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 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走向海洋

阿来

    ①当站到一幅巨大的地图前，就发觉自己的目光已经改变。过去关注点总是高山与大河，那种蜿蜒与逶迤，给人已经上路、地平线上景色不停变幻的感觉。自从在中国渔政南海总队302船上有一次南海之行后，当我再次面对地图时，眼光就不由自主地投注于那片宽阔的蓝色海疆。感到脚下坚实的土地开始起伏，开始晃荡。

    ②海洋像天空一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她是多么陌生啊!

    ③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难于忍受她的单调，当她迎风起舞时，我们又无法面对野性的动荡。我们在黄土中的根，扎得实在太深太深了，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居，也实在是太久太久了。很久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度是中央之国，是大地的中央。天空出现在头顶，是为了完成穹庐般罩子的使命；大海呢，那是大地床帷一样的漂亮的镶边。大海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从来不是出发之地，而是边缘与尽头。直到近代，才有一群群中国人来到海边，向遥远的彼岸瞭望，才有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到了海上，不是为了像收获庄稼一样用网打捞一点鱼虾，而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强国富民的梦想。

    ④对一个生命意识与文化传统都深深扎根于黄土之中的民族来说，海洋或者是遥远的传说，或者就是外敌侵入的风险。所以，明代虽然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他督造的七宝楼船，也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独的辉煌。郑和的故事，只有在今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海洋重要的时候，才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个另类的英雄才被真正地记忆。更能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历史是，同样是在明代，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消失于海上之后不久，并非正规国家军队的倭寇，从海疆上不断地侵扰，居然成为明帝国的心腹大患。中国在海洋上遭受屈辱，并不是到近代才有的事实，而是当中央之国尚称强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明代，郑和的船队至少到达了非洲。但在同一个明代，面对倭寇的骚扰，来自农耕文明的军队只是在陆地上筑起城墙，而不是到广阔的大海上展开抵御外侮的战场。

    ⑤就在来自海上的倭寇之患平息不久，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经过漫长的充满风险的海上航行登陆中国。他在书信中向自己远方的国人报告对这个新到国家的印象：“我们依然很难相信，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庞大帝国，拥有的军队不计其数，却始终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利玛窦还有些费解地指出：“他们害怕那些小国家。”

    ⑥明代早已成为编年史的一个逝去的段落，但这种文化习性却带着巨大的惯性在持续着。对灾难与风险，更多国人的选择是视而不见，或者遗忘。

    ⑦面对来自海洋的危险，封建帝王的选择是海禁。这让我想起一个二战时的故事。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秘密集中了大量的舰船在英国海岸。舰船实在太多了，为了不走漏风声，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决定让英国沿海居民后撤一段距离。但这个决定引得丘吉尔首相愤怒咆哮：英国人的习惯从来就是逼近，而不是离开海岸!不行，任何理由都不能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结果盟军不得不采取别的措施来保证计划的施行。

    ⑧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海洋只是海边渔民收获一点鱼虾的水上牧场，至多，也只是在故乡无以为生的人们流浪异国求生的危险丛生的通道。使国人海洋意识苏醒，切肤感受到海洋主权之痛的是一部血腥的近代史，一个帝国幻梦的破灭，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⑨因此，南海总队这次巡航守礁的行为本身，就蕴涵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天然的权利的时候，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一个国家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艰难曲折，波诡云谲，那么需要智慧与坚定。好在，我们已经在海上了。海图上的航线虽然有些曲折，但终归是指向遥远海疆。我站在302船的驾驶舱里，看到中国海上，台风过后，终于迎来壮美的日出!

    ⑩那时，我感到不是一艘船在劈波斩浪，而是整个中国，正在走向海洋!中国要走向世界，没有办法不走向海洋!

（选自《看见》，有删改）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如“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监察官员被称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秦汉时期的反腐败》，有删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果没有战略科学家的远见，没有“会当凌绝顶”的战略视野，中国的创新就难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而钱学森一生最为珍视的系统工程的战略思想，对今天的创新中国建设大有启示。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他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总结了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的理念。

    “系统论”的颠覆性思想，实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现代科学家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以“还原论”为思想为基础，这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就是把复杂对象不断分解为简单对象，将全局问题不断分解为局部问题来解决。“还原论”是现代自然科学取得成功的方法论基础。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原论”日益暴露出无法突破的瓶颈。

    例如，认识了基本粒子还不能解释大物质构造，知道了基因也回答不了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晚年执着于研究“统一场”理论，想把物理学中的强力、弱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四力统一起来，把时空、质量、能量、温度、电磁场等所有物理学概念和研究对象通过严格的数学理论全部统一到一个大体系中来。

    这就需要解决由下往上的问题，也就是复杂性研究中的所谓涌现问题，这是还原论方法解决不了的。

    而3000多年前，诞生在中国的整体论思想，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的思想，对于破解“还原论”的弊端，具有哲学上的指导意义。

    钱学森的贡献在于，在哲学层面，将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形成系统论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出发将系统进行分解，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实现系统的整体涌现，最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

    在方法技术层面，钱学森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获取“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智慧指明了方向。其实质是把机器的逻辑思维优势、人类的形象思维与创造思维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数据、信息、知识、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新人类”。

    系统论的方法不仅将对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钱学森指出的，系统科学的出现，还是一场诞生在中国的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钱学森的这一系列思想，“集东西之大成、通古今之变化、汇天地之至美”，需要我们不断运用、不断发展，从而走好我们新时代的创新道路。

（摘编自薛惠锋《从钱学森系统工程中汲取创新智慧》）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