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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河北省鸡泽县第一中学2016-2017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

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红楼梦新证》一书的创作深得胡适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使周汝昌成为学界“红人”,也使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 B、周汝昌研究红学的许多观点深受“大拿”的影响,他晚年提出的林黛玉“沉湖而死”等,就是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C、周汝昌认为,“红学”中的文学性研究应与《三国演义》等小说的研究要区别开来,不能用一般研究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 D、周汝昌的“红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红学”研究方法虽得到一致认可,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一直饱受争议。 E、周汝昌多才多艺、勤学善思又特立独行。研究红学,他一旦投身期间便矢志不渝,虽毁誉参半,但终难否认其红学泰斗的地位。
(2)、简析文章结尾“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一句在文中的作用。

(3)、综观周汝昌的一生,这位大家身上体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 请结合全文及相关链接,谈谈你的理解。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1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爱书之人范用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

    从打包、收发开始做起,范用由出版社的一名小员工,最后做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刊登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除了《随想录》,范用经手出版的经典还有《傅雷家书》、《牛棚日记》等书。除了创办《读书》杂志,他还创办了《新华文摘》。此外,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其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范用退休后,曾在《一封感人的来信》中写道:“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志趣。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面对市场化的浪潮,这是范先生对出版同行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出版家内心的坚守。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相关链接:①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吴丛丛《书痴范用》②范用1985年被“一刀切”退休,不过风采依然,见过范先生的人都知道,范用很有范儿,喜欢戴顶深色贝雷帽,穿红毛衣,戴红围巾,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书卷气十足,甚至被朋友们戏为“最爱美的出版家”。——黄离《我和范用的“缘”》③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张惠卿《〈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阅读下面的传记,完成后面题。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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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人生

夏明亮

    马寅初于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家庭。父亲把继承家业、进一步振兴家声的希望寄托到他身上。对于父亲的安排,少年马寅初表示不满。在父亲鞭打逼迫下,他毅然跳入江中,以死抗争,幸而被人救起。终于,由人作保,16岁的马寅初踏上了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艰辛之路。他先后在上海育英书馆、天津北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勤奋苦读。其间,马寅初的父亲与他断绝了一切经济联系;这给马寅初的求学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他历尽苦辛,百折不挠。

    毕业后,马寅初于1916年回到阔别多年、灾难深重的祖国,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了北大经济系教授。

    在长期的观察研究过程中,马寅初深入了解并掌握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聚积财富的内幕材料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大发国难财的罪恶事实。对此他深恶痛绝,大加鞭挞。

    蒋介石政权慑于马寅初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只好采用软的一手,欲派马寅初出国考察,并许以驻美大使职务。马寅初向社会各界严正声明:“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他断然拒绝这个“美差”,斩钉截铁地回答蒋介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祖国!”

    在对马寅初采用拉拢、利诱、收买、威胁等手段统统失败之后,蒋介石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动用宪兵,秘密逮捕马寅初,在集中营关押近5年。出狱后,他照例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在演讲时他干脆事先写好遗嘱。当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曾联名赠送给他一块大横匾,上书“马首是瞻”四个大字,可谓直抒民意。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已达6亿,并且以每年1300万左右的速度剧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年届古稀的马寅初立即投入到人口学研究领域。经过5年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在中国,控制人口已是刻不容缓!并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建议——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对人口控制要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实行行政干预,并辅之以经济措施,实行普及应用节育方法,等等。

    国内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针对一些歪曲事实、以势压人的批判,马寅初公开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不应向困难低头。”

    他坚定地说:“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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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相关链接】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有《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光纤之父”高锟一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对方说从瑞典打来,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大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十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水晶碗,以前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最倒霉的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

    1959年激光发明,令人们开始畅想激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此时高锟就职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潜心研究,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妻子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经常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构想,“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这一构想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各种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二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晚上有私塾老师教他四书五经,白天则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式学校透出的自由民主科学气息深深影响到了童年时的高锟。高锟幼年时就对科学充满兴趣,最热衷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叫停,他转而又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先是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他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一次,高锟正要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额遮盖校徽,扰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后,一位记者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三从中大退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科研之路。《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黄美芸晚年评价高锟是“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她与高锟相识于同一家公司,从此携手60载。19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将换尿布等家务活全包。获得诺奖后,黄美芸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27日)

【相关链接】①“先生携光而来,也随光而去,留下的是穿梭不息的无限纤丝,创造的是不断向前的光明未来。”(2018年9月23日,高锟逝世,网友留言悼念)

②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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