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嘶叫的秋蝉，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材料一：

孔子治学主张“博学”，即“多闻”“多见”，掌握广博的知识，成为多才多艺的人。孔子的“博学”思想源自其人性论观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本来都是相似的，只是因为后天习染而有所不同，人与人之间便有了差别。所以，在孔子看来，通过“学”，广泛地学习知识可以改变人、塑造人，使其成为德、才兼备之人。孔子之所以重“学”，是因为学可以去弊。《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与仲由的一段对话：“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六种品德之所以产生了六种弊端，原因在于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不能去除各种鄙陋无知，因受蒙蔽而做事盲目，学则可以增加人的见识，提高人的辨别、分析、自我控制能力，从而葆有自身的德性。由此，“去弊成德”是孔子倡“博学”的目的所在。认识到“学”的重要性，孔子更加强调“好学”“乐学”。“好学”“乐学”是“博学”的前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学习对于一个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能够使他们产生极大的满足感与获得感，求学的人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不断地勤奋努力。孔子的“博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所学内容上，主张知识的积累和拓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学习内容多是继承、积累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文明而有所得。在“诗”“礼”“乐”以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并将其拓展为“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四个方面。

孟子则不同，主张“约学”，认为学习只要提纲挈领，掌握要旨即可。孟子的“约学”思想源自其人性本善的性善论观点，认为学习就是对人之善端的存养，应该向内求，而不必向外学更多的知识。所以孟子“约学”的过程就是保养人之善端并扩而充之的过程，从逻辑上包含“求放心”“由博返约”“深适自得”三个过程。孟子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治学、求学就是求得失去的良善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心本有的，但这四心也只是端倪而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人应该将治学功夫用于求放心之上。然而“耳目之官不思，而弊于物”（《孟子·告子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的本心是善的，由于人追求耳目之欲，压抑了本心，丧失了良心。求得丧失的良心更要养心，克制、减少欲望。“求放心”的过程就是“除恶养善”的过程，需要人内心中有足够的理性审视和判断能力，不因外物的迷惑而盲目纵欲，时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

（摘编自祖国华《为学：先秦儒家的德性圆满之道》）

材料二：

博学和自我反省的关系，同时涉及更广义上的学与思。前面提到的思虑、个体的反省等等，都属广义上的思。关于学和思之间的关系，荀子有一个简要的概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从早到晚，终日思考，却比不上短时间内的学习过程更有收获。学离不开“思”，学与思无法相分。从逻辑上说，这里需要区分广义上的学和狭义上的学。广义上的“学”包括学和思两个方面，前面提到的博学和自我反省都属广义上的“学”。

荀子肯定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对现有知识的把握之上，从学和思的关系来看，这里涉及对已有知识经验的掌握和个体的创造性思考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不能对已有的知识经验一无所知，如果从无出发，所提出来的看法可能只是重复已有的，不会有什么新的意义。掌握了前人已有的知识，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往前走一步。在这一意义上，“思”以“学”为基础。另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学”之上，对整个认识没有新的推进，那就只是囿于前人之知。荀子提到“思”不能离开“学”，主要是肯定创造性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的掌握之上。这一看法与前面提到的博学和自我反省之间的关联相互呼应。

（摘编自杨国荣《荀子的修身思想》）

材料一：

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展开了对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说法，通过与告子对人性问题的辩难，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与仁义没有联系。他把人性看作是人或动物的本能或欲望，提出了“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的命题。孟子则不同意告子的说法，认为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但有口腹衣食之欲，更重要的是人有善良的本性。

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孟子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不忍人之心即善心，行不忍之政，就是实行仁政。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观念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强烈的人性化色彩。

孟子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力量。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人民是诸侯国的三宝之一，如果不加重视，祸必殃身。在治国方面，孟子主张建立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一统社会，“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为此他提出实行“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即实行井田制，使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同时要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商人的关税，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孟子还特别强调要“谨库序之教”，普及学校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人性化色彩的仁政思想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但终因过于理想化，不免有些 “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不为统治者所用。

（摘编自《<孟子>鉴赏辞典》“《孟子》概说”） 

材料二：

孟子对霸道与王道的区分明确了王道以德服人的政治原则和思想路线，对王者的人格塑造更强调了统治者自身 的道德垂范为平治天下之本。这注定了王道决非力政而是仁政。

仁政是孟子特有的政治术语，与孔子所讲的德治同义且一脉相承。狭义上讲，仁政指发端于不忍人之心的统治原则；广义上讲，仁政指以道德而非物质利诱或暴力为手段、为目标的行政原则。以暴力为手段的叫暴政，以道德为手段的叫王道。推行法制叫法治，推行道德叫仁政。由于仁与德、善在儒家及孟子这里是一致的，因此孟子所讲的王道是崇尚道德而非暴力手段，以追求道德之善而非物质之利的政治理想和行政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仁政与王道异名而同实。一方面，王道就是仁政。王道以仁政为实际内容和行政原则——是否推行仁政是判断霸道与王道的标准之一。当然，王道与仁政也有细微差别，那就是：如果说与霸道相对应的王道侧重于平天下的过程的话，那么，1与力政相对应的仁政则侧重治天下的统治之方；在平天下之后，如果说仁政侧重于治国之方的话，那么，王道则侧

重于仁政实施的效果。总之，王道离不开仁政，王道就是用仁政而非力政、暴政来治国平天下。在这个意义上，王道与仁政是统一的。

在孟子看来，对于为政者而言，最要紧的是人品即道德素质——好善。孟子对从政之德的重视在与孔子的对比中看得更加清楚。《论语》记载，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孔子把做事果敢、明白事理和多才多艺等都视为从政的条件，只居其一就具备了从政的资格。孟子则对好善之德倍加关注。其实，好善之所以被孟子为评价或考察从政人员的最高乃至惟一标准，与仁政的最终目标密切相关。为政者的好善，带动了庶民对善的趋从。既然仁政信凭的是以德服人，那么，德便成为考察、衡量、选择和评价为政者最重要的砝码。孟子坚信“仁人无敌于天下”，统治者也是如此。如果统治者能实行仁义，其平治天下则易如反掌。

关于为何平天下即仁政和王道的目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为仁义之善，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以善之手段臻于善之境地的过程。早期儒家有重义轻利的倾向，孟子则把这一倾向推向更高境界。他指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又说：“鸡鸣而起，孽孽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孽孽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梁惠王上》）按照孟子的逻辑，人们的行为或为善，或为利，其间势不两立、不可调和。孜孜求善的仁政、王道与利不共戴天，正是在排斥对利的追逐中完成仁义的。这是孟子关于利与善的基本观点，也是他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

（摘编自魏义霞《王道与仁政——孟子政治哲学研究》）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