。我所谓孤独，只是求脱出世尘的熏染而已。(有删改)

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不去的是故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到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特殊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进程，它决定了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决不会孤立地存在并独自实现自己的发展。不论是何种科学或学科，都将与其他科学或学科建立某种互为依赖或相互借鉴的关系，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他科学或学科中汲取生命力。传记文学自然不是一个例外。

    传记文学发展至现代，传记的使命不再仅是提供作为事件的人物活动的轮廓，而是要从各种素材中寻出传记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并发现其独特的人格形态。传记文学这一本质变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便是传记家们开始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来接受和运用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与发展，更为传记文学家们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与得心应手的武器。

    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否认，正如任何良药都可能有其副作用一样，心理学及精神分析方法在现代传记文学中的广泛运用，也给这一写作样式带来了它在现时代里的新的困惑甚至弊端。精神病学者或精神分析学者探讨病态，是为着能消除它并给理智以发展的机会；而对于那些别有所图的人们和一些不够严肃的传记者们来说，精神分析法已成为一种寻求病态的蛊惑和用以进行性格分析的主要依据。他们热衷于追踪捕捉各种所谓富于刺激的病态，仅凭读过几册弗洛伊德的释梦书或荣格、埃宾等人的几部著作，便在传记作品中对稍有偏离一般社会规范的传主轻下结论。

    在论及传记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关系时，我们还将把视线投向伦理学和新闻学。前者虽然未能为传记文学提供直接的手段，但传记写作所必须担负的对于现实人生及人们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的指导评判的责任，却使任何一位传记文学家都必将面对由它而提出的问题，并无法回避从它的某个立场而做出的选择；至于后者，则因其与传记写作从基本原则到操作程序各方面的诸多相似，而成为在现代与传记文学建立起最密切关系的学科之一。

    在20世纪最初的两个十年里，尤其是经历过那次对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好坏两个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们看待人生与人类的角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试图按照本来的或可能的面貌，而不是满足于以往既成的模式去认识人类与世界。接受权威已不再成为时髦，人们强烈地渴望着亲自的体验与探究。而另一个方面，世界虽然已经更为广阔，人类迈入的机器时代却又使人们较之以往更显渺小。环境将大部分人牢牢地限制住，他们既无时间亦无财力外出漫游，与各色人等自由交往；同时各种新闻媒介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了解过去的伟大人物的愿望，而传记文学则使人们的这一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很难说与拿破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会比我们今天更能了解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至少可以读到数十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现代人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那种要求自省与自助以及从伟人们身上发现自身的影像并如是行动的愿望亦促使他们对传记文学投人了更大的热情。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传记文学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在观念上，同时亦在表现上寻求其更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摘编自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

那座军营，那群士兵（节选）

杨西景 侯发山

    于是，他们来到当年的“点名台”前。张嵩山整了整衣冠，缓缓走上了“点名台”。看 着排列整齐的方阵，望着一头头白发，一张张沧桑的脸庞，张嵩山心里几多激动，几多感  慨，眼前幻化出了一张张英俊的面孔，一个个鲜艳的、火红的领章、帽徽，仿佛回到了三十五年前……“连长好！”一声震天响的呼喊把张嵩山拉回到现实中，“唰”，两行泪珠从眼 帘飞驰而下。此刻，这一声亲切的、久违的呼喊，蕴含着当年那血浓于水的连队亲情。这就是连队，军人一生一世都难以忘却的灵魂的故乡、青春的故乡。一个锅里抡勺子的生活，一个院子里共迎日月的岁月，是生命和生命的融洽，灵魂与灵魂的沟通，青春和青春的碰撞。纵然在这里哭过、吵过，甚至骂过，然而，在岁月的回忆里，都是人生最珍贵的欢声笑语。虽然部队解散了，他们的豪气未散，心未散……张嵩山清了清嗓子，着力一展当年的豪气，开始点名：“孙雅雅。”

    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年近七十的老连长除了身体略显佝偻外，声音还是那样洪亮，还是那样有力，丝毫不减当年。

    张嵩山又叫了一声：“孙雅雅。” “到！”

    “曲高远。”

    “到！”

    “牛飞鸣。”

    “到！”

    ……

    “张文英！”这是张嵩山点的最后一个人。现场一下子沉寂了。

    “张文英！”张嵩山提高了声音。

    当年那一次点名，缺他；今天，又缺他！现场一阵沉默。

    这时，杨伊洛站了出来，阴着脸对大家说：“乡亲们，战友们，去年夏天，几个小孩来到九龙湾游玩，当时天热，他们就跳进黄河洗澡。黄河下边暗流很多，卷走了一个小孩。当时，张文英正在岸边种菜，听到呼救，没有半点犹豫，一下子跳进了黄河，把孩子推到岸边，但他却没出来。”

    啊！张嵩山傻了。

    杨伊洛走到张嵩山身边，解释道：“我怕大家一路上开车分心，在微信上没有说明。”张嵩山点点头，眼角又一次飞出泪花。

    这时，站起来一个孩子。他说：“我是兵兵，张叔叔就是为救我牺牲的。”张嵩山走上前，紧紧抱住了兵兵。

    杨伊洛说：“我看了张文英生前的日记，知道他有百年后把骨灰的一半埋在城垛山的愿望……可惜他出事后，尸体一直没有打捞上来。今天就带来了他的一双鞋子，等会儿我们上山，做个衣冠冢吧，好了却他一辈子的军人情结。”

    张嵩山看到那双鞋子是手工做的布鞋，似乎还没有上过脚。是张文英的老娘做的？可是，听说他的娘早早就去世了啊。

    墨春秀上前一步，看着那双鞋，迟疑了一下，缓缓说道：“这是当年俺娘给他做的。”

    张嵩山记得，当年这个村的妇女给部队的战友每人做了一双鞋，他的，也没有舍得穿， 一直摆放在他的办公室桌，直到退休他才收拾回家，锁进箱子里。

    没有人提议，也没有人说话，大家带着兵兵，带着张文英的那双鞋，朝城垛山走去。同行的人，除了张嵩山的战友，还有“鱼水新村”的全体村民。

    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唱起了那首《城垛谣》： 叔伯们啊，你们在哪头儿？

    嗨，俺们在嘉峪关这头。兄弟们啊，你们在哪头儿？嗨，俺们在山海关这头。

    你挽着我的胳膊，我拽紧你的手。这万万块秦砖吆，是咱一代代的骨头连骨头！

    你抵着我的肩，我顶住你的头。这万里城墙吆，是咱一代代的血肉筑就！

    拦胡马，挡匈奴，夷狄难近咱家门口。丢了头，抛血肉，长城护家八千秋。

    您的娃，俺的妞，记住叔叔伯伯骨连骨， 记住哥哥弟弟血连肉。

    俺们在关外头，您们在关里头。 十三雄关忠魂守，家园万代无边忧……

    开始时是一个人唱，后来，大家都跟着唱起来。这歌，似云，在每个人心中漂浮着； 似雨，在每个人眼帘中飞落着……

    在城垛山上，选坟茔的时候，张嵩山选了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他说：“得让张文英瞧得见咱的老营盘。”

    从未落过泪的杨伊洛，此刻泪水伴着话语：“兄弟们，我和老张明年就七十了，你们也都奔六十了，就让文英兄弟代表咱们，永远看护着老营房，永远呵护着城垛山吧。”

    新坟隆起，全体默哀，天空阴雨四合，飘起了小雨，淅淅沥沥，无声无息。大家垂着头，都不说话，脸上稀里哗啦的，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奔流》2018 年第 9 期、10 期连载）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