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家阎肃：不“严肃”的时髦“80后”

    作品丰富、已经过完85岁生日的阎肃从没让人觉得他“老”过。

    平常，每次儿子阎宇和儿媳刘莉娜回家去看老两口，吃过饭，坐不上几分钟，阎肃往往会说：“你们回去吧，我要工作了。”他不跟家人念叨自己在创作上犯了什么难，也不给儿女定规矩要求他们每周回来几次陪他。在家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坐在书桌前。看书学习，抄写稿子。他就这样不断写出优秀作品，歌剧《江姐》就是他利用18天婚假创作的。

     “别看他叫阎肃，却不是一个严肃的人”。阎肃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说起他，谈及最多的，就是“爱开玩笑”、“童心未泯”。在西南文工团时，阎肃总爱开玩笑、讲故事，就有人给他提了意见，说他太不严肃了。他就干脆把名字从阎志扬改成了阎肃。在他看来，一个人心态要好，遇到事情不较劲，这样一切烦恼都是浮云。空政文工团创作室的舒楠封他为“神奇的老顽童”。2008年，中央1套要播一部电视剧，请舒楠负责配乐和主题歌，阎肃写词。导演对谱曲要求很高，既要流行又要有地方特色。阎肃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周杰伦式的说唱音乐？”这句话出自年近八旬的阎肃之口，舒楠感到“实在是太超前了”。他按照阎肃的意见谱曲，效果非常好。年过八旬的阎肃常常笑称自己是“80后”。他懂Rap，听周杰伦，喜欢李宇春，自称是“老玉米”。阎宇说：“他有好奇心，如果有什么新事物出现了，他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阎肃曾作为演讲者出现在央视《开讲啦》的舞台上。讲完后用他高昂有底气的声音说：“我就怕你们吐槽啊，来点赞就好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制片人卫晨霞今年“八一”建军节策划了一个名为“八一快闪”的新节目，在一段视频中，总政歌舞团的演唱者白雪、蔡国庆、阎维文等人突然出现在军事博物馆的广场上，唱起了军歌。策划这个活动时，有些拿不准的卫晨霞打电话给阎肃，给他介绍什么是快闪，问这种形式行不行得通。老爷子在电话那头儿回了一句话：“行，就得新，就得好玩儿！”

    除了在歌曲“作词”一栏中看到他的名字，这位爱哈哈大笑又极富幽默感的老爷子也常出现在歌唱节目中担任评委。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星光大道是他常去的地方。和他一同担任过评委的蒋大为回忆，录节目通常要到半夜，年过八旬的阎肃跟节目组要两盒饺子，然后打包回酒店，“吃着饺子，再喝上二两小酒，看场足球比赛，他就满足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感觉是，阎肃喜欢研究唐诗宋词，尤其喜欢庄子，“阎老之所以会参加那么多活动，是因为他的国家认同。只要节目能反映家国情怀，他都乐意去做评委，去表达他的想法”。

    阎老“人老精神不老”，他与我们祖国的进步、军队的发展、人民的喜怒哀乐，以及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谐共振。这就是他永葆艺术青春，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面对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渐渐淡化，阎肃用一首《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面对海峡两岸的融冰之旅，他用《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呼唤着多少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母亲的心。阎老创作的核心理念，永远接地气。

    卫晨霞说：“阎老对‘军营大拜年’节目情有独钟，就因为我们总是去最偏远、最艰苦的边防哨所，他说我们为兵服务，节目‘走得早、走得远、走得正’。”

    在艺术界，阎肃平和敦厚，与人为善；可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他义正辞严地给予批评；在大是大非和原则面前，不较劲的他更勇于较真、爱憎分明、决不退让。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刮起一股恶搞红歌、扭曲主旋律的歪风邪气，阎肃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抵制，并在歌坛发起“抵制恶搞”的倡议。他说：“我不怕一两个人骂，就怕老百姓戳我的脊梁。”

    有人说，阎肃就像麦穗，果实累累，但始终低着头。无论是文工团开会，还是担任文艺节目评委、嘉宾等，阎肃总是精心准备，提前到场。阎宇印象特别深刻：“从小到现在，但凡和老爸一起出门，路上甭管遇到什么人，花匠、木工、烧水的，他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招呼：您好！阎宇说，这么多年老阎同志没教过他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尊重身边所有的人。”

（摘自《大家》2015.12有改动）

马云的大时代

章苒

    1982年，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上发表。有个瘦小的年轻人在杭州火车站的一个角落，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18岁的马云，那时刚刚从蹬三轮车的临时工升格为收发信件的助理——仍旧是临时工。被文学作品鼓舞着，他认真参加了第二次高考，数学只得了19分。一直到1983年，马云还在复习。

    按照世俗的眼光，那几年，马云就是最失败的人：高中复习班怕影响升学率，不要他；从小梦想当兵，去应征，身高体重不够；考警校，被拒绝；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面试肯德基，20多个人全录取了，只有他被拒绝。只有英语还在给马云信心，学校的英语课是语文老师教的，上午现学两小时，下午就来教。马云觉得不行，自己带上一群同学，早上5点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门口集合，给老外当免费导游学英语。一群老外“前仆后继”，于是就“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马云——尽管没有出过国，马云却成了半个海归。

    1984年，马云考进杭州师范学院。英语课上他一开口就震惊了全班，那种“舍我其谁”的“范儿”让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那时学生会的建设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一天一个点子，搞排球比赛，组织辩论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附近高校学生会的同学都认识马云，他一来就是借东西，最多的一次，去6个学校借了设备，好在马云当过三轮车夫，骑车是他的强项。油印的杭师院校报里这样描写他：“咬一咬牙，他骑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马云越来越有做一点事情，与时代合拍的冲动。从倒小商品到创办中国黄页，他就是个骑着自行车，精力旺盛的小微企业主，半个杭州的企业都被他敲过门拉过广告，不过绝大部分人都把他当骗子。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即使马云在他办公室说了一上午，也没有“上当”。“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巴巴创办时这句口号，其实在长达数年时间里一直是马云心底的呐喊——多少年后这个梦想实现了。有一阵子马云去外面吃饭喝茶，常有人默默替他结账，留下一张纸条：马总，谢谢你，我在你这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中国黄页有段时间被商务部看中，一个人月薪几千元，给政府办电子商务网站。那时大家都想，这下总算熬出头了。马云却不这么认为。对于那个被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改变的大时代，他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预见和规划，于是，草创了阿里巴巴。

    如果说金庸是在用武侠写成人童话，马云就是在一家企业里构想属于自己的成人童话。

马云前一阵一直追在几个高管后面，吃饭时不停地说快递员有多不容易，能不能建一个系统让快递员轻松起来，结果菜鸟物流就这样诞生了。银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沈国军本来干得好好的，一激动辞去了银泰集团的总裁职务，转而接手菜鸟物流的首席执行官。

    颠覆了零售业，颠覆了物流业，下一个是银行业。公司有高管受不了，问，还有完没完？马云回答：一个公司是不是伟大，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要看它有没有为社会解决问题。

    阿里巴巴拿到第一笔5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以后，有一次一个分析师让马云到北京见一个人，但这个神秘人物要求不透露身份。马云推开UT斯达康北京总部一个会议室大门的时候，吓了一跳：吴鹰、张朝阳、王志东都在，而且西装笔挺。马云开口讲了三四分钟就被打断了。神秘人物问：“你要多少钱？”马云说：“我不要钱，我现在有钱。”“你一定要花我们的钱！”这就是传说中马云面对软银董事局主席孙正义那6分钟。孙正义赌的是马云这个人和对于互联网未来的预言。孙正义还赠送马云另一个预言：你会成为杨致远那样的人。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快到达美好未来的工具。马云看清了这一点。他今天的工作，就是想明天会怎么样。

    马云成为首个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大陆企业家时，阿里巴巴正如日中天。他这时要搞淘宝，大家都反对，谁会从网上买东西？马云说，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只要等80后、90后成了消费主力就可以了。

    2013年，49岁的马云突然宣布退休。因为想到了阿里巴巴以后怎么办。他要确保没有马云，阿里巴巴仍然是一家代表年轻和未来的企业，永远拥抱变化。如同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所言：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也许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阿里巴巴注定属于未来。而马云，来自未来的某个大时代。

（摘编自《新华网》）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 ”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相关链接：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关山月——民族气节传千秋

柳琴

    1989年冬，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法大会，归来时已是1990年初，楚图南建议我途经广州时访问关山月、商承祚、欧阳山等老前辈。楚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人说画常说价，我言民族气节传千秋。抗战时期，关山月在画家中是“以笔代戈”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关山月1912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埠场果园村，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他原名关泽霈，自幼喜爱作画，所见之物皆可入画，被乡里称为奇才。他的父亲教子极严，令他从六岁开始读私塾，经、史、子、集，诗词、书法都要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国事与艺坛的巨变中，少年关山月立下了以笔墨报效国家的志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丧在日寇之手，他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用“子云”的笔名举办画展，开始“以笔代戈”，伸张民族大义。

    1935年，他入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画，由老师更名为关山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使城镇百业凋零，大片乡村哀鸿遍野。1938年广州沦陷，他与妻子在撤退时失散，经历了国破家亡、与牲畜为伍的岁月。关山月寻师到澳门，住在普济禅院。这两年中，关山月创作的抗战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逃难人民所受战乱之苦，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震撼人心。那时，关山月以教书为生，还在慧因法师的帮助下教绘画班，白天写生创作、筹备抗战画展，晚间忍受着饥饿研究画艺。抗战画展经费不足，装裱没有钱，慧因法师援之以手，为关山月签名担保。在香港、澳门举办的抗战画展取得成功，叶浅予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同时，他创作的《渔民之劫》等四幅作品入选由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只展不卖，他的花鸟山水画受人喜爱，被抢购一空。当他归还装裱费时，慧因法师已为他付清此账，还叮嘱他将钱用于抗战画展在大后方的巡展。关山月永远忘不了慧因法师的高风亮节，忘不了这位出家人对抗战画展的慷慨资助。

    1940年，关山月告别恩师高剑父、知音慧因法师，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广州，因无法战地写生，他辗转到达大后方。关山月一面在云、贵、川写生，一面在桂林、贵阳、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开办抗战画展，用画笔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等一大批抗日的文化人士，他的绘画技艺也不断升华。他创作的《黄河冰桥》《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等一大批作品被各界称赞。于佑任为他的《哈萨克鞭马图》题词，吴其昌为他的《漓江百里图》题写长跋，张大千花一千元高价购买他的一幅山水，美国新闻处出高价欲购关山月所摹敦煌壁画。徐悲鸿评价他的画：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他题跋：纯以写生之技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朱光潜预言关山月的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1946年他的名作《祁连放牧》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在巴黎举办的教育展览，备受赞誉。1948年他应邀出任广州艺专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从此走上了画家与美术教育家的新历程。

    关山月一生与民族同忧同喜。1949年他参与绘制巨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的豪迈心情。1959年他与傅抱石合作了《江山如此多娇》，画面气势宏大，喷薄而出照耀千山万壑的骄阳，吐露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关山月饱含激情为联合国中国厅创作了巨幅《报春图》。1976年，关山月以《松梅颂》表达全国人民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直至胜利的自信。几十年来，关山月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画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1978年，日本《读卖新闻》把关山月的《俏也不争春》评为世界名画。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多次代表国家到国外交流讲学、办画展，美国加州长堤州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艺术大师称号。

    关山月特别喜爱梅花，爱她的风姿，更爱她的风骨。1993年我主持操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赴广州征画，他慷慨地拿出大幅《梅竹图》参展。他与楚图南都爱梅花。楚老曾为关山月题写过一首梅花诗，诗曰：“不怯严寒不争春，清梦幽香月下魂。万般心事如相问，应比梅花瘦几分”。楚老去世后，我将楚老生前为关山月所书的一幅梅花诗遗墨转给他，关山月非常珍视。去年夏天，正当我为楚图南诞辰100周年筹备出版纪念文集时，关老携女儿关怡来京，送来一幅他写的“一生心事问梅花”。他告诉我，这幅字取自于楚老生前常用的一枚印章。我把这幅字用于楚老纪念文集的封面。关山月常以梅花自喻，在文革初期，他因画梅花而被批斗下放。但他依旧深爱梅花。他对我说：“我关山月永远是布衣本色，只是风骨不改。”

（选自2000年08月07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