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

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

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从内心里燃烧

——李安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近日，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携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来到中国，在整个电影市场掀起热潮。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题材和技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不少影迷都对他和他的这部新作充满期待。

    记者：您不断挑战自我，让自己完成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您的电影理想吗？

    李安：我虽然60多岁了，但还在成长，好像年轻人一样。成长包括我对电影的追求的成长，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和人们内心的观察的成长。我也需要活力，甚至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会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我很喜欢拍电影，也很喜欢学电影，有人投资让我去学去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福分，我也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次爬一个高峰，我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学到谦卑。中国人讲“学然后知不足”，我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开始探索新的问题，这是我保持活力的方法，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无所谓挑战。

    记者：所有人都非常关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的每秒120帧、4K、3D这些全新技术。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这些新技术拍摄的故事长片，作为观众，大家应该做什么心理准备？

    李安：我一方面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再进去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是最好的，把自己过去的观影习惯摆在一旁，才能够很放松地进入新的电影世界去体会。因为电影从诞生时就是展现平面的，现在这个新技术把幕帘打开了，但本质上还是内心的表达。

    记者：这部电影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当初看到原著，觉得非常内在，写的是比利·林恩这个男孩子头脑里一天的思绪，但是不容易被看到，我就决定用新的方式进行表达。人生是一场“秀”，也是一场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同伴的心情也很难叙述。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更容易看到真相，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完全开放的。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喜剧性，也有点讽刺性，以这样的题材拍一部新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影片给我们一种看到真、善、美的感受。您觉得现在电影技术每秒120帧是不是技术的极限？

    李安：现在这部电影不但能从银幕上看出演员的气色，体会到台词和潜台词，对角色的心态、气质和用心也都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常说真、善、美，“真”里面也有“善”和“美”。每秒120帧是新的开始，光追求帧数却不会去有针对性地拍，还是不行。怎么把技术的东西做成艺术，商业上怎么发行，最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电影文化的生态、电影人的思维习惯、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一个层次做上去。我觉得数码电影是很有潜力的，现在我是写实性的，将来可能抽象性的、轻松浪漫的也可以用这个技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李安：中国电影市场一直都有好片子。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我还是那句老话，“现在好像是黄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能够多做点，扎下根”。过去美国市场及其思维方式是主导。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电影不光对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一个新的导向，非常期待它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艺术这行或者娱乐这行，我感觉需要一种燃烧的热情，必须真诚地往内心里面深挖。我们人生中真实的东西，去触摸它，都是挺难受的，要经过美化、艺术化，自己要真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燃烧的热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喜欢这么近地看人，是因为看清对方就是看清自己，了解人性。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 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

    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竞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

    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猫婆

冯骥才

    我那小阁楼的后墙外，居高临下是条又长又深的胡同，我称它为猫胡同。每日夜半，这里是猫儿们无法无天的世界。它们戏耍、求偶、追逐、打架，吵得人无法入睡。为了逃避这群讨厌的家伙，我真想换房子。奇怪，哪来这么多猫，为什么偏偏都跑到这儿来聚会闹事？

    一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他视猫如命。

    我说：“我挺讨厌猫的。”他将一个白色的东西放在我手上：一只毛绒球大小雪白的小猫缩成团儿，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一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对朋友说：“太可爱了，把它送给我吧！”

    蓝眼睛一入我家，便成了全家人的情感中心。每当它闯祸，只要一瞅它那纯净光澈的蓝眼睛，火气顿时全消，反而把它拥在怀里……我也是视猫如命了。

    入秋，天一黑，不断有大野猫从猫胡同爬上我家的房顶来。我关紧通向晾台的门，蓝眼睛便发疯似的抓门。我知道它在发狂地爱，便打开门不再阻拦。一天夜里，它再没回来。

    家中每个人全空了。我房前房后去找。一个孩子告诉我，猫胡同顶里边一座楼的后门里住着一个老婆子，养了一二十只猫，人称猫婆，蓝眼睛多半是叫她的猫勾去的。

    当夜，我钻进猫胡同，在黑暗里寻到猫婆家的门。我冒冒失失地拍门，非要进去看个究竟不可。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老婆子出现——这就是猫婆了。

    我说我找猫，她立刻请我进屋去，是间阴冷的地下室。一股噎人的猫味扑鼻而来。屋顶很低，正中吊下一个很脏的灯泡，把屋内照得昏黄。一个柜子，一座生铁炉子，一张大床，地上几只放猫食的破瓷碗，再没别的。

    猫婆问我猫的样儿，我描述一遍，她立即叫道：“见过见过，常找我们玩，多疼人的宝贝！丢几天了？”我盯住她脸看，只有焦急，却无半点装假的神气。我说：“五六天了。”她的脸顿时阴沉下来：“您甭找了，回不来了！”我很疑心她骗我，目光搜寻可能藏匿蓝眼睛的地方。猫婆的手忽向横着的铁烟囱上一指：“这都是叫人打残、摔坏的猫！我把它们拾回来养活的。您瞧那只小黄猫，孩子们想要烧死它，我一把抢出来的！您那宝贝丢了这么多天，哪还有好？现在乡下常来一伙人，下笼子逮猫吃，造孽呀！”

    她说得脸抖，手也抖，点烟时，烟卷抖落在地。烟囱上那小黄猫跳下来，叼起烟，仰起嘴递给她。猫婆笑脸开花：“瞧，这小东西多懂事！”

    面对这受难猫儿们的救护神，告别出来时，不觉带着点惭愧和狼狈的感觉。从此不知不觉我竟开始关切所有猫儿的命运。猫胡同再吵再闹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猫叫成了我的安眠曲……

    转过一年，到了猫儿们求偶时节，猫胡同却忽然安静下来。

    我妻子无意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猫婆死了。同时才知道关于她的一点经历。她本是先前一个开米铺老板的小婆，被大婆赶出家门，住在那座楼第一层的两间房子里，后又被当做资本家老婆轰到地下室。她孑然一身，拾纸为生，以猫为伴。

    曾有人为她找了个卖肉的老汉作伴儿。老汉受不了猫闹、猫叫、猫味儿，就搬出去住。而她坚持与这些猫共享着无人能解的快乐。

    前两个月，猫婆急病猝死，老汉搬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些猫统统轰走。被赶跑的猫儿每每回来，必遭老汉一顿死打。

    一种伤感与忧虑从我心里漫无边际地散开，散出去，随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重的空茫。入冬后，我听到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

    我家对面一座破楼修瓦顶。白天换瓦时活没干完，留下个洞，一只猫钻进去御寒；第二天瓦盖上，这只猫无法出来，急得在里边叫。住在这楼顶层的五六户人家谁也不肯将自家的顶棚捅坏，放它出来。这猫叫了三整天，直至声音消失！

    听到这故事，我彻夜难眠。更深夜半，天降大雪，猫胡同里一片死寂。忽然，后墙下传来一声猫叫，在胡同深处，猫婆故居墙头上，孤零零趴着一只猫影，蜷缩一团，凄婉哀叫。不是那只小黄猫吗？忙叫声：“咪咪！”谁知将它惊动，起身慌张跑掉。

    猫胡同里便空无一物。只剩下一片夜的漆黑和雪的惨白，还有奇冷的风在这又长又深的空间里呼啸。

（选自《灵魂的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