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特贝曾经在卡那里群岛上研究黑猩猩的学习行为。他发现，如果给黑猩猩一根棍子，它们就会用棍子做出各种游戏行为：会用棍子互相赶来赶去，像人们赶鸭子似的；也会用棍子去取挂着的食物。经历过这种游戏的黑猩猩，在今后生活中容易学会使用棍子。同样，“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也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约翰·贝叶和加拿大动物学家保尔·赖特认为，游戏不仅是学习，而且是“锻炼”。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锻炼说”来补充“学习说”。

    这几种假说，哪一种更有道理?动物的游戏，究竟是为了“演习”，为了“自娱”，为了“学习”，还是为了“锻炼”?研究者们各执己见，众说纷纭。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一：

    城市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迁入、拓展、优化城市，并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历史过程。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城市化的测量标准一般采用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且城市化的进程有一定的规律性。R。M。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缓慢；25％-75％为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飞快；75％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此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且相对稳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情况比较如下图：

材料二：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伴随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和高度集中，人口资源的空间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不容小觑。按国际通用标准，当城市辖区内人均建成区面积大于等于250平方米时，通常认为城市无土地资源压力。2010年我国两大一线城市的人均土地面积北京是82平方米/人，上海市仅有56.6平方米/人。其次，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需求量大增，并且污染加重，给城市水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另外，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使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而城市市政设施、公共交通以及城市绿化等公用事业却没有跟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造成城市本身的资源超载外，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东部地区，2010年城市化率为58.36％，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清运量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58.2％、41％、54.7％；另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近五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其中北京市2010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449万多辆，居全国之首。大城市私人小汽车的增加，将直接造成市区交通严重拥堵，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和噪音，使我国的大城市环境问题尤为严峻。其他社会问题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状况糟糕等矛盾日益突出。

（节选自 童玉芬 武玉 《人口与发展》）

材料三：

    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都晚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和生活在很低水平上有所提高，农村不讲究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无工业化，或者重复投资一些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单纯为了推进城市化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出现了单从城市人口比重来看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工业化水平，而从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说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较低。因此，当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城市合理的人口容量时，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企业部门就业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时，就形成了严重的“城市过度膨胀病症”，出现了诸如城市拥护不堪、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同时大量城镇人口缺少就业，产生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造成“伪城市化”。如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人口比重已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摘选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

三大通信运营商谈网信事业：安全、创新、人才缺一不可

光明网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李政葳）25日下午，中央网信办召开了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精神的互联网企业家座谈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代表在座谈会上，结合实际工作和今后规划分享了各自的体会。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要狠抓物联网业务

发展网信事业离不开核心技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李跃认为，今后互联网的发展要狠抓物联网业务。目前，物联网已成了很多行业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重要抓手，今年要推动实现1亿物联网用户，推进窄带的互联。在4G基础上推动5G技术的发展，另外，在IT转型方面，应大力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切实把创新发展融入日常工作各个方面。

如何“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李跃认为，网络信息安全产业涉及千家万户。当前，中国移动每月拦截的垃圾短信超3亿，每月封堵的国际诈骗电话三千万次以上，每月拦截色情网站1.3万个。另外，李跃还提到，在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的同时，还要看到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需求，“因为好方案也依赖于人。所以，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网信机制建设。”

中国联通：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不容忽视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网络，这为运营商提供了艰巨任务，也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陆益民认为，网信事业建设离不开基础网络和基础通讯服务能力的提升。今年以来，中国联通积极落实网络强国、宽带中国战略，以及提速降费的部署，移动网加大4G网的建设，固网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一季度4G网络基本覆盖了全国县以上城市和大部分乡镇，覆盖密度大大加强。”

陆益民还表示，在加强技术层面创新的同时，网络信息安全体系的建设也不容忽视。“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是运营商义不容辞的责任。”陆益民坦言，在做好各项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基础上，须加强体系防范，健全内部安全体系建设；加强技术防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提升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的能力，保证企业内部平台安全。

中国电信：大规模引进技术人才推动转型

如何将网信事业惠及千家万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杨小伟表示，中国电信未来三年将持续投资两千五百亿左右，主要用于4G网络和有线光纤网络发展，加大4G“光改”力度，将过去ADSL模式全部改成光纤，让最偏远的农村都能享受50兆以上的高带宽接入。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根据习总书记在19日座谈会上的这一论述，杨小伟表示，公司将对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技术进行梳理，落实实名制工作，以确保用户的信息和数据安全。

“过去，公司人员在传统基础网络方面较多，于互联网核心技术方面相对较为欠缺，我们需要做一些大规模的人才引进计划，通过几年时间实现电信人才转型。”杨小伟说。

（有删改）

大自然在反抗

（美）雷切尔·卡逊

    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但是很少人提及。

    生物学家布里捷说：“昆虫世界是大自然中最惊人的现象：对昆虫世界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正在两个领域内发生。通过遗传选择，昆虫正在发生应变以抵抗化学药物，不过现在要谈到的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是，我们使用化学物质的大举进攻正在削弱环境本身所固有的、阻止昆虫发展的天然防线。世界各地的报告很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情况，即在用化学物质对昆虫进行了十几年控制之后，那些被认为已在几年前解决了的问题又回过头来折磨我们。而且只要出现一种哪怕数量很不显眼的昆虫，它们也一定会迅速增长到严重成灾的程度。我们已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今一些地方，无视大自然的平衡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今天的自然平衡所面临的状况好像一个正坐在悬崖边沿而又盲目蔑视重力定律的人一样危险。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有时这一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它会变得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人本身的活动影响过于频繁时，它总是变得对人不利。

    人们在制定控制昆虫的计划时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是，对昆虫真正有效的控制是由自然界完成的，而不是人类。昆虫的繁殖数量受到限制是由于存在一种被生态学家们称为环境防御作用的东西，这种作用从第一个生命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昆虫学家伯特˙麦特卡夫说：“防止昆虫破坏我们世界安宁的最重大的一个因素是昆虫在它们内部进行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然而，现在大部分化学药物被用来杀死一切昆虫，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第二个被忽视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防御作用被削弱了，某些昆虫的真正具有爆炸性的繁殖能力就会复生。托马斯˙赫胥黎勒曾计算过，一个单独的雌蚜虫在一年时间中所能繁殖的蚜虫的总量相当巨大。

    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昆虫，现在，已经记录在案的昆虫已超过七十万种。这些昆虫的绝大多数都被自然力量控制着，而不是靠人的任何干涉。糟糕的是，往往在这种天然保护作用丧失之前，我们总是很少知晓这种由昆虫的天然敌人所提供的保护作用。

    这种起天然保护作用的昆虫种类繁多。黄蚂蚁捕获那些不移动的蚜虫，并且用它的汁液去喂养幼蚁。黄蜂在屋檐下建造了柱状泥窝，并且用昆虫充积在窝中，作为黄蜂幼虫将来的食物。黄蜂飞舞在正吃着料的牛群的上空，它们消灭了使牛群受罪的吸血蝇。大声嗡嗡叫的食蚜蝇，把卵产在蚜虫出没的植物叶子上，而后孵出的幼虫能消灭大量的蚜虫。瓢虫，也是一个最有效的蚜虫、介壳虫和其他吃植物的昆虫的消灭者。草蜻蛉靠捕食蚜虫、介壳虫或小动物为生，每个草蜻蛉都能消灭几百个蚜虫。

    昆虫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天然特性，因此它们一直都是我们在保持自然平衡使之倾向对我们有利一面的斗争中的同盟军。但是，现在我们却把炮口转向了我们的朋友。一个可怕的危险是，我们已经粗心地轻视了它们在保护我们免受黑潮般的敌人的威胁方面的价值。

    杀虫剂数量逐年增大，环境防御能力的全面持续降低正在日益明显地变成无情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预料昆虫的骚扰会逐渐更加严重，并且将超出我们已知的范围。

    但你会说：“这种情况肯定不会真正发生——无论如何，在我这一辈子里将不会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着，就在这儿，就在现在。如安大略的黑蝇在喷药后。其数量比喷药前增加了十六倍；在英格兰，随着喷撒一种有机磷化学农药而出现了白菜蚜虫的严重爆发。虽然有理由认为杀虫剂在对付要控制的那种昆虫方面是有效的，但它们却打开了整个盛放灾害的潘多拉盒子。

    加拿大昆虫学家尤里特十年前曾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

（选自《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有删改）

材料一：

沙尘暴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到人类历史时期“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

千百万年来沙尘的持续堆积，孕育了我国的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地方。

在黄土高原，地下厚达数百米的黄土、红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何时而来？

我国黄土和第四纪研究的先驱、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刘东生院士将黄土定义为“风力搬运、未经次生扰动的粉砂质土状堆积物”。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郭正堂院士更是形象地将沙尘暴的源区——荒漠比作黄土的“母亲”、强劲的风力比作黄土的“父亲”。关于沙尘暴的前世，第四纪科学家们在黄土高原上的黄土——红土地层中，找到了至少2200万年以来风成“沙尘”连续不断堆积的证据，尽管在260万年前，黄土高原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红土高原”（如今看到的彼时形成的红土地层要比黄土地层更加“发红”）。

更奇妙的是，在冰期（寒冷时期）和间冰期（温暖时期）交替出现的第四纪（260万年前至今），黄土高原在冰期时发育黄土层，在间冰期发育古土壤层。前者的粉尘堆积较厚，后者的粉尘堆积较薄。这似乎指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尘输送的多寡，即沙尘暴发生的多少。丁仲礼院士更是在不同地点的黄土地层中发现自西北向东南粉尘颗粒由粗变细等自然韵律，从而指示了古代沙尘的来源方向及其风力情况。可以说，黄土高原见证了沙尘暴的前世今生。

与此同时，那些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沙尘暴，除了飘落在陆地上的粉尘，更有甚者可以漂洋过海，堆积在北太平洋的海底、甚至到北美大陆。科学家们通过对深海沉积物和北美黄土的追根溯源，业已证实这些粉尘部分来自于亚洲内陆。通过类似的研究，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重建了千百万年以来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征……

网络上曾有一种声音：“三北”防护林为何挡不住沙尘暴？

实际上，”三北”防护林不应该为沙尘暴频发“背锅”：其一，在我国，相对于沙尘暴广阔的源区，“三北”防护林的植被面积较小，在春季这段时间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就有限。其二，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护林可阻挡住部分地表的较粗的颗粒物，但远不能挡住被大风带上高空的较细的颗粒物。“三北”防护林作为一项综合性重大生态工程，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沙化防治和退牧还草工程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也改善了下垫面的自然条件，但“三北”防护林并不是“治疗”沙尘暴的“专用药”和“特效药”。我国的防护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季沙尘暴天气也无法避免，如果没有防护林呢？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沙尘暴无国界，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周边国家（中亚一路、蒙古一路）沙尘暴的威胁始终存在，荒漠化防治需要全球治理。天然沙漠、沙化和荒漠化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既然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沙尘暴不能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

（摘编自卢琦、崔桂鹏《飞沙里入大海前世今生问何方》）

材料二：

强风是沙尘暴形成的基本动力条件，只有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每年秋冬季节，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亚欧大陆降温速度要远超海洋，这使得亚洲内陆的高纬度地区（蒙古国以及北地区）上空会形成一个影响数千千米，顺时针旋转高压气旋，也即蒙古——西伯利亚冷高压。高压气旋形成后会向南方暖低压地区移动，冷暖气团交汇，大气环流开始变得不稳定，易于引发我国北方秋季的沙尘天气。进入冬季后，冷气团完全控制我国北方，南方距离沙源较远，因此我国冬季虽然有强烈、寒冷的北风，但却几乎不会出现沙尘天气。进入春季后，我国南方地区先于北方升温，北上的暖气团与南下的冷气团再次相遇，我国北方上空大气环流又进入了与秋季类似的不稳定状态，为春季沙尘天气创造了风力条件。

沙粒尘土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条件。亚洲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分布着大片戈壁、沙漠。它们为我国北方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沙源”基础。再配合来自北方的强冷空气，我国沙尘天气的雏形就逐步形成了。我国沙尘暴主要有境内和境外两个沙源，境内沙源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以及靠近中蒙边境的荒漠、戈壁和沙漠。境外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东南部戈壁荒漠区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荒漠区。目前蒙古国72％的国土面积都已经荒漠化，在其南部有超过40万平方千米荒漠戈壁，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在其14个州中有7个州的荒漠化面积超5000平方千米，其东南部的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也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

除沙源、风力等形成条件外，人为因素是沙尘暴形成过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的过度放牧、滥砍滥伐以及不合理的工矿交通建设等行为，会破坏地表植被，加剧土地荒漠化，为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沙源条件。

（摘编自安磊《沙尘暴的危害和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